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_2- 第31部分

　　战事一出，“革团”并不就地解决问题，转而进京告状，声称学院派兵“打学生”，要求总参党委和“文革”办公室惩办策划者，追查后台，交出“黑材料”，进行验伤；并且还提出要4名“受伤”学生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11月3日毛主席的接见，如不答应，就“抬着受伤的同志到天安门示威”。“中央文革”得知此事后，不问原委，立刻要求总参查处学院领导一方。
　　此时，李天佑已获知“10？31事件”真相，坚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这件事情只有实地调查清楚后，才能再作处理。”
　　总政治部同意了他的意见，并组织调查组，学院两方派代表参加，实地调查。最后，“革团”不得不承认是他们一方先挑起事端，“理亏在先”。
　　可是，“中央文革”却不等调查组返回北京，就对“10？31事件”作出处理：学院负责保卫、保密室工作的3位同志停职反省；“革团”代表上观礼台参加毛主席接见，并对“受伤”的学生赠送镀金毛主席像章。甚至，“中央文革”还拟定了一个情况通报，准备发至全国。
　　后来，因李天佑等总参领导坚决反对，才未成为事实。
　　（3）
　　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庇护和怂恿，“革团”又串联起几个全国有名的造反组织，策划更大的行动。11月9日上午，造反派联合召开所谓的“控诉、批判、誓师大会”，并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为题，把炮制的“1031事件”铅印几千份传单，在全国各地散发张贴。甚至，正在广州举行的贸易交易会也贴上了，造反派的这些传单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可他们印刷几千份传单后，囊中羞涩了，又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3项要求：一提供经费，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三“代印”传单1万份。这些荒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1月7日下午，“革团”代表提出要李天佑于当晚6时前答复，在答复之前，1000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进行“示威”。
　　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防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通牒”要李天佑和王新亭副总长出来见面。
　　晚10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向造反派通告：不许开大会。
　　于是，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500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
　　这一闹，直到第二日晚上6点多才离开。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和一些老帅的重视。随后，中央军委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来京人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对“文革”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尖锐的批评，几位老帅的讲话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也给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
　　但是，这却违背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意愿，12月31日，叶剑英被迫做了检讨，之后，李天佑也被迫作检讨。
　　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嚣落幕了。

　　22战将之死（1）

　　在我军红军时期最年轻的3位师级将领中，只有钟赤兵活到61岁才离开人世；贺炳炎于1960年在成都去世，年仅47岁，被许多人叹为憾事；李天佑也是英年早逝，1970年去世时年仅56岁。
　　（1）“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天佑被选为“九大”代表；会后，又被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此时，他由肾病引起的腰痛和浮肿已很严重了，甚至没法坐着开完一个时间并不太长的会议，只能躺在休息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许多人为他暗暗担心。医生就他的病情专门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让他离职养病。但是9月军委召开战备会议时，他正在医院治病，仍然坚持要去参加会议。大家劝他：
　　“你都住院了，就不要去了。”
　　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能不参加作战会议呢？总应该去听听吧！”
　　可在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人大讲特讲“敌情”，严重得好像大战一触即发。听到这，李天佑实在坐不住了，立刻即席发言，说：“从一般大战的几个特征看，当前还没有爆发大战的迹象，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他这一插言弄得总参谋长黄永胜好不尴尬。
　　尽管他对李天佑这个有理有据的大胆发言不理不睬，但许多在场的人不免为李天佑感到担忧。果然，不久，李天佑因为“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的这番话，而导致主管工作调整：黄永胜直接管作战工作，李作鹏分管通信等部门，李天佑改管政治思想工作。
　　（2）“晚了，他已病入骨髓。”
　　年底，李天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检查中，医生发现他尿蛋白已增加到4个加号，他需要完全休息了。但离职休息的命令仍然没下来，他的妻子杜启远只好直接打电话给总长办公室催问此事。
　　过了两天，黄永胜来找李天佑，说：“你主持开完‘四好’大会再休息吧。”
　　“我分管政治思想工作，这个会必须参加。”他没有任何怨言地答应了。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终于接到休息的命令，但已经太晚了。一位曾在1964年给他治疗过肾病的著名老中医，在仔细给他做过检查之后，对杜启远说：
　　“晚了，已病入骨髓。”
　　事后，这位老中医感到很奇怪，对人说：“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李副总长的病根本不该发展到这种程度呀！”
　　李天佑因工作耽误了治病。
　　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卧床了。
　　（3）去世前的怪举动
　　1970年9月5日，一早起来，重病的李天佑突然说：“我去看看。”
　　“你想看什么呢？”杜启远问道。
　　他没有回答，然后不顾妻子的劝阻，硬撑着极度虚弱的身体，逐个地查看了家里的每一间屋子，甚至连平时用来堆放杂物的小屋也不例外，看了又看，最后，他又查看了整个院子。
　　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他一直来是只管工作，不做家务，也不管家务。这一举动给家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两天后，他的病情出现异常，住进了301医院。
　　在医院里，他仍像往常那样：不让家人陪床。由于杜启远和众人一再坚持，他才允许他身边唯一一个警卫员留在医院里照顾他，其他人统统回单位上班。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一天，突然向医生提出说：
　　“我要到天安门看看。”
　　“总参领导有指示，要首长在医院抓紧治疗。”医生告诉他。
　　“我坐车出去转转，到天安门看看，我再回来。”
　　但医生为他的病情考虑没有同意。以后，每次见了医生，他总是固执地提出同样的要求，遗憾的是，医生始终没答应他。几天后，他的手臂和腿部很快肿起来，手表都不能带了。随即，小便量也减少，不及常人的一半。医生不得不给他注射了利尿药溶液。
　　谁知这利尿溶液注射之后，他的小便不仅没增加，反而一点也排不出来了。
　　9月27日清晨，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连药也吃不进去了。妻子杜启远闻讯赶来，急得要死。护士告诉她说：“这是因为嗓子里有痰吸不出来。”
　　杜启远一听，当即俯下身去，口对口为他吸痰。谁知她用力一吸，吸出来的竟然全都是些酸水。李天佑一听说是水，吃力地抬着头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表情十分痛苦。
　　护士见了，赶紧给他找来一本印有毛主席像的书。他捧着书，仍然“哇啦哇啦”地叫，可是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了。医生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他七窍出水，很快就昏迷过去。当日18时35分，一代战将李天佑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56岁。
　　他从住院到去世，仅仅20天时间。
　　杜启远哭着说：
　　“他16岁当连长，20岁当师长，连去世也比别人走得早。”


