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 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论的五斗米，其实也与钱谷混合的官俸制度有关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晋百官表注》说：“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 ，米十五斛。” 这位陶令按月得2500钱，米15斛，以每月30天计，恰好是一天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 米究竟值多少，需与同时代人作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县太爷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的人食用一月。无论怎么讲 ，衙门里的这份法定收入，不能算是太低吧？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俸禄还不止钱谷两项。从西晋开始，官场上又有品官占田制， 占田上的收获，全归官员。西晋时连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到东晋时，半壁江山丢了， 只好大家“减薪”。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占田是三顷，他想全部种上秫（ 糯米之 类，可以酿酒），说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县令太太不答应，“固请种粳 （大米之类） ”，夫妻坐下来，开个生产研究会议，最后决定是“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陶渊明在《归去来 辞序》中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 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死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作者揣测，“犹望一稔” 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 陶令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南北朝官员的俸禄，大多是依循两晋，但是从有关史料来判断，占田上的收入是以年度 为发放单位的。《南史·循吏列传》上说，“时郡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 皆入后人”。襄垣县令阮长之将去任时，后任还没有赶到，“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是一 种品德高尚的表现，被史官记载进《南史》中；他倒没考虑到因此一来，襄垣县衙门里会有 一个权力真空的过渡阶段。大概这种以芒种为断的收入分配法会引起不少交接印绶时间上的 麻烦吧，况且也不太合理，“始以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424～453）末改此 科，计月分禄” 。不过照作者想来，田里的谷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见得去任官员到秋收时再专程前来割禾 折算。那又该如何“计月分禄”呢？恐怕只能是提前“发薪”了。
隋朝的俸禄完全还原到西汉，就是谷物一项，京官正一品禄900石，最低从八品是50 石；州县衙门里的官员，按管理的户数给禄，比照京官，数目当然不会高。唐代又是另一套 ，最初是土地、实物和钱货三项并行。土地叫职分田，七品官是三顷，八品是二顷五十亩， 九品是二顷。职分田皆取百里内之地，一般按亩收六升的租率出租，不再像陶渊明那样“使 吏耕种”。若按土改划成份的标准来衡量，那会儿的州县官员都是土地出租者，可以戴上官 僚地主分子帽子。但是从一些史料记载来分析，唐代时职分田上的收入似乎又是以年度为发 放单位了。《封氏闻见记》上说，“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高利自濠州 改 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这种行为和南朝时的阮长 之差不多，都是古代州县官谦让俸禄的佳话。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2）
唐官的实物收入，仍旧是粮食，一年发一次，可是地方官一粒米也不给。贞观八年（ 634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说是这样不合理，这才制定外官禄，分春秋两季给付，有 时也用 盐代替。说到州县官员的现钱收入，更复杂一些，前期的办法是用出租“公廨田”的租息按 职务高低分配，先以县太爷定个数目，县丞取太爷的二分之一，主簿县尉又减县丞三分之一 领取，以下更有几分之几的讲究。换句话讲 ，各人收入多少，是同当年“公廨田”的租价高低直接联系的。“安史 之乱”以后，国家给州县官员制定了统一的俸钱标准，县令是四十贯，县丞三十贯，主簿和 县尉 各二十贯，按月支取。但是依照“两税法”，全国都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比较富庶的州县， 官 员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额定数字；反之，那些贫困地区里，州县官很可能连定额也拿不到。 一句话，收入是丰是薄，全看“本单位”的“经济效益”。
北宋起，俸禄以货币为主了，这和当时商品经济已获得相当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是相一致 的。依王NC031著《燕翼诒谋录》披露，宋初时官员俸入极微，县令月俸不满十贯，而 且三分之二发给茶叶、盐和酒等国家专卖品，县尉的月俸才三贯五百七十，比起唐代来不知 要减了多 少倍。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京县知县的月俸升至 现钱25贯，米麦 共7斛。但是地方上官员的现钱收入仍不及京官，每月只能拿定额的四成。彭乘所著《墨客 挥犀》上，记有一则小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向他哭穷，希望他资助点粮 食，县尉作诗答曰——
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
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凉。
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
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五贯五百九十之数，当是“普调”后的标准，但仍是“虚钱”，兑现时还是打折扣的。 其实早在唐代时，就有国家财政困难时官员一律支半薪的做法，如能搭一部分实物发放，还 算是不错的。然则尽管如此，一个进士出身的县尉还要抱怨家属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 在当铺里没钱取回，要想开荤吃点肉亦困难。其实只要是小官，都还有半斤肉票供应，沈括 《梦溪笔谈》记：“旧制三班奉制，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宋真宗年号， 1008～ 1016）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 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估计是又加了一次薪 。
