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产量的14％。产金量在全省排第二位的清远县新洲矿，每年上交黄金仅占该矿产量的三分之一略多。由于管理不善，清远、怀集等产金地区矿农倒卖黄金现象很突出，贩卖走私分子经常到这些地区收购。
二是广东省毗邻港澳，是贩卖、走私黄金的集散地，广州、深圳、汕头、中山等地境外人员多，与港澳通讯运输十分方便，获利高，易脱手，省内外、境内外黄金贩卖、走私不法分子都麋集到这里作案。
三是有关部门对贩卖、走私黄金这一犯罪动向，还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未能作出相应的对策。
现在，广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已密切注视这一犯罪新动向，多次与有关部门共商对策，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打击。
查缉走私文物
一
很多到过美国的中华子孙不忍卒睹：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举世闻名；斯德哥尔摩国立东方博物馆仰韶时期的彩陶是世界之冠；中国美术史的开篇之作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早已成了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据不完全统计，在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古代先贤的杰作，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国外的博物馆参观。
文物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2002年10月23日至26日，在深圳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的“中国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研讨会”上，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杨志军说：“近百年来持续不断的文物流失，严重损害着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打击文物走私刻不容缓。”
中国历史博物馆曾举办过两个反响强烈的展览。一是1998年的“打击文物走私展”，一是2000年的“国宝回归展”。早期的恐龙蛋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汉代的陶俑、清代的龙袍，展览中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苦涩的“流浪”故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级顾问霍顿女士说，近年来，国际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活动已经成为一种规模庞大的买卖。仅次于毒品和武器交易的巨额利润导致了全球性的文物犯罪，一些文明古国因此成为“文物输出国”。
历史悠久的中国是世界文物贩子觊觎的“原料市场”，他们以巨额利润为诱饵，强烈地刺激着我国文物犯罪的蔓延。
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
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盗卖文物的暴利让不法之徒铤而走险。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即便是一些体积庞大的地上文物也未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11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田野石造像。
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文物犯罪的祸首。
没有人能够说清，我们究竟有多少珍贵文物被盗卖出境。
据海关提供的资料，近10多年，仅深圳海关就查扣走私文物近3万起。2000年全国海关查出文物走私案件240多起，收缴国家限制出口文物8780余件。而这仅仅是在海关对于出境货物5％的抽查中发现的。
1994年英国警方曾破获的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查扣7个集装箱6000件中国的文物。
当闻讯而来的中国文物专家赶至现场时，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堆占了3大间库房的文物，足够开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从文物的年代和空间范围来说，也足以举办一个中国历史的展览。
海关总署监管司官员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文物走私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走向集团化、现代化。走私方式日益多样化，从个人随身携带少量文物，发展到通过集装箱夹藏，以及通过邮运快件渠道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文物出境。走私者成分日趋复杂，走私流向主要是韩、日、美、英等国。
专家指出，走私文物主要来源于三个途径：从古遗址墓葬、博物馆中盗窃；从古玩市场购买；从文物拍卖市场购得。而盗掘和文物黑市是其最直接的源头。我们的民间旧货市场普遍存在着超范围经营现象，不少打着“古玩“旗号的店铺，私下进行各种非法文物交易，成为犯罪分子销赃的场所。
