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地。在察合台汗位的继承上也经常受到中央王朝的左右。显然，它和窝阔台汗国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影响：改变世界格局，促进东西方交往
蒙古大军在十三世纪发动的大规模西征，凭借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所有的敌人，改变了整个亚欧地区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在战争中，蒙古人运用从汉族那里学到的火器制造技术，给西征各国的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火器制造也从此传到西方，促进了那里的军事技术的发展。
蒙古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包括了亚洲、欧洲的许多民族。尽管这个帝国并不统一，但是帝国内部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比各民族国家分裂时要频繁、密切得多。对于处于帝国中心地位的中国来说，这一时期与亚欧其它国家的科技文化交流大大加强。
在蒙古西征中，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来到中国，有些人从此在中国定居下来。他们与汉族和其它民族同居共处，不断融合，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7节 丞相制度的终结—胡惟庸案
元朝末年，爆发了“红巾军”农民大起义。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牛，十七岁因贫苦无依出家当了和尚，以后成为一支红巾军的领袖，南征北讨，削平了群雄，推翻了元朝统治。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朱元璋能从一个穷苦的牧童和小沙弥登上皇帝的宝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和他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许多开国功臣。不料，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防止他们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竟制造种种借口，向握有军政大权的元老重臣挥起了屠刀，成为封建时代杀害功臣最多的专制帝王。
北赶大元，建立明朝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改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少年时曾为地主牧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遭旱蝗灾害，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相继死去。为了糊口，朱元璋投皇觉寺出家当和尚。但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游食于皖西、豫东三年，历经磨难。此次外出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时正值红巾军大起义爆发，朱元璋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领导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击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整个队伍的控制权。
此后，朱元璋利用刘福通在北方抗击元军之际，扩充队伍，领兵南下。公元1355年被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授为左副元帅。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并被宋政权授为江南行省平章，又自称吴国公。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应天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1363至1367年间，朱元璋先在鄱阳湖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谅，自称吴王。后又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沉杀韩林儿，全据长江中下游，奄有大江南北。派徐达、常遇春以主力北伐中原。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都城。同年8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将元顺帝赶回大漠，元灭亡。此后，朱元璋又用10几年的时间平定了全国。
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在位期间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普查户口，清丈土地，建鱼鳞图册，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奖励农耕，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使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国家的租税额比元朝增加了三倍之多。
朱元璋亲眼目睹了元末政治腐败、官贪吏残的情形。深恨贪官污吏蠢政害民。在建国之后，他大力整顿吏治，制定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当时法令规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可以直接擒拿送至京师。若是有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若赃至六十两银子以上者，一律斩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朱元璋称帝三十余年间，先后惩办了不少贪官污吏。如仅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有罪官吏发往安微风阳屯田者，即至万余人。在其所处理的一系列贪污案件中，最为突出的是郭桓案。郭桓官至户部侍郎，征收浙西秋粮贪赃枉法，洪武十八年（1385年）事发，结果被追赃粮七百万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均被处死，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像这样地使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和如此大规模地诛杀贪官污吏，可以说从古以来所未有。朱元璋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重惩贪吏，这对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杀戮功臣，废除丞相，加强皇权
在修明内政，恢复生产，整顿吏治的同时，朱元璋还屡兴大狱，滥杀功臣以加强皇权，企图保持江山永继。其中最大的两次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龙凤元年（1355年）在和州投朱元璋，授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佥事等官。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又进左丞相，深得朱元漳的宠信。胡惟庸因而权势日盛，遂专权跋扈，不知自忌。如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处置。凡内外诸衙门上奏章，有不利于己者，辄匿不奏闻。一时四方钻营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莫不争投门下。胡惟庸因此敢于结党营私，藐视皇权。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党为题大开杀戒。于是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同时被杀者，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总计先后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
蓝玉（？—1393），安徽定远人，大将常遇春妻弟，初在常遇春部下，立军功甚多。洪武二十年（1387年）任大将军，多次领兵出征，在打击元朝残余军事力量及对西北、云南的征战中立有大功，如逼降辽东纳哈出，对蒙元捕鱼儿海之役，随沐英、冯胜等征平云南等，被封为凉国公，后为太子太傅。蓝玉自恃有功，专恣横暴，所为多不法，举止傲慢，无人臣礼。洪武二十六年，被锦衣卫指挥蒋谳所告，以谋反罪被杀。明太祖乃藉此兴蓝党大狱，死一公十三侯二伯，株连被杀者一万五千人。经胡惟庸、蓝玉二案，史载“元勋宿将相继尽矣”。在两案之外，开国功臣死于非命的还有不少。明朝开国功臣侥幸得以善终者，惟有汤和、耿并文等寥寥数人。朱元璋如此杀戮功臣，实千古所未有。
当代著名明史学家吴晗先生在谈到“胡惟庸案”时曾这样说：“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后来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反……”
同时，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不仅仅是大杀功臣宿将，更主要的是从制度上加强皇权。早在“胡惟庸案”之前的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废除行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权。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案发之后，朱元璋趁机取消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都察院监察百官，设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之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同时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
影响：专制制度的顶峰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朱元璋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程度达到了顶峰。特别是丞相制度的废除，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体制的一大变革。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相权便作为皇权的补充而存在，并且在一定情况下还是皇权的制约机制。尽管历朝历代在皇权与相权的分配上有所不同，但是相权作为皇权的重要制约机制的作用是一直存在的。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皇权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条件下运作，标志着专制制度达到了极至。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8节 郑和下西洋
中国的造船业和海上航行，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唐代，许多外国商人从海道来中国经商，大都搭乘比较安全的中国海船。宋代航海人员开始把指南针使用到航海上，这就给远洋航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3世纪初，中国已使用十樯十帆的大海船。
明朝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内得到相对的安定，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扩大贸易往来，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郑和统帅巨大的船队到“西洋”（今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各国，在中外关系史和世界航海式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七下“西洋”，扬威域外
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宝，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过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郑和十一岁时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动的统一云南的战争中被俘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
1403年朱棣登基，史称明成祖。次年正月初一，朱棣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于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自1405年到1433年，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远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三十年之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由62艘大海船2．9万余人组成的远洋舰队，由苏州刘家河出发，第一次出使南洋。最大的船，长100多米，宽几十米，可容纳1000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当时使用的罗盘针分许多方位，划分若干度数，按照一定的方向和度数航行，就可以测出航行的远近。这种罗盘针夜间还兼看星辰，能观星定向，充分显示了中国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先进技术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智能。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