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例还要有和尚道 士一起来凑热闹，如同做水陆道场一般。唐人所著《群居解颐》上说，当时南中是块小地方 ，缺少红尘外的人，所以每当“圣谕”传来，都要弄些假和尚假道士陪位。唐昭宗即位后， 派柳 韬任容管宣告使，到这里来传达新皇帝宣布登基并实行大赦的“圣旨”。县署临时抓夫，充 当假僧假道。有个光头位置站错了，陪同柳韬前来宣旨的太守王弘觉得奇怪，责问他是怎么 回事。那人发牢骚说，“还没轮到我服役的时间呢，去年已当过文宣王了，今年又差来当和 尚！”周围的人无不笑疼肚子（转引自《说郭》）。到了宋代，“诸州皆有衙乐 ”（《宋史·乐志》），即每一个州县衙署都有一支召之即来的乐队，专备在 恭接圣谕、庆贺年节或迎 送上司 等仪式上派用处。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末，我们在赵丹主演的电影《林则徐》中，就能看 到这样的场面。然而八字衙门前恭接“圣谕”的热闹，还没到此为止。为了帮助老百姓深刻领会与贯彻 落实，衙门前还要举办宣讲“圣谕”的活动。明初时，太祖朱元璋的《御制大诰》，要求“ 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可是在文盲充斥的古代中国，多少人连字也不识，哪 谈 得上“熟视”？于是便要讲解。当时承担向民众讲解《大诰》任务的，主要是各级国立学校 的师生，开讲前都去京师朝见过，再分赴各地，很有些宣讲团或宣讲队的味道。把《大诰》 内容弄懂了，也会有好处，所以听讲者很多。永乐初年，福建瓯宁县有个6岁小孩丁江阴， 因为老去县衙门口听《大诰》宣讲，居然能背出许多，被送到北京皇宫里，在皇帝面前背诵 ，赏了衣服钱钞，再送到建宁府儒学里读书。那等荣耀，也很不逊于后世的“少年班”哩 （俞纪登《典故纪闻》卷6）。清朝时宣讲“圣谕”的风气更盛，底本叫《御制圣谕广训》，简称“十六条”，内容是—— 1尊孝悌以重人伦2笃宗族以昭雍漠3和乡党以息争讼4重农桑以足衣食5尚节俭以节财用6除异端以正风俗7明礼让以端士行8讲法律以戒愚顽
奇文共赏八字墙（2）
9禁诬告以义全善10戒逆逃以免株连11完钱粮以省催科12隆学校以敬名士13联保甲以灭盗贼14定衡度以公买卖15禁奸淫以肃人伦16绝赌博以淳风俗这“十六条”，听起来原则性很强，比朱元璋的白话《大诰》更让人难懂些，可是反过 来也为宣讲人结合实际加以发挥提供了余地。起初用四言韵文讴歌说唱，后来许多典故成语 、格言故事，乃至艺术性很强的公案小说都进入了“圣谕”宣讲的内容。老百姓有管叫说评 书 为“武案”、讲“圣谕”为“文案”的。听“武案”要掏钱去茶馆买座位，听“文案”则不 但不要掏钱，衙门还会负责搭台、张灯，维持秩序。郭沫若的《少年时代》里，就有听讲“ 圣谕”的回忆。有此免费供应的通俗曲艺上演，八字墙前，还会冷清吗？“圣谕”之外，八字砖墙上还贴有各色各样的告示。一类是传达朝廷和上级官府的谕示 ，比如《宋史·隐逸列传》载，姜潜任陈留知县时，正逢王安石变法，颁下了“青苗令”。 姜潜 是改革的反对派，不过坐在这个衙门里，就逃脱不了向民众传达改革法令的责任，也只能“ 榜其令于县门”。还有一类是本县长官发布的告示或禁令，如《严拿逃凶逸犯示》、《 禁止地 棍骚扰示》、《禁止土妓流娼窝匪示》等等。这类告示都有一定格式，多以县令名义发布 ， 也有县令和佐属联名发布的。例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苏州府属嘉定县衙 门发过一个《严 禁脚结党横行告示》，最后的署名是——知县闻在上、县丞萧文炳、主簿洪天爵、典史宋 琏。从一把手到四把手的大名都写上了。为了方便民众阅读和理解，衙门前的告示经 常采用韵文或者白话文形式。比如清朝咸丰三年（1853），上海发生小刀会起 义，贴在上海县署墙上的告示便是这样写的——上海县正堂示众志本城，御患第一。现居守望，巡防匪徒。户出一丁，务各协力。同声相应，登时齐集。即遇匪徒，何难擒截。既保身家，又卫乡邑。有备无虞，共期乐业。良法在此，遵行勿忽。此外，因为古代县衙是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又综理财政文教各务，所以举凡催征拖欠赋 税名单、具秉控告在案准或不准的批示、审结民事刑事诉讼后的判词，以及县级科举考试后 的录取名单等，也都粘贴在八字墙上。