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记起他们，想起他们舞跳得那么好。警察将会知道到哪儿去找他们。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开始同情他们的谋杀对象。对于这点，安帕罗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麻醉药丸的作用已消失了。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们已太了解他们的谋杀对象。他们的决心已被同情融化掉了。
爸爸房间的灯亮了。动手的时候到了。金色的阳光，又是一个美好的天气。他站了起来，走过一英尺宽的窗台，回到自己的窗户边。他的腿已因坐得太久而刺痛。
他一直等到爸爸去冲澡才蹑手蹑脚地溜进爸爸房间的旧密室（Ｗ·Ｊ·斯隆，１９５２）。爸爸的钥匙串挂在胡桃木椅子上。在旧密室的抽屉里有一个古老的墨西哥雪茄盒。盒子里有个天鹅绒袋子。里面放着爸爸复制的一支大约１７９０年的法国决斗手枪。这些预防并不是针对小吻唇先生而是对吉米·内斯的。因为她老是要他认真对待他自杀的威胁。
在爸爸刚买回枪时，他就仔细研究过使用说明书。他能迅速无误地装子弹。首先，把事先量好大小的导火线塞到枪管里，然后在上面放个铅子弹。
他扳起击铁，咔嚓响了一声。
他锁好抽屉，把钥匙放回原处。他把枪暂时放在土耳其沙发的坐垫下，斜竖着放，以免子弹掉出来。然后，用昨天所剩的热情，小吻唇先生跑到浴室里，吻了他父亲的脸颊。他的脸很湿润，因早上刚刚喝过两加仑芬香的４７１１。
他们在咖啡店里吃的早餐。这种早餐与他们自己做的一样，只是咖啡店里有女招待服侍。小吻唇热情地描述亚历山大学生表演的《奥尔费奥》，爸爸则尽力显得没有屈尊的样子。当他实在装不出来时，小吻唇就会向他要一粒麻醉药丸。因为从爸爸手里得到这东西总比从街上陌生人那里得来要好。
他中午时分到了南渡口。他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高兴。天气又像谋杀那天那么好，似乎是他半夜在窗台上强迫时间倒退至昨天一样。他穿了最不显眼的短裤，手枪就放在挂在腰间的暗褐色小袋里。
阿廖娜·伊方诺夫娜正坐在鸟舍的一条板凳上，听着科劳斯小姐的喃喃细语。她的左手牢牢地抓住海报。右手在空中飞舞。她不停地乱说，就像一个哑巴在发生奇迹治愈之后，刚开始说话。
小吻唇先生走下小路，盘腿坐在那雕像的阴影里。雕像已失去了魅力。从昨天开始，在每个人看来，它就显得非常愚蠢。现在，它们仍显得很愚蠢。’韦拉扎诺穿得像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维多利亚资本家，天使穿的是天使通常穿的黄铜睡衣。
他的感觉越来越差，像堆俄罗斯沙石被几个世纪的风越刮越小。他想到要打电话给安帕罗。但是只要他的目标没有实现，安帕罗给他带来的任何安慰都没有用。
他看看手腕，才想起把表忘在家里了。第一国民银行正面的广告钟正指示着１２点１５分。简直不可能。
科劳斯小姐仍在说个没完。
从泽西上方天空飘过来一朵云，停在哈得逊，挡住了太阳。看不见的风轻咬着它纤细的边。云朵就像他的生命，将会在还没变成雨之前就消失了。
后来，阿廖娜沿着海边广场朝城堡走去。小吻唇偷偷地跟了他好几英里路。最后，在公园的尽头，只剩下他们俩。
“哈罗！”他说道，脸上迟疑地装出成年人要显示重要的笑容。
他直盯着他的帆布袋，但小吻唇先生并没有惊慌。他肯定是在考虑是否向自己要钱。如果小吻唇有钱的话，肯定是在小帆布袋里。手枪明显地鼓出来，但并不会让人轻易联想到是手枪。
“抱歉，”他冷冷地说：“我身无分文。”
“我向你要钱了吗？”
“你正准备要。”
阿廖娜似乎要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所以必须马上说点什么，好让他呆在那里。
“我看见你和科劳斯小姐讲过话。”
阿廖娜停了下来。
“祝贺你——你终于打开了坚冰！”
那老头半笑半皱着眉头问道：“你认识她吗？”
“晦，应该说我们注意到了她。”“我们”这个字眼是种有意的冒险。这当然无关紧要。他用手指捏着腰间挂帆布袋的绳子，让它懒散地垂直挂着，“你是否介意我问你个问题？”
“我大概会介意的。”老人脸上没有了高兴的表情。
小吻唇的笑容已没有了狡猾算计的成分。是那种对爸爸，对安帕罗，对库柏拉德小姐，对任何他喜欢的人的笑容，“你从哪里来？我是说，来自哪个国家。” “那与你无关，对吗？” “可，可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那老人（他似乎不再是阿廖娜·伊方诺夫娜）转过身，径直朝旧堡垒的圆石筒走去。
