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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来传说，当希特勒离开会场后，他的讲话引起了某些与会者的抗议和强烈反响。然而，据我的观察或当时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譬如，陆军总参谋长详细记录了会议的过程，但对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他只记道：“将领们必须有自我牺牲精神，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两句话的旁边还注有“陆军总司令命令”的字样。紧接着上面的话记有“上午：共进早餐——，下午：在元首处会商”从下面的记录可以知道，这两次活动是在陆军集团军群司令和个别下一级将领的小范围内举行的，只听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古德里安的由于哈尔德对尔后的会商，只用了一句话即“没有新东西”来表示，因此可以断定，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讨论希特勒在上午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陆军高级军官们的这种保留态度，也许决定了陆军的大多数人不会照希特勒的每一句话去办；另一些人可能会低估他的企图的全部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可以先看上司的反应如何再说。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简明扼要地解释说：“在这次会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他应当这样说：他对人们对希特勒计划的反应和异议一无所知。凯特尔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即他身为统帅部参谋长，没有参与将希特勒的要求变成命令、从而将其赋予一种固定形式的活动。然而，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的表现。在巴尔干战局，在夺取克里特岛行动中，在赫斯出走以及“伸斯麦”号战列舰沉没，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凯特尔还是约德尔，都一反常态，对希特勒百依百硕，尽阿谀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5 个多星期之后，陆军总司令部终于5 月6 日呈递了一份文件，推动了事态的发展。这份题为“陆军总司令派出的特别用途的将军”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陆军总司令签字，“报统帅部参谋长，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将军亲启”。这份命令草稿是作为“关于处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以及为统一实施1941 年3 月31 日下达的任务的方针”。在“集团军地域”一段里写道：
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领导（政治委员）是。。部队安全和被占领国安定的极大危险。。
他们一旦被部队抓俘，可由他处转交部队，都要将其送交一名具有惩戒权的军官。该军官需与另外两名军人（军官或士官）确认，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国家政治权力代表或领导（政治委员）。其政治身份一经证实，枪决并立即执行。
部队的政治领导（政治委员）属于政治干部。及时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剔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可能作为战俘，继续在后方从事鼓动宣传。尽可能先将他们押在俘虏集合处，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将他们干掉。行政管理机构和党内的政治委员，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为他们可使部队凝聚到一起。经济和技术企业的政治领导，如果他们采取对抗德国国防军的行动，也顷予以逮习捕。
应禁止将被逮捕的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政治委员遣送后方的作法。。”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清楚的说明，尽管这位运用于特别领域的将军不隶属于他，而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但由于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义，他也不在其外。在5 月6 日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几句话：
“特别用途将军米勒及其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a）要以元首最近时将军们的讲话精神命令部队在东方战局中，部队必须在这场世界观的斗争中，英勇奋战。b）审判权问题。。”
收到陆军总司令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到迄今为止，陆军总司令只是用书面形式，将早已忘怀的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在少数高级军官的小范围内传阅。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具体的“实施规定”，对部队下达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当的、但又谨慎小心的措词、在陆军总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写道：
有无必要发布这种形式的法令，育待考虑。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统帅部参谋长提交报告？
国防处有关工作组（军需组），以这一批语作为自己考虑方案的基础，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打破“业务程序”擅自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芦案、与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进行比较，并注上相应批语，转呈收件人（凯特尔）。瓦利蒙特未将收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军需纽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禁止这种命令的下发，基于这种企图，当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国防军司法处进一步处理。司法处参与了该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门提出的法律上的论据比自己的见解，更能使统帅部参谋长信服。结果：电话通知司法处长勒曼博士，凯特尔禁止使用这个材料，并于5 月9 日将陆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退还国防处。2、国防处长与陆军总军需长瓦格纳将军——他前不久曾受陆军总司令的委托与海德里希进行过磋商——进行秘密会商，看是否有可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结果：遭到瓦格纳的坚决回绝。其理由是，正是由于与海德里希谈话后，才感到有绝对必要向希特勒呈送这样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这样作，希特勒就会向前线派遣“保安警察”，并借此力量贯彻他的意志。瓦格纳补充说，为避免出现骚乱和不法行为，陆军总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维护纪律的命令”准备下发到陆军最基层的分队。面对这种情况，瓦格纳只得向国防处长紧急建议，“不要再插手此事”
