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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山崖城堡”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林务所”，于1940 年3 月11 日完全准备就绪。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从东部边境地区返回柏林后，仍在总理府办公和居住。后几个月，他也只是偶尔到贝希特斯加登作短时间逗留，还有一次是圣诞节到西部展开地域，走访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些部队。这几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军人只有他的几个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专列”上一样，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设在老总理府的二层楼，隔壁是联邦议会大厅，兼作地图室和会议室。这样，这两位将军便不知不觉成了希特勒的“侍从官”，和所谓的“贴身”。约德尔还要按时参加有众多第三帝国头面人物出席的午餐会。
希特勒的这些“新调整”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是他分散权力的本能表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整个大本营“体系”必然落得一个充满紧张和弊端的结局。虽然根据陆军的要求，陆军能经常有机会与领率机构接触，如参加希特勒自波兰战局以来每天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但它所发挥的却是“无名的、没有权威的影响”，正如贝克将军在过去争执中所说的，陆军“在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里。。没有位置”。讨论会上尽管谈论的绝大部分还是陆军问题，然而却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在场，只有“侍从官”凯特尔、约德尔，以及他的副官们参加。一般情况下，戈林的“个人联络官”博登沙茨将军也在座，原来到会的陆军联络官因为在约德尔眼里被认为可有可无，被挤出这个讨论会。身负重任的国防处处长及其军官们，不管是从前线，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一般也不得参加形势讨论会——特殊情况除外。在一段时间内，约德尔将军依然以主要发言人自居。由于他所具有的资历和知识，被希特勒特意任命为部队高级指挥的助手。他借此机会，超越他的上司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事事处处不与凯特尔商议，然而他的高谈阔论也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希特勒的观点。他将每日情况报告的一部分，交给他的两名助手担负，使希特勒的副官们从此沦为听众——这也是约德尔的安排。
每个报告的最基本的依据，都是由国防处收集来的三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和报告。其实，这些消息和报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日常情况及其一些变动，不可能有象各指挥员从部队实际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围工作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并未受此种报道的左右，他们是根据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论据，漫不经心的发表他们的议论，作出他们的决定，时不时地向陆军总司令发表一些无根无据的意见，虽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将陆军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已完全被置于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离了国防军，特别是疏离了他们出身的军种陆军的精神，这是产生另一个巨大危险的根源。这两个在布洛姆贝格离职时曾为国防军的统一领导而担扰和为之奋斗的人，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破坏国防军的内部团结而卖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和玩忽职守
在约德尔自己的参谋部内已经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国防处长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请调工作。也许人们还没感觉到，在波兰战局的数周里，人们之间的陌生感有增无减。当然，促使瓦利蒙特产生这种愿望还出于其他理由，起初，他觉得战争将为大批高级军官大开用武之地，可事实上，出路越来越窄，职位越来越少。当然，在战争中单靠这一条理由也不能成立。从迄今一系列事实看出，一个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在约德尔身边的这样一个职位上，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认为，调动一下工作似乎对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于9 月末趁国防处实施动员时，将一大批军官免职，重新分配。
约德尔未答复瓦利蒙特的请调，不知可否地将他留了下来。在此期间，约德尔对于领率机构里工作的日益烦琐，越来越感到反感。在约德尔晋升到现在这个职位以后，也开始启用“工作班子”这个名称，这个“工作班子”曾是1938 年他和统帅部与希特勒发生关系的主要形成，约德尔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现在他也把这一称呼用到了国防处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员身上。这首先就意味着，仅拥有12—15 名军官的国防处，在战地大本营组建过程中，将再度被分割。然而，当时显得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实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把“工作班子”这个称呼应用到他的参谋部内，这对国防军领率机构尔后工作方式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约德尔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传统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让其参谋部的军官们成为起草命令的机器，不把他们看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建议和咨询的同僚。他的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而且完全符合总参谋部一种新流派的观念，这种观念戈林早在1939 年就想在空军加以实现。这种观念要求“对上绝对负责，对下绝对专制。”两者无疑都是纳粹的准则，总参谋部内部工作的变革与其外部形式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都是由约德尔接收下来的希特勒所创立的体系，也就是用一种最高指挥来取代德国陆军采用过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任务式指挥法”，试图通过一种对细枝末节都规定得死死的命令，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参谋部之间的距离，更促成他这种倾向的发展。但疏远与否并不在乎空间距离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时，由本德勒区到总理府，还是后来在战地大本营时，由“Ⅰ号滤波电路”——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宿营地，到“Ⅱ号滤波电路”——国防处的宿营地；不管是几分钟的路程，还是几小时的航程，都无管大局。约德尔一方面按自己的风格亲手将希特勒提出的方针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使国防处以及三军种指挥处作为他的方案的表决机构，但更多是充当他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就使约德尔与他的参谋部日益疏远。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与三军总参谋部进行口头联系中形成了一种“工作程序”，这种工作程序常常把国防处撇在一边，只有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希特勒思想和意愿的可靠知情人。