他想起门口那块匾牌——记录七百七十万移民的同一块——记载着詹尼·林德①曾在那演唱过，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① 詹尼·林德（１８２０—１８８７），瑞典歌剧团清唱剧女高音歌唱家，音域宽广，技巧成熟，被誉为“瑞典夜莺”。】
那老人解开他裤子的拉链，勃起阴茎，开始在墙角小便。小吻唇先生摸索到了袋子的绳子。显然，老头子小便了很长时间。因为，虽然绳子很难解开，但当老人撒最后的尿液时，他还是把枪拿了出来。
他把雷帽放在打开的火门上，扳了两下击铁，打开安全阀，然后开始瞄准。
那老头慢慢地拉起拉链。这时他才朝小吻唇先生望了一眼。他看到了对准他的手枪。他们隔着不到二十英尺，所以他肯定看到了。
他说了声：“哈！”甚至这句也不是对手里拿着枪的小吻唇说的，只是从他每天在海边独自苦恼的独白中猜出来的。他转身走了。
一会儿以后，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伸出手，向某个家伙要二十五美分。
（刘慧梅 译）
战后的一代
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笔下的“新生代”是种比喻的说法，他们所指的是那些观点相似，兴趣相同，写作风格相近的作家群体，而所有这些观点、兴趣、写作风格都与过去截然不同。每代入常常都拥有具有他们明显特征的共同经历，比如，一战时的迷惘的一代，２０年代禁酒时期的一代，大萧条时期饥饿的一代，二战时期实用主义的一代，越南战争产生的隔离的一代，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时代。但真正按年代划分的时期却很少被考虑到。
波尔·安德森和戴蒙·奈特曾提出，科幻小说作家大概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出现新的一代，但还不曾有人研究过作家们的出生年月。我们只需大致浏览一下就能发现某些年份有大量的作家产生，而其它年份产生的作家却寥寥无几。例如，１９１１年出生的一批重要作家就有奥托·宾德、芬尼、盖伦、哈伯特、Ｃ·Ｌ·穆尔、诺顿、圣克莱尔、施米茨和乔治·欧·史密斯。而在这前后几年当中，一年最多出现四个作家，通常三个，有时只有一个甚至一个也没有。１９１５年出生的作家又格外的多，有布拉克特、德尔雷伊、戈德温、霍伊尔、雷蒙德·Ｆ·琼斯、库特纳、蒂普特里（谢尔登）和扬，这样的声势随后的几年是无法相比的；直到１９２０年出现了阿西莫夫、加卢瓦、赫伯特、坦恩（克拉斯）、西奥多·托马斯、塔伯、万斯和理查德·威尔逊，１９２３年又出现了比格、比克斯比、戴维森、迪克森、冈恩、梅里尔、小沃尔特·米勒和冯内古特。
如此罗列下去显然毫无意义，而收入本册的这些小说都发表于１９７０年以后，其中有四个作家生于１９４５年，三个生于１９４７年，四个生于１９４８年，也许这些数字还真有些神奇之处吧。
帕梅拉·萨金特（１９４８－ ）做过推销员、模特儿、流水线工人、打字员、勤杂工和教师，与此同时她在宾海顿的纽约州立大学学习，获得了古典哲学和哲学史的硕听学位。她的第一篇小说《登陆的少数人》于１９７０年９月发表在《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上，她的短篇小说收在《星影》（１９７７）和《帕梅拉·萨金特最佳小说选》（１９８７）中。
７０年代中期，萨金特雄心勃勃地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包括《无性生命》（１９７６），《突如其来的星球》（１９７９），以《守望星》（１９８０）为开始的地球精神少儿科幻长篇系列小说《金色太空》（１９８２）、《楼上的外乡人》（１９８３）、《妇女之岸》（１９８６），以及以《梦中的金星》（１９８６）为开始的金星大地系列小说。她还写了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小说。她编辑了四本名为《生命的未来世界》的文集，而其最著名的贡献要算是她主编的三部由女性撰写的有关女性的科幻小说选集《神奇女性》（１９７５）、《神奇女性续集》（１９７６）和《神奇的新女性》（１９７８）。