3、对当时已被国防处所知晓的“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向希特勒呈递的“第3 号备忘录”进行分析利用。罗森贝格作为即将走马上任的“东方部长”，在备忘录里指出，在占领区年，地方政治委员和干部在进行行政管理建设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较高和最高级”的干部，才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尽管统帅部和国防处没有参加与东方的行政管理建设，但当瓦利蒙特从瓦格纳那里得到对陆军前线地区令人放心的担保之后，认为，发展罗森贝格的想法是反对国防军迫害非军事政治委员和干部的极好手段。经过一周之久的调查和多方权衡，认为反对实施政治委员命令已有
足够保证之后，国防处长遂于5 月12 日，提出了一份“报告摘记”。摘记开头写道：“Ⅰ、陆军总司令部对方针呈报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为附件附上。”在简述了陆军总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防处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如下：
Ⅱ、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的第3 号备忘录认为，只有较高和最高级干部才应除掉。因为，国家，地区的和经济干部在被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应要求元首作出抉择，其原则应具有权威性。
对第Ⅱ点国防处建议如下：1、对于对抗国防军的干部。。可作为游击队员加以处决。2、对于没有敌对行动的干部，可暂不触动。。只有当向该国深远纵深突击时，才有可能决定，能否将尚存的干部留在原地，还是应移交给特别行动队，否则无法进行移交。3、军队干部应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处理。这些干部不作俘虏对待，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处决，绝不能向后方遣送。”
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陆军总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凯特尔，而是送交约德尔。他认为，约德尔会对此给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他订先指出，“报告摘记”不是什么命令草案，只是对事实情况一种简短概述，对上司的意见尽可能地影响。另外，在这里还要指出，在那种条件下，进行公开对抗。除了只能成为殉葬品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因此，对希特勒这样的命令只能从内容和措词上极力进行破坏。此时此刻，国防处长瓦利蒙特象前线的指挥官一样，除了时不时地上报一批处一决政治委员的数字外，别无他法。其实，他们既没有统计，也没有进行筛选，更谈不到处决。军官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脸面”，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心。国防处长将报告记录呈报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之后，便暂时脱离了此事。据我回忆，约德尔亲笔在提案上写的批语，直到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才为人们所知，这些批语是：“必须再次向元首报告（5 月13 日）”，以及“我们必须顾及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行动，最好将整个行动作为报复来安排”（注：在审判中，约德尔大将交待：“我是想。。利用这些批注，向凯特尔元帅指出一条或许能回避。。这。。命令。。的途径。。，我认为，必须看一看实际中，政治委员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计的那样；如果确实如此，就可以进行镇压。”据作者回忆所及，这份报告记录直到战后才在组伦堡法庭上公诸于世，但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的谈话，时至今日还未为人们所知晓。
国防处长“旧业重操”，再次处理这项工作是5 月底开始的。当时他在巴黎参加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返回在萨尔茨堡火车站“阿特拉斯”号特别列车的办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过的“政治委员命令”的最后稿本。他首先发现，他模仿罗森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议，全部取代了陆军总司令部拟制的命令草案中的相应条款，几乎连措词都被采纳了。瓦利蒙特在欣慰之余，还感到兴奋的是，命令没有希特勒的签字，也没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国防军统帅部呈递“实施报告”的要求。于是，国防处长决定自己签署一份说明，连同“政治委员命令”一起下发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此外他还曾加了一句话：书面命令仅“发至集团军司令、航空队队长以上”。他认为，一切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人，都会借用他的这些说明和补充，正面回避希特勒的命令。在这件事的前后，国防处长都没有向他的上司——凯特尔和约德尔——透露过一个字。
这就是“政治委员命令”出笼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饰的历史。在给“政治委员命令”降调的工作中，当时的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少将以及他的军官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希特勒尔后发布历次命令时，情况都大致类似。希特勒在制定其东方战争的司法权的方针时，国防处及柏林国防军大本营的其他单位不仅没有参与，约德尔也只是偶尔与凯特尔的谈话中，施加一点个人影响，甚至连希特勒的军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这种事情的全过程，或者在希特勒签字时，才了解一二。
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政治委员命令”只局限在内部小范围内而且据作者所知，后来只有两次涉及到该命令的事。1941 年9 月26 日，东方战局大约已进行了3 个月，约德尔收到一份陆军总司令部9 月23 日签署、由米勒将军签字的函件。函件称，前线的经验表明“应重新考虑迄今的对处理政治委员的方法”约德尔在函件上批道：“对迄今所下达的关于处置政治委员的命令元首拒绝作任何修改”并将函件退回。后来，在1942 年5 月6 日，即陆军总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拟制一周年的日子里，国防军统帅部战争史处的勤务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为促使被围俄军的倒戈和投降，无道命令，凡投诚的俄军指挥员、政治委员、党代表，可首先保全他们的生命。”
由于希特勒作了这样的解释，“政治委员命令”从形式上也等于被废弃了。在东方战局开始后的数周里，“政治委员命令”只是在部分地区得到贯彻，尽管大本营对此没有作过任何报道。但到了1941 年12 月初，严重的冬季危机开始之时，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在对俄战局初期，“政治委员命令”到底在德国国防军战斗区域和占领区多小的范围内得到了贯彻。而事实是在1941 年盛夏，在战俘营里却关押着无数各级政治委员。国防处长对此自然一无所知，而希特勒却有耳闻，并为此专门下达了“处置苏俄战俘的命令”’。
根据这一切迹象表明，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线地区“筛选”俘虏营里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以此作为弥补措施，战后，有些人将这个新命令看作“政治委员命令”的组成部分，这是不正确的。新命令的发起人和撰写者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凯特尔。不同的受命者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命令的接受者一个是前线指挥部，另一个是国防军战俘机关。新的命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