一条条走私明栈暗道把中国文物偷运出境。许多文物往往是出现在国外的拍卖名录上时，我们才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指出，打击文物走私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而言，任务更为艰巨。
作为一个文物大国，我们的地下地上文化蕴藏十分丰富，文物涉及年代和地域跨度大，许多野外古墓葬、古遗址和石刻造像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近年来，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我国政府作出了艰苦的努力。正在进行的整顿市场秩序活动，也将清理文物市场作为一个重点。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世界范围展开各种国际合作，将打击走私的战线拓展到国外。3年前我国政府利用法律武器首次追回海外流失文物3000件，创立了追索文物的成功典范。
尽管如此，每年要从数千亿元美元的出口货物以及潮水般进出境人流中查获走私文物，谈何容易；而一旦文物流出境外，再去追索收回又困难重重。因此专家指出，打击文物走私，重点在境内。必须从法律上，从组织上，进行严密的综合管理。
据悉，正在修改的《文物保护法》加大了对文物市场的管理力度和文物犯罪的打击力度；而深圳会议之后，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也将进一步加强合作。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定决心。
在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里，陈列着上个世纪流落异邦的中国文物。那些石雕佛像上的刀斧痕迹，铭刻着一个古老民族城池失守的痛楚。我们坚信，日益强大的中国，不会听任历史文物在我们的时代飘零，不会坐视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散。
二
图：缉私警察在查看国家一级文物三叠纪鱼龙类化石。
2003年8月5日，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共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时间跨度的连续，从无脊椎动物化石到有脊椎动物化石的品种之齐全，国内罕见，足可以组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古生物化石展览馆……
2003年1月1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蛇口海关关员根据查验指令，对一个申报为工艺品的集装箱进行抽查。这个货柜的最终目的地是台湾。当箱门打开，呈现在关员眼前的不是箱装的工艺品，而是两块巨大的“山”形“三江红石”。
在动用起重机的情况下，海关关员才将重约10吨的两块巨石挪开，结果在箱尾前部几个纸箱中，发现少量疑是恐龙蛋等古化石的物品。经全面查验发现，该集装箱夹藏未申报的这批化石共有2165件。
蛇口海关迅速将此情况告之蛇口海关缉私分局，要求派员提前介入共同进行调查。蛇口海关缉私分局有关人员得此信息后，立即赶赴现场。
据报关单显示，该批货物的“货主”和发货单位是位于市内罗湖区文锦渡口岸附近的A进出口有限公司，报关行是位于蛇口的B报关行，报关员为该行报关员陈某。陈某带着一个女人匆匆赶到海关查验现场。她说自己并不清楚箱内装载的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朋友刘某某提供的一个装箱单填报的报关单。一直站在陈某身边神情有点紧张的年轻女人正是刘某某。
刘某某称自己是按照她的台湾总公司李老板指示和提供的装箱单使用了“C”公司的报送单填报，委托朋友陈某在蛇口海关报的关，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刘某某还谈到，这批货物是一个姓卢的台湾人在广西组织运到深圳的，一个姓杨的押运员与她联系并将货物送到深圳交给她后，叫她以货物装箱单上填的货物名称填写报关单。侦查人员遂让她立即与姓杨的广西押运员联系，只告诉他货物在办理出关手续时遇到麻烦，叫他赶快到深圳来一趟。
1月22日，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名专家来到深圳。经鉴定，专家认为这批古生物化石中有较大批量的一级、二级、三级文物，另有大批其他科研价值高的生物化石。他们建议请国家文物部门进行权威鉴定。
在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定专家的帮助和联系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骨椎动物专家，在古生物化石研究方面被称之为“恐龙王”的赵喜进来到了深圳，对涉案文物进行了再一次的鉴定。鉴定认为，这批远至一亿九千万年前的侏罗纪，中至六千七百万年的新生代，近至二万三千年三叠纪的古生物化石中有鱼龙化石、恐龙蛋化石、宜州龙等相当于国家一级文物的化石5件，二级文物化石46件，三级文物化石71件，其他为国家禁止出境的各类化石，共两千余件。
鉴于案情重大，蛇口海关缉私分局于1月24日向其上级———深圳海关缉私局作了正式汇报。缉私局局长胡乃涛和其他局领导在听取汇报后要求立即成立“120”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重点侦办。1月20日，在“B”报关公司刘某某的一再坚持下，广西姓杨的押运员从广西乘机来到了深圳。他一下飞机，便坐进了刘某某接他的汽车里。在刘某某的车后，紧跟的是蛇口海关缉私分局的侦查员。
刘某某的汽车按侦查员事先的要求开到蛇口海关大门，看见“蛇口海关”几个