因为需要张贴的东西太多，其后，衙署大门前那一堵 正对着大门的照壁，也被派上了公告栏的用场，而且因其处于可供通行的衙前道路上，更方 便大家停足仰观，故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换句话讲，八字墙及此处的衙前照壁，就是古代社 会一方区域内的官 方新闻发布处，每天都少不了一群人聚在墙壁前看布告读判词，逢上县考发榜，自然更有一 番热闹气象。《红楼复梦》第十二回述包勇“拉着〔牲口〕走到巡司衙门前，只见满地下都 是 些牛粪，墙上贴着一张告示”，这满地牛粪便正是乡下人牵牛进城，路过衙门观看告示后留 下的纪念物。光是这些，还不至于到“奇文共赏八字墙”的程度吧？别急，仅以判词而言，在“三言 ”、“二拍”一类言情公案小说中，就有不少妙趣横生的“花判”。比如《醒世恒言·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的这篇判决书，就是一例：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 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 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炫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 裴九之儿，许裴改娶孙娘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之不若与人 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 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把它贴在堂堂的县衙门前，算不算“奇文”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说，不足为凭，那么就请去读读明人李清所著的《折狱新语》，洋洋 二百余篇判词，全是此类。遇上爱写“花判”的县太爷，人们便时有妙文可赏了。同样，精 妙 的批词也不少，花样也很多。清朝文学家褚人获所著《坚瓠集》里，曾抄过一篇张贴在 长洲县署门 墙上的批词，起因是一对夫妇吵架，被邻居告到县衙里，县官梁廷桂不予立案，批为——夫妻反目，常事；两邻首告，生事；捕衙申报，多事；本县不准，省事。
奇文共赏八字墙（3）
如此批词，传抄者自然又不止褚人获一人了。
还有花样百出的告示，也让观者忍俊不禁。“依例放火三天”的典故，是尽人皆知了。 又如看过京剧《沙家浜》的人，都忘不了胡司令派人“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的丑闻，孰 知这种事也是古已有之的。《该明录》上就有，说是神泉县令某，曾在衙门前贴张告示，云 “某 日本县生日，告诉诸邑人，不得辄有所献”。白纸黑字写在那儿，满衙曹吏、合邑绅粮，能 不“自动送礼”吗？结果生日过后，再来一张——
后月某日，是县君（即县令太太）生辰，更莫将来。 （转引自清人独逸窝退士著《笑笑录》卷3）
逢到这类告示，好事者就要在八字墙上行锦上添花之举了。比如上述神泉县令的第二 张太太生日布告贴出来后，就有人偷偷在上面加了首《鹭鸶诗》：“飞来疑是鹤，下处却 寻鱼。”又如宋人束元嘉当嘉陵知县时，不知为何原因，张榜禁醋，便有人大书四字在告示 旁边——“束手无措”。连告示带“添花”，读起来益发有味（转引自清人独逸窝 退士著《笑笑录》卷2）。
不用说，这些“添花”都是趁着夜黑无人时，偷偷贴上去的。县衙门管这叫“谤 文”、“谤诗”，斥其诋毁当道，一经发现，便要撕去或覆盖；仅仅因为作者都是无名氏， 才无从追查拿办而已。不过，也有些官员是把“谤文”当补药吃的。如《献徵录》记，明 初时任勉当番阳县令，把一些琐碎的民事纠纷委托给乡里有德学、且为民众所敬重的长 者随时处理，有人对此不满，写了匿名大字报贴在衙门前，任勉知道后说：“这是教育 我， 千万别毁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又被作者自行悄悄揭去了。当然，在专制制度被看 成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社会里，像任勉这种还算有些民主风度的官员，毕竟是不多的（ 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
