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简沽的书面形式，向他的最亲密同事下达最紧急的指令，并于当天向外发电，或者形成命令草案和送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报告纪要。午餐往往很晚。只是午餐后瓦利蒙特才得以闲暇，经常由一二个参谋部的知心朋友陪同，在附近的森林里散散步。只有在这时，他才能从在希特勒身边的数小时的极度紧张中解脱出来。傍晚前后，参谋部的工作也是排得满满的。而在第I 号宿营地里，却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节奏。那里除了整日忙个不停的凯特尔元帅之外，完全是按照希特勒的习惯安排生活的——一直到快吃午饭才起床，工作却通宵达旦。
第三章新起点 战略基础
在以全力紧张地抵御苏俄反击中，德国大本营从未放弃最迟在冬未春初重新夺回东线战场主动权的信心和意志。这一思想的宣传者当然首先是希特勒自己。1942 年1 月3 日，他在与日本大使的谈话中就曾经说过：“一旦天气好转，我的目标仍是进攻高加索。这一突击方向是最重要的方向；必须搞到石油区，到达伊朗和伊拉克。一旦能在那里立足，就有希望给阿拉伯世界的自由运动以帮助。自然，我也将尽一切力量，摧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希特勒还向日本大使预言，北非和由南向中东展开钳形攻势的隆美尔军队的形势会马上好转。当东方危机接近尾声之时，希特勒于3 月中旬，在柏林举行的“牺牲将士纪念日”上，以比前一段时间显得有力的声调宣布：“俄国人将在夏季彻底失败，无法挽救。因此，未来的夏季将是战争的决定阶段。布尔什维克将被逐出欧洲这块文明之地，永无立足之地。”
他这种狂热的思想，在形势讨论会上三番五次地进行表白。之所以说他是狂热，是因为希特勒当时对进一步作战的目标即没有慎重权衡，别人也没有向他提出，后来，豪辛格追溯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哈尔德曾对是否一定要在东线转入进攻这一问题，经过长时间考虑，因为再次发动攻势是我们力不从心的。但是，他根本无法与希特勒谈论此事，那么应当怎么办呢？让俄国人缓过气来，听任美国对我们的威胁不断增加？那就会将主动权让给敌人，永远不能夺回。因此，我们必须排除一切踌躇疑虑，再一次大胆冒险。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从最后这儿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陆军总参谋部如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仍以老的战略眼光，看待1942 年的战争计划，认为，在另一个敌人尚未施展其全部力量之前，就应把当面敌人打垮。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在军事上的估计同构成希特勒战略的政治、世界观和经济思想的混成体是一致的，但在途径和目标上却与希特勒大相径庭。
在这种情况卜，如果人们静心地想恕，德国现在必须与世界上两大海上强国打交道，就必须重新估价它的意义。如果能以大量的潜艇配合以空军适当兵力，给它们海上运输线和从法国基地驶出的舰船以毁灭性打击，那么同盟国在欧洲和北非的登陆行动，至少要推迟一段相当长时间。这样，同盟国在大陆的空中优势也会受到有力的遏制。由于东线的苏俄红军对西方列强的海上供应依赖程度极大，所以德国不可能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大西洋的海、空战上来，以及扩大作战规模；它要想这样作，就至少需要争取同日本人在这一地区实施联合作战。
然而，这一切都未发生，大本营里依然如故。海军和空军总司令象过去一样。遇事总是越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径直去找希特勒。然而，雷德尔和戈林，终于迫于危机的压力。毫无异议地接受了1942 年1 月10 日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组织处）和国防军统帅部经济装备局共同拟制的希特勒的命令，其中提出了国防军的装备方针。这个方针又再次使陆军受益，规定海、空军只保持现状。对于戈林的观点，戈培尔在1942 年3 月31 日的日记里，以乏昧的套话写道：戈林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将这场战争胜利进行到底；至于何时胜利，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帝国元帅对此事的预测，也格外小心”关于海军的观点及其计划，在哈尔德于1942 年6 月12 日与海军总司令进行了一次谈话之后，以满腔怒火在日记里写道：
“海军总部对战争形势的看法，离我们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相差很远。他们对大陆充满幻想。他们根据迄今的经验同陆军打交道，他们在看陆军是否以及何时在旱路通过高加索向波斯湾突击，或者从昔兰尼加通过埃及，向苏伊士运河突击。他们谈论着通过意属非洲向非洲东海岸和南非的陆上攻势。大西洋问题将被他们以骄傲自大加以处理。。而对黑海问题他们又漫不经心。。空话连篇，毫无动作”。
这样看来，希特勒的意志保持无可争议，也就十分容易了。
东线的道路和目标
希特勒除了独断专行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外，自他掌管陆军指挥权之时起，又将作战行动的筹划全部垄断在自己手中。如果说在过去大型战局准备工作中，希特勒仅以提出方针和品头论足等方式加以干涉，那么现在他以比任何德国陆军都更为严格的条条框框和命令来加以约束，甚至每走一步都要由他决定。
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于1942 年2 月12 日同时颁发了两个书面命令——起初只是为了达到迷感敌人的目的；稍晚些时候，海军总司令部又发布了准备在黑海采取行动的命令。从这些命令可以看出，希特勒的这些作战计划的要点，身居高位的将领们当时是知道的。戈培尔在3 月20 日的日记里就这样评论道：“元首为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又制定了十分明确的作战计划。其目标是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将分阶段展开毁灭性的攻势”
3 月28 日下午，在大本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商会。出于保密缘故，只有国防军、陆、空军总参谋部首脑及少数副官参加。会上，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详细介绍了夏季作战的企图。他的介绍也许表明，希特勒未受这一阶段挫折的影响，又回到了他1940 年12 月和1941 年夏的基本想法上，即再次想在广阔前线的外翼进行一次决战。所不同的是，为陆军战斗力的下降和不满员所迫，打算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解决，首先在南部即高加索开始。莫斯科暂不作为进攻目标——这与戈培尔的日记有出入。