当然，月俸高低，应该与物价作横向比较。周密《浩然斋雅谈》录有一首绝句：“小小 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 官卖粮价，是“ 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梦溪笔谈》载“京师食盐，斤不 足三十五钱”；《铁围山丛谈》载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时，“售 鱼可二十鬣，大小 又弗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照这些价格推测，县尉一家的温饱生活是可维持的。何况 除了月俸外，还有什么茶汤钱、厨料、薪炭等名目，加拢来真不错了。
州县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才发给的，估计是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 溪笔谈》记信州杉溪驿舍中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 个州县下僚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 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留宿的人 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 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又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写满了，好事者又将其编成一本书， 题为《鹿奴诗》。可惜这本书现在找不见，不然定能从中获取不少有关当时州县月俸的知识 ，也可了解一些舆论对此的看法。
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 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 容斋（迈）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于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 不过很可能那时 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微，并且是 米钞搭配，县太爷年俸为90石，丞、簿、学官等由78石到66石不等，未入流 的杂职才36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 ？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20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 时，礼部尚书 胡NC032兼管户部事，为节流而在官俸上动脑筋，提出以每石折10贯发钞，少师蹇义与 之争论， 最后折衷为15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记闻》卷10）。其后通货 膨胀，钞价日贱 ，又以布折米，比价是一匹布折200贯。江南织布业发展极快，布价又跌，一匹布才折银三 分。州县衙门官员可以明份账从国家那里拿到几多“俸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了。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3）
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 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45两，前文引过一首《十得歌》， 第三句谓“三十俸银领得”，那就是佐杂的定额了。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 元朝时品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 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 没 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一千几百 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 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 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 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 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 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 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一律作为赃物。清代史学家赵翼 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 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NC021记》卷14）
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 以来州县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这一点，我们将放在本书 的第七章里分析。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1）
东汉桓帝时，冀州发生大饥荒，“盗贼群起”。朝廷特命范滂为清诏使去那里按察州县 吏治。范滂的专车刚进入冀州境内，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州县官员，“望风解印绶去”。这 叫啥？这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后汉书》作者在《范滂传》里特地写上这一笔，意在突出传 主 的清廉和气势，但是读者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会儿州县衙门里官员主动离职不当回 事，类似的事例，在《后汉书》、《三国志》这类正史中还可找出好多：有的县令因为公事 棘手，偷偷溜了；有的县令同情复仇杀人者，干脆和他一起跑了。还有更可笑的：赵咨当东 海相，上任时路经荥阳，这里有个县令曹NC034和赵咨是熟人，特地等候在道边想拜见 一下。赵咨 让车子赶紧驶过，曹太爷“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 ’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后汉书·赵咨传》）这就难怪 赵翼在《廿二史NC021记》中感叹，“法网亦太疏矣”！
哪一张“法网”太疏？行政法。
其实，早在秦代，国家就有专门用来管束官员的行政法规，秦简中的《置吏律》、《 效律》等，都属于这一类。汉承秦制，还增添了不少内容，只不过还嫌太疏阔而已。到了三 国时，行政法网收紧了。魏国的长陵县令吉黄听说老上级赵温死了，赶快跑去京城奔丧，即 为司隶校尉钟繇逮住，责其不该擅离职守，依法处死。相同的法规，在吴国也制定过，哪怕 是死了父母，也不得随意去奔丧。有个大孝子孟宗，也是县衙门里的正堂，听说母亲死讯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