惟其不多，具有“新闻发布处”和“地方招贴栏”优势的衙门墙壁，就更为“民间议政 家 ”们所看重。特别是到了专制制度发展到高峰的明清时代，这类“作品”几乎成了各地县衙 门墙上的“花边文学”，被有心人传抄下来的数量之多，大约可以编一本名副其实的《墙报 》。如《坚瓠集》记，康熙初年时，长洲县令彭某赋性贪酷，还发明了一种用纸做成的枷具 ，令拖欠赋税者戴上，稍有破坏则加责罚。有人贴诗于县墙云：“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 长役纷然。纸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 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于是合县传诵，最后竟传到巡抚耳朵里，派人一查，完全是 事实，马上将县令停职审查。再如《素月楼联语》里也记有类似之例：有县令王寅为政 贪鄙，有人把他名字折开，作了副嵌字联贴在衙门前——
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
寅属虎全须鸡犬牛羊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揭露殖民主义罪行或号召民众奋起抵抗的“揭贴”（即传单） ，也纷纷贴到了衙门口。八字墙上的景观，愈加仪态纷陈。
衙前自古好景观（1）
神州各地，凡曾为州署县治之所在者，大多有“衙前街”、“府右路”一类古名旧称 可以寻觅。历史现场中的衙前景观，除了五花八门的“墙壁文化”外，还有云蒸霞蔚的万千 气象。
先说衙署大门至门前照壁之间，照例建有一东一西相互对称的两座亭式建筑，一座叫申明亭 ，一座叫旌善亭；都是地方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专门设施，均由明太祖朱元璋倡立，一直 沿袭到晚清。
申明亭内，都悬挂有木制黑漆的牌匾，称“板榜”，由地方政府及基层组织在上 面定期公布本地区的坏人坏事以及如何惩处的决定。 所谓“申明”，兼备郑重宣明、反复开导和辩解申诉等几层含义，其核心就是申明教化，惩 莠显恶。 “如不孝不弟、殴骂尊长、乱伦兽行及 一切奸盗诈伪、赌博宰牛、做状唆讼、歃结凶拳者，列名申明亭匾上，每名下俱各注略，一 目了然。亭门仍各做栅栏，使过往者可望而不可入，所以防小人擦去丑名”。（ 清人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30）照朱元璋的解释，这种办法可以收到“移百姓之瞻依， 肃一方之教 令”的效果，使人不敢轻易违法作恶，否则既有皮肉之痛或破败之虞，还丧失了在社区里抬 头做人的名誉。上了申明亭“黑榜”的人，必须接受本乡里甲的管制教育，族人邻右也均有 随时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倘确实改恶从善，在规定时限（一般是三年）内没有 再犯，才可以由 乡里申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征验属实，“于匾名下注‘改行’，直到六年无犯，始除去其名 。如三年内有一二善事可据者，则三年即除去恶名，将功赎罪”（出处同上） 。用现代读者所熟悉 的话来讲，就是提前摘去坏分子的帽子。所以有些地方的申明亭门楹上，还镌有告诫性的对 联——
试看真恶人留此现毕生之丑
能行大善事准他洗前日之愆
和申明亭公布坏人坏事的功能相对应，旌善亭是用来表扬好人好事的场所，也是悬挂几块板 榜，只不过底色换成了红漆。“如孝弟、救急难、助婚丧、解纷息讼、化盗为良、赈饥施药 、修桥路、施棺木葬无主之骸、拾遗金而不取，真实无虚者，题名旌善亭匾上”（ 出处同上）。据 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这种荣誉榜之类的设施，早在宋代就有：地方上有耆老乡绅一 向做善事的，口碑载道，便在其住宅附近建亭显扬，称褒德亭或旌隐亭，表示尊敬，也让大 家当榜样学习。大概朱元璋做布衣时便有觉得此法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