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天启朝的东林党人，崇祯朝的复社中人，以及能与之相呼应的清流，多年来政策上的失误。这些人，毫无疑问，既是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也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人是好人，但好人不等于没有褊狭愚执的毛病。由于声气太过相投，自然就要排他，以我划线，对“忌者浸不能容”；由于派性情绪作怪，难免意气用事，因此，党同伐异，高筑壁垒，硬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化友为敌，把很多中间分子，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常见，也是最难根除的痼疾。
君不见今日之域内，文坛上那些个大小圈子里的爷儿们，娘儿们，哥儿们，姐儿们，与圈子外写作的普通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状吗？
所以，明之亡，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入侵，李自成、张献忠之犯阙，固然是主要败因，但朝廷中你搞我、我搞你的党争，置危如累卵的国家命运于不顾，一定要争出是非，定下高低，干掉别人，自立为尊，弄得崇祯为帝十七年，换了五十位宰相，成为历史的一个大笑话。这种党争的内耗，一直到朱由检景山上吊，又在南明弘光政权中延续下来。于是，阮大铖从南京近郊的牛首山，坐着马车，带着戏班，堂而皇之地进城了。
这使我想起一部老电影里的一句道白：“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有时候，我们时常会埋怨，老天不长眼，为什么小人总能得志，而君子常常倒霉？因为，凡君子，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小人，绝对认为这个世界是险象丛生的。所以，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表明这两种人心境的截然不同。坦荡者不会全天候地关注身边四周的动静，而戚戚者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睁着警惕的眼睛，窥测方向，掌握时机，随时准备隐遁，随时打算进袭。阮大铖的“猾贼机敏”比那些“红卫兵”们要强得多多，还在他被黄宗羲等人，当作茶余饭后的下酒小菜时，崇祯十四年，在他闻知周延儒复为首辅后，急忙要求他给自己平反，“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对这个绩优股，进行远期投资。
不知得到多少好处的周延儒，情不可却，当然想帮忙，然而，帮不上忙。“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明史》）
这就是小人的机敏灵活，我不能上，我的朋友上。我的朋友上，其实也就等于我上。果然，凤阳总督出缺，马士英被委任。随后，李自成攻进北京，朱由检自缢身亡，事态遽变，在南都，握有军权的马士英，和一肚子坏水的阮大铖合谋，排挤史可法，拥立福王，是为南明弘光政权。
由于翊戴有功，阮大铖甚至当上了兵部尚书。最滑稽的，老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耐不住寂寞，巴结阮大胡子来了。早些年，他连正眼都不瞧这个败类的。现在，他和他的新太太柳如是，从常熟赶来凑热闹，以求分一杯羹。这位风流女子，白衣白马，在下关，先慰问阮的江防部队，当了一回劳军女郎；然后，又移莲步，阮府赴宴，坐在髯翁身边，频频劝酒，嗲态百出。
我估计，盲翁陈寅恪，作《柳如是传》，写到这里，肯定心里有一股酸溜溜的滋味。同样，复社的“红卫兵”们，眼看着石头城上乌云密布起来，也是想笑都笑不起来了。
前面说过，小人之不可得罪，就因为有小人得志的这一天，一旦得了志，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凡开罪于他者，都会加倍地遭到报复。现在，轮到他笑了，那可是魔鬼的笑，刽子手的笑，决不心慈手软、开刀问斩的笑。
阮大铖先将“大字报”的力主者周镳，投刑部狱杀害，然后下令逮捕复社的吴应箕、黄宗羲、陈贞慧、侯方域等人。这还不够，难解他心头之恨，扩而大之，“士大夫及七郡清流，如黄道周、杨廷麟、刘宗周、顾杲等七十二人皆不免，于是，缇骑遍七郡矣。”（朱一是《周雷赐死始末》）