内部产生的矛盾，双方均未声张。尽管如此，陆军总参谋长的怏怏不快却始终未能消除。他过去就曾多次反对过分散进攻方向，他尤其反对的是纵深和宽度远远超过限度的作战行动。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就在会商会的第二天，国防军副官长来到哈尔德的安格堡军营，再一次激愤地抱怨他对“元首缺乏信任”’。施蒙特还说，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必须对希特勒的伟大坚信无疑，并坚定地追随他的思想。对此，哈尔德指出，不打算信任别人的人，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信任他。希特勒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就是他手下的基层人员都已有所感觉。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未能全部参加希特勒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几个星期后，他对他的“战史撰写官百依百顺的施尔夫总参谋部上校说，“如果俄国人对斯摩棱斯史发动一次猛烈突击”，那么“兰色”作战行动“对兵力薄弱的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来说将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冒险。然而，问题是俄国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胆量发动此次攻势。元首同意他的观点，即由于德国在南方的作战，俄国也会自动将兵力南调。”
约德尔不再提任何批评意见，满足于要求他的副参谋长和手下其他军官，将陆军3 月28 日报告中谈到的，并经希特勒批准的企图，综合在一项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之中。在目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注意在起草指令时，仅提出“任务”，避免一切约束陆军总司令部的内容。然而，这一努力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希特勒没有放过验证陆军总司令作用的机会。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于4 月4 日提出“草案”时，希特勒声明，他要“亲自研究和修改指令”。第三天，他的“编史官”以毫不掩饰的傲慢写道：“元首已对第41 号指令大删大改，增加了由他亲自撰写的重要内容。。涉及主要作战行动的重要部分是由元首重新撰写的”这份注明4 月5 日的文件，重复冗长，
作战方针与众所周知的指挥原则鱼目混杂，在重大问题上含含糊糊，在次要问题上罗罗嗦嗦，语言用词晦涩蹩脚，即使是一个非军人都能从中觉察到，它与德国总参谋部数十年的传统文件风格已相距甚远。
根据这项指令，德国的欧洲盟友都要将“全部兵力。。投入”。为此，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过去的几周里，受希特勒之命前往这几个盟国的首都访问。他一路顺风，马到成功。意大利和匈牙利答应各派出一支强大的集团军；罗马尼亚也允诺补充正在东线作战的部队，甚至还要另派两个集团军。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没有参与凯特尔的这次访问及其准备工作，但它与陆军商定，除行政管理问题外，其他问题均听任陆军总参谋部安排。希特勒未与各盟国国家和政府首脑通函，只是要求各盟国派出的部队由各国自己领导。此外，4 月5 日的指令还以委婉的语言规定了各盟国军队所负责的地段。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是德国的盟友，但它们之间却是敌对的邻国，因此将意大利军队插在两国中间，将其隔开。另外，它们只担负防御任务，而且还由德国后备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给以加强。对于首次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协同，希特勒在当时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宣布了基本准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盟友跟我们一块儿干下去。对于这一点，要在它们狂热的忠诚面前秘而不宣。”近两个月来，在东线在克里木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夺回了哈尔科夫地区，为“兰色—布伦瑞克作战行动”作好了最后准备。在此期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又回到了过去那种状况，除了收集每天报告之外，几乎没有接触过作战中的重大事件。只有约德尔象希特勒一样，不管是国防军的任务还是陆军的任务，都一手包揽。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越来越疏远了他自己的参谋部，与大本营“第I 号宿营地里的其他军官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工作班子。业务中，用餐时，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在他们中间，除施尔夫外，又增添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手下的陆军部主任”布勒将军，他老于世故，很快就越过凯特尔与希特勒建立了直接关系。
当时，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又建立了一座新的大本营，从而将大本营分成两部，即“主要参谋部”和“次要参谋部”。希特勒的副官们仅从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里要走了莫姆上校。他的任务是分管大本营衣食住行，从将军到土兵他都能照顾得很好。
“国防军统帅部战场”
在所谓的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重新调整指挥关系，以使战场的各条战线置于统一领导之下。如果说，这样一种体制已经与国防军指挥的自然组织形式相适应，那么到1942 年，战争已扩展到全球范围，德国大本营只能通过提出作战方针加以指挥。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力的不足，只得尽可能派出许多全权代表到各前线司令部去，及时处理在权限和指挥系统上出现的混乱状态。在挪威，希特勒已经按照他1940 年的方针进行了调整，认为已处于最佳状态，他已安排了领导层的人选。其中包括委任特波文为帝国全权代表。北芬兰已不是主要的陆上战场；而在北非由于隆美尔的威望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整，接过意大利人的指挥权，反而会增加德方的负担。
但在其他战场和占领区，即从荷兰的北端到比利牛斯山，从东南欧和巴尔干国家的广阔地带到爱琴海，直至克里特岛，当时和后来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指挥。地中海地区也是如此，尽管希特勒委任了凯塞林为“南线总司令”，但长期以来，他的权限也只不过局限在对第2 航空队的指挥上。象这个以及其他响亮的称呼，比如“冲锋师”，根本没有在战斗中经受考验；所谓的“旅”，也不过是加强营罢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希特勒的事；而全权代表这个称呼希特勒却宁愿留给自己，——这种现象也与日俱增。此外，在西线，象过去在巴尔干任命“东南线国防军总司令”一样，也使用了“西线总司令”这样的职称——3 月初由被解职的龙德施泰持元帅担任，但却不具备过去象驻巴黎的D 集团军群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