空间上的距离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约德尔将军如同希特勒一样，对他的参谋部的年青军官不屑一顾。以国防处长为首的一些老军官，不能不承认约德尔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长处，比如试图摆脱希特勒的摆布，努力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参谋部注入新鲜空气。然而在工作上，他们却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态进程之外，从而破坏了在国防军领率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参谋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约德尔自己力主提出的。
参谋部内比这一切更为严重的弊端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最亲密同事、国防处长，在政治和军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记里就以异乎寻常的军事表达方式显露出来，而在他全部的举止、行动中一一尽管是无言的，更是表露无遗。1939 年10月15 日，正当陆军总司令部为西方攻势迷惑不解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战争背离总参谋部的理论，我们就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有较强的军队，较好的装备，较高的士气，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目标明确的领导。”然而，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战争抱有幻想。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这两位担负指挥参谋部领导的军官之间，无法在战争与和平、战争的基本特点问题上、以及一触即发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占领政策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对立。鉴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统帅部内极少的活动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 年秋就两次进行以单枪匹马阻止事态发展的尝试，更难以见到成效。但是，离开国防军统帅部，到前线另谋职务的出路，也由于缺少众多的老参谋部军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断受阻。自1943 年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严禁大本营内具有固定职位的人进行调动。此外，还向统帅部内的大约20 名将级军官，另外还有陆、空军的军官指出，他们应当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服过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许是由于“厌恶那些新面孔”，或许对谋杀的担心，终于在1944 年7 月20 日，允许军官进行调动。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军官之外。今天还有些人指责某些司令部的将领们“前线业务生疏”，看来是找错了对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和任务，一直模糊不清，战前没有解决，在波兰和法国战局之间的建设时期，仍然没有解决。当战争刚刚开始时，德国的独裁者便强调指出，他的主要活动要转向战争指导；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也与他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此时，约德尔将军大概也自以为，他为希特勒设计的军事“工作班子”准备就绪。但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班子”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使参谋部既使在战争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军事办公室，他的传声筒，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军事领域里下达专制命令的编辑和监督机关。大概下面这一事例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希特勒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席每天的形势报告会上，那么在约德尔的日记本上就必然缺少这一天的日记。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受到最高统帅魔力驱使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更乐于在国防处长的领导下，寻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据战争的要求改进参谋部的结构和任务。然而，这一努力也被迫终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内部的紧张和对立，也不是由于三军总司令部的反对，而完全是一种疏忽。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他们对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全部建议，均因毫无例外地遭到约德尔的彻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国大本营建设时期。就根本没有制定出任何在30 年代中期，组建一个真正的、高效率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各项任务，依然是根据临时需要、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地加以解决。
例如，进攻西方的行动，以及作战指挥的基本特征，都是希特勒一人决定的。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另外任何一个军事参谋部内。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对此事作了进一步供述，他说：按常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为作出决定。。需要下级提供资料、地图和兵力报告——己方的和敌方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实上，希特勒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他的进攻西方的命令，仅仅是基于直觉上对敌人的估计，根本不考虑将战争扩大到波兰以外，在他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已不再是儿戏。他后来作出的一些决断，特别是进攻俄国、对美宣战和胁迫意大利参战等决断，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热的驱使，没有考虑这些决断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将要产生的结局。这种腐败的工作方式，与政治优先于战争这一正统的定理毫无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希特勒手头却异乎寻常的有大量外国装备、工事、舰艇和飞机的数据；他对世界军事地理状况也大体熟悉。然而这些因素却促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理想，即要求下级的精确的军事判断和报告，必须与他事先的设想相吻合；否则，他就断然弃之不用，将其编入“总参谋部失败主义”的卷宗里。
1939 年10 月9 日，希特勒的内容丰富的“备忘录”出笼了。“备忘录”中，他针对陆军有意识的反抗，阐述了他进军西方的计划和安排。在这个阶段，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担负的唯一一项任务是，将希特勒的计划和想法以“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编为第6 号指令，于当天下达。指令有8 条内容，最后写道：“我（希特勒）请诸位总司令先生们，在这份指令的基础上，迅速具体地阐明你们的观点，并将其准备情况通过国防军统帅部不断向我报告。”
在这最后一段话——这是类似“指令”一贯采用的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一般老百姓无法看到的事实；从即日起，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根据国防军统帅部“指令”的一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