这期间，那些跟阮大铖来不来的复社名流，陈贞慧捕入锦衣卫，差一点被整死，侯方域逃得快，没有落入阮的魔掌，沈士柱、吴次尾隐名埋姓，躲到外县，黄宗羲跑到余姚，入山抗清，冒襄遁回老家如皋，在水绘园一声不作……倘不是清军迅速南下，挥师江浙，弘光帝成了俘虏，阮大铖继续得志下去，还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滴溜子＇禄山的，禄山的，潼关直犯。哥舒翰，哥舒翰，全军奔散，大驾去长安西畔，传闻凝碧池，胡奴开宴。趁此悄地更衣，奔从雕辇。
＇尾声＇朝冠脱却，轻裘换，将紫绶身中密绾，说不尽的家常凭伊自管看。
扈驾西巡何日还，不堪烽火满长安。
出门哪敢高声哭，多少胡儿勒马看！
（第二十一出《扈奔》）
《燕子笺》中，公元六世纪胡人杀进长安的情景，到了公元1644年，竟原样不差地出现在阮大铖的眼前。不过，那是胡人，这是清兵，那是长安，这是金陵。在戏文里，他使剧中人郦尚书扈驾出奔，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在现实中，这位先事阉党，感觉臭得不够，再投清廷，以求臭上加臭的阮大铖，很快就变节投降，像当年汉奸为日本鬼子带路扫荡那样，发蓄辫，胡服左衽，从清军攻仙霞关，自告奋勇，作马前卒，走在最前面。
他没想到，在山高路陡的峰巅，不小心碰到一块石头，像是挡住他脚步，不让他往前走，绊了一跤，立即仆倒在地，此人遂像一摊牛粪似的再也站不起来。
于是，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败类，结束了他卑鄙无耻的一生。
他死了，不等于中国文坛再也不会有类似人物出现，不过，能写出《燕子笺》优美文字如阮大铖者，恐怕再也不会有了。也许因为他这样一个为人为文反差极大的先例在，所以，对时下的一些作品不怎么样，而人品更不怎么样的同行，混迹文坛，洋洋得意，名利场中，狗屁捣灶，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因为，这帮小玩闹，纵使蹦，又能蹦多高？纵使跳，又能跳多久？随他去罢！
东山猛虎不吃人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近年致力于读史随笔写作，见解精辟独到，笔锋犀利传神，深受读者好评；最近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一
这是晚清诗人龚自珍早期作品《行路易》长诗中的起首一句。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字伯定，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人。是一位思想家，文学家，更准确地说，他是以别树一帜，不同凡响的诗人形象，存活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为人景仰。
想起他，一般先说到他的诗，尤其七绝，简直被他写“绝”了。其次说到他的浪漫，他和那位美丽太太的恋情，以及因此之故的暴死。然后，才是他振聋发聩，拯危救亡的文章，包括他一心一意要与钦差大臣林则徐，他的诗友，他的同道，一起到广州禁烟，为大清王朝做些什么的雄心壮志。
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启蒙意识的志士，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
谈到他的诗，明清以降，诗家虽众，出类拔萃者也不少，但像他这样，将诗之七绝一体，写到如此娴熟，如此完美的程度，其文字之丰采都丽，其词章之金声玉振，其意境之突兀奇美，其思路之峻刻险越，域内文人，堪与匹敌者真是罕见。以《己亥杂诗》为代表的三百十五首七绝，更达到艺术的绝顶，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那无拘无羁的浪漫情思，那弛张浩漫的灵犀诗心，那扑朔迷离的象征隐喻，那旨意深远的觉醒参悟，成为鸦片战争以后，绝大多数中国诗人师法之、宗奉之的楷帖。
谓予不信，细细玩味柳亚子、黄遵宪、鲁迅、毛泽东的七绝，不难在字里行间，发现龚定庵词彩的余风遗韵。
这首《行路易》诗，应作于公元１８１９年（嘉庆二十四年）春天的北京。开头五句，那种破天荒感觉，那种横空出世的感觉，使所有当时的中国人，为之耳目一新。
东山猛虎不吃人，
西山猛虎吃人，
南山猛虎吃人，
北山猛虎不食人，
漫漫趋避何所已？……