　　第四篇“疯子战将”——王近山

　　1祖先是蒙古王爷

　　1915年，王近山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桃花乡一个历尽沧桑的家庭。
　　他的祖先，据说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蒙古王爷也先不花。他当年因帮明太祖朱元璋打江山立下大功，封地湖北黄安，赐汉姓为“王”，威风显赫一时，成为湖北无人不知的“黄安王爷”。一年的三月初三，也先不花王爷在祠堂里率领全族祭拜天神。正在他插完香顶礼膜拜时，突然，香炉从头顶上砸下来，人倒没伤着，奇怪的是，刚刚点燃的一把香烛几十根却全部灭了火，并且像被刀割了一样拦腰截断，只在旁边的一根香烛没断，香火拿起时冒烟，放下就灭。也先不花王爷见状，似乎明白了什么，祭奠没完就匆匆走了。
　　不久，他就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人世。
　　可是他去世后，王家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许多人对这不祥之兆百思不解。
　　几百年下来，黄安王族仍然兴旺不衰。就在清朝开国后200多年里，这个书香门第仍是官宦之家，照旧兴隆得不得了。可是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王氏家族突然人丁渐少，十几年中6房兄弟仅得一子。这宝贝儿子念了一肚子诗书，却不谙世事。偏偏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瘟疫突然横扫黄安，王家6房长辈全部无一幸免，一一死光，扔下这年少的书呆子和这万贯家财。在伤心欲绝中，这不更世事的少爷任凭旁人极其铺张地操办6门丧事。结果，偌大的家产被骗的骗，典当的典当，抢的抢，偷的偷，丧事一办完就缩水了一大半。
　　随后，一位黑白两道的地头蛇又暗中买通几个地痞，瞅准个机会前来王家闹事，暗中激起书呆子少爷的火气，少爷盛怒之下操起一把菜刀砍去，一地痞迎头而上，当场被他“砍伤”一只胳膊。随后，地头蛇出面亲自与书呆子打起诉讼官司，官府老爷与地头蛇明抢暗夺，欺负书呆子不谙世事，把剩下的家产趁机来了个“对半分”，盛隆几百年的黄安王家不到半年人员全散，房屋地产全无，少爷被折腾得一文不名。
　　住处没了，吃饭钱没了。无奈之下，书呆子少爷只好去街头卖些字画谋生，但在黄安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哪里还有人用多余的钱来讲这“斯文”？少爷生计维艰，不得不给人扎纸马纸人，为做道场的道士们“打工”，道士也是社会底层，对手下的“打工仔”能给几个钱？几番争吵之后，心高气傲、脾气乖扈的书呆子少爷又被道士们狠揍了一顿，赶出了“师门”。在穷困潦倒之下，他最后不得不沦落到乡村干泥瓦工为生。
　　这位书呆子少爷就是王近山的父亲。
　　王近山一生下来就天天喝稀粥，吃不饱，9岁起给人放牛，13岁给地主当长工。他自小性子刚烈，在乡里常常与人打架，被人称作“天不怕”。在村里吃大户时，他是第一个冲进地主大门的。冲进地主家大门时，他还不知从哪里弄出来一颗枪子弹咬在嘴里，吓得地主浑身发抖。他也名声传遍桃花乡远近几十里。结果，有人说：
　　“将门出虎子，这王家看来将风难绝，将来不是要出魔王，就是要出大将。”

　　2王疯子绰号的来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湖北是中国最动荡的地方。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桃花乡周围经常有一位裁缝走乡串户。
　　他就是地下党员詹才芳。
　　在他的影响下，王近山的姐姐暗中参加了游击队。15岁时，王近山在姐姐的影响下跟随着詹才芳参加了红军，汇入了红四方面军的洪流。
　　王近山参加红军时才15岁，身材瘦小，还没支步枪高。他先给詹才芳做警卫员，后任红四方面军10师30团机枪连通信员。因为打起仗来，十分勇敢机灵，几仗下来，就从战士当了班长，不久升为排长，很快，又做上了副连长。
　　1931年，红30团搞“肃反”，10个连长10个指导员被张国焘杀得只剩下2个人，詹才芳说：“近山，从现在起，你就是连长了。”
　　当时王近山才16岁，人称“小连长”。
　　王近山性格刚烈，领队作战，最不怕死，一到战斗紧急的关头，他驳壳枪一挥，往往就置生死而不顾，冲锋在前，拼杀最猛，在红30团七八个“猛子”里数第一，名声不小。这年春夏之交，红10师在泼皮河镇子与敌军相遇。红30团奉命夺取北山头。扼守该山头的是刘峙部第12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