科幻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关于超强力的发现与发展，这种超强力常常能够惩恶扬善，或为一个新社会甚至一个新种族的产生铺平道路，但有时它却成为邪恶、私利或权利的工具。后来的科幻小说有时注重描写隐藏或对付这种新的能力的困窘，甚至强调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们的孤独之感（如在《无入烦扰格斯》中），经历过德国犹太人大屠杀的那一代人则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额外的惩罚。
《采撷蓝色玫瑰》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具有异常之处的孩子成长中的艰难。故事中的小女孩并未提及姓名。她是个犹太人，敏感、孤僻，有个双胞胎兄弟，母亲则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她还必须面对母亲脆弱的精神，并且因此偶尔需要离家独自生活一段时间。故事讲述到一半时，才暗示有种非正常的因素潜于其中，这一因素使得这篇小说得以归类为科幻小说。直到最后，读者才会明白这位母亲经历的痛苦所产生的特殊恐惧，也只有在结尾处，小说才显示了小女孩的敏感及易受伤害是比她母亲遭受的更为可怕的诅咒。
这篇小说语言简练，浅显易懂，采用了适合儿童的语言。对于作者来说，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描写女儿成人后所经历的生活。萨金特并不是添加一段后来的情节或在最后笨拙地附加一段描述，而是以两个层次同时描述这个故事：童年这一层是以成年人的角度来追溯的，后来的事情以及现在的经历则在括号中插入叙述，两个层次同时揭示主题，情景描写与其结局一一吻合。
《采撷蓝色玫瑰》＇美＇ 帕梅拉·萨金特 著
我记不清是否当面问过妈妈那些刺在她身上的号码的事。我们肯定早就知道不该去问，也许我和哥哥西蒙还是小孩子时曾无意中说过什么，看到了妈妈听后那悲伤的样子，也许爸爸叮嘱过我们，千万不要去问。
可是我们总能意识到那些号码的存在，当天气特别暖和时，妈妈就不扣住衣服上部的几粒纽扣，她俯下身来拥抱我们或是把我们抱起来时，我们就能看见她胸口上方一英寸处的那一横排数字。
（等长到十来岁时，我听说了所有关于死亡集中营和焚尸炉的恐怖故事，知道了那些不得不从死人嘴里拔下金牙的人们，还有那些遭到德国听兵强暴的妇女，尽管有德意志帝国的禁令。从那以后，我总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妈妈，不知道在妈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内心深处隐藏着什么样的负罪感，以及为了生存下来她做了些什么。如果是我，我也许早就死了，我宁愿以某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忍受这样的耻辱。一位老医生曾告诉我：“我们当中那些最优秀的、最尊贵的和最敏锐的人都已死掉了。”我真要感谢上帝，我生于１９４９年，这样我就根本不可能是纳粹听兵施暴后生的女儿。）
四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乡下的一所旧房子里，爸爸在附近一所很小的初级专科学校里教书，而放弃了去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的机会，因为他知道那对于妈妈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房子周围有许多榆树、橡树，还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枝叶忧伤地拂着屋顶。我们的池塘在初春和晚秋时节，会有几只鹅光顾，它们飞起来之前总要彼此拉开一段距离。（爸爸总会说：“你们可以假设这些鸟是犹太人，他们一到冬天就去迈阿密。”我和西蒙就想象他们躺在海滩上，向女招待要柠檬水，我们那会儿还没听说过冰冻果子酒呢。）
就算在乡下，我们还经常会看到妈妈收拾行囊，告诉我们她要离开一段时间，只一个星期，只想离开家独自安静一下。有一次她去了阿迪龙达克斯的一处旧野营地，这个野营地是我一个姑妈的；另一次是去爸爸的一个朋友租给她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