说实在的，这几句平实无华的大白话，别人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想不到，而是除他以外，压根儿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即或有人尝试过，大概缺乏胆量拿出来面世，也就胎死腹中。
惟非常人，做非常事，这就是龚自珍的风格了，别人不敢，他敢。
那年的春天，倒是北京少有的风和日丽季节，春闱落第的举子，从东城总布胡同的贡院考场出来，套用三十年代文人惯用的外来语，诗人非常的“生的门答”，心绪相当郁闷。虽然，蹭蹬科场，一而再再而三的名落孙山，也麻木了，也疲沓了，也无所谓了。但这一次，意在必得竟不得，手到擒来竟不来，多少有点大不甘心。遂坐上家中长随来接他的骡车，回宣武门外手帕胡同的家。
不过，豁达潇洒的他，很快从惆怅的情绪中跳出来，他问自己，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吗？ＮＯ！这位精通汉、满、蒙、唐古拉语的语言天才认为，这个国家不需要人才，这个社会容纳不了人才，其实倒是大清王朝的失败。
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一个人“才”的出现，一百个“不才”张开血盆大口要来吞噬。这样一个人才被“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的国家和社会，你还能对她抱有什么指望呢？那时的龚自珍，未必具有封建社会走到终点，专制统治即将垮台的革命意识，但他以诗人的敏感，觉察到大清王朝已经烂到根上，无药可治的危机。于是，骡蹄踢踏，车轮咿哑，一路颠簸的他，在舒愤懑的“东山猛虎不吃人”的开宗明义之后，继续构思下去：
玉帝不遣牖下死，一双瞳神射秋水，
袖中芳草岂不香？手中玉麈岂不长？
中妇岂不姝？座客岂不都？
江大水深多江鱼，江边何哓呶？
……
我欲食江鱼，江水涩咙喉，
鱼骨亦不可以餐。
冤屈复冤屈，果然龙蛇蟠我喉舌间，
使我说天九难，说地九难！
踉跄入中门，中门一步一荆棘。
大药不疗膏肓顽，鼻涕一尺何其孱！
臣请逝矣逝不还。
这首愤世嫉俗之作，脱稿时间，虽然离鸦片战争还有２０年光阴，可王朝之衰微没落的现象，无可救赎的命运，颓败腐朽的国势，醉生梦死的社会，那些“百不才”的昏君庸臣，权奸巨蠹，贪官污吏，文伥学匪，如同环伺着的猛虎，团团围定着有良知，想作为的中国人。有的正在吃人，有的将要吃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绝望的他，在诗之最后，不禁悲观地感叹起来：
乱曰：
三寸舌，一支笔，万言书，万人敌，
九天九渊少颜色，朝衣东市甘如饴，
玉体须为美人惜。
那年，他２７岁。据《学人列传》，“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得申乃已。”其外祖父段玉裁，为一代文字音韵大师，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穷经搜典，治书为文，颇得真谛，从而饮誉文坛，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这首称不上规范，但却极具创新精神的诗，一经传抄，其惊世骇俗的声音，京师上下，为之一震。在文学这个领域里，敢为天下先，说起来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却是需要相当的自信。尤其对年资稍浅的文人来讲，他不能不考虑：一、别人会不会认可？二、若不认可，别人会不会笑话？三、仅仅是笑话，倒也罢了，会不会从此落下一个狂妄的名声？这都是要掂掇再三的。
接着，还有其四，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别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度里，文人这个集群，名气大小，成就高低，入道先后，资历深浅，意味着量级，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在主席台的位置，意味着麦克风离嘴巴的距离。等等等等，都是很有考较和讲究的。假设当代一位诗人，就算有了类似“东山猛虎不吃人”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想法，能否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