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22 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 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 月26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 月26 日至31 日之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 月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25 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话却是：“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 公里处的措森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9 月1 日，没有考虑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在任时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有采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呢？对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重大抉择面前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9 月3 日出人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动与“即兴创作”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事指挥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官——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
第二章波兰战局期间的经验
1939年8月31日由柏林发出的“第1 号指令”和9月3日的“第2 号指令”，是全军实施统一指挥首次采用的手段。国防军统帅部所颁发的这种指令是吸取了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经验，模仿命令的措辞和内容拟制的，它对最高军事指挥来说是一种适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于“命令”，它不是将下级约束在指令上，而是为了避免超出具有远见的方针所规定的范围，有意不表露领导的意志。此外，“指令”应当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之有效。起初，为了与当时国防军领率机构的体制相适应，1939 年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只下达给陆、海、空二军总司令部。后来，统帅部开始将指令直接下达给下属单位，数量与日俱增，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特性。
第1 号指令发出之时，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完成。8 月31 日0 时30 分，即最后期限前14 个小时，由总理府副官处发出的一则短讯足以说明部队已根据由希特勒批准的三军计划，由展开转入“武力解决”。指令中也只说，“进攻波兰是根据‘白色方案’（波兰）所采取的准备措施进行的”。同时，根据三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对“西部作战部队”的行动作了调整。指令不但对细节而且对战略方针作了规定。指令指出，为应付英、法的敌对行动，驻西线的弱小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为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创造条件”。
紧接着颁布了对英、法宣战的第2 号指令。指令规定了或“自主”采取的对付西方列强的实战措施，如布设水雷障碍，海上经济战等。这些同样不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思想财富”，而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主意，这些措施早在海军总司令作报告时，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后以最高统帅的名义、以指令的形式下达。
很显然，从1、2 号指令中可以看出，两线作战是希特勒违背有良知的人的意愿而发动的，它需要国防军领导事先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于希特勒对波兰采取的政策的仓促性和对波兰的切骨之仇，使这位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未能将参谋部置于国防军最高位置上，也没有在对政治、军事总体形势进行负责的现实的考查基础上，充分实践指令的内涵，并事先估计到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不继续按希特勒在1939 年5 月2 日“关键性会商”中的意见行事，如果国防处不是获悉了这次会商的内容，参谋部也没有可能在它于1939 年春提出的关于在最广泛的背景下举行一次司令部战略演习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按照自己的研究结果按排工作。只有形成最高统帅的工作班子，而不是国防军的一个总参谋部，才能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部的全面合作，从而为这种“演习”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意见。但是这没有希特勒的命令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当西方列强的政治领导违反一切担保居然站在波兰一边时，最高统帅既没有给他的参谋部，也没有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针，以应付超出第2 号指令范围而出现的新情况。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出，在他全部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缺乏高瞻远瞩，统盘筹划，缺少一根贯穿全部活动的红线。
仓促开赴前线；脱离自己的参谋部和三军总司令；以及工作条件残缺不全的“元首专列”——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杂乱无章、心血来潮的工作方式。凯特尔在纽伦堡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们的元首专列停在格罗斯—波恩（波莫瑞）。我们由此出发，昼夜兼程，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继续前进，奔赴各集团军和军司令部。。，在这些地方，元首应邀作了形势报告，也与陆军总司令碰了几次头。。对作战指挥问题。。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记得的只有两次。。。在其他时候，他只限于与陆军总司令交换意见和谈话，有时也提出一些建议，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对作战拥有更大指挥权的陆军总参谋长在整个战局期间，没有同希特勒或凯特尔、约德尔以及陆军联络官冯·福尔曼上校通过一次长途电话，好象作战指挥在他手里胜若任何人。
在对波兰作战的第一个月，迅速取得的决定性战果，以及由于法国在西线采取静观战略而出现的“奇迹”，使德国临时组建大本营的工作能力井未受到更艰巨任务的考验。他们满足于那种曾在9 月初在总理府举行的没有固定形式的“形势讨论会”。这种讨论会的依据是每日两次由柏林首脑机构和国防处发出的三军报告。会上，希特勒坐在他的“卫作车厢”内，夸夸其谈，喋喋不休，与其说是讲给周围的人听，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就连每天的《国防军通讯》也是由新闻宣传处起草，由约德尔在“元首专列”上加以修改，最后经希特勒大删大改后发出的。在这些日子里，唯一让人深恩的是国防军统帅部9 月9 日和25 日分别发布的第3 号指令和第4 号指令。这两个指令的主要内容是将多余的陆军和空军兵力调向西方，并进一步加强对付英、法的措施。两个指令的基本框架是在列车上形成的，尔后，“草稿”送往国防处，国防处受命与三军各总司令部作战处共同进行全面审查、加工和确认，最后退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参谋长越过凯特尔，直接送呈希特勒签字后下发。
柏林国防处的军官们决不会过度忙碌，他们只将与三军种总参谋部保持尽可能的密切联系为已任。国防处还每天以自己的形势讨论会的形式，与留守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其他机构互通情报。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国防处担负领导职务的军官和作战日志人员外，还有谍报局联络官，经济、装备局联络宫，国防军新闻宣传处联络官，通讯联络处联络宫，国防军运输处联络官和外交部长联络官。对于形势报告、国外消息和其他重要事件的报告，通常还要举行一次“内部讨论”。在内部讨论会上，国防处长向他的最亲密同事通报他从上级机关所获悉的一些考虑和企图，提出完成特殊任务的方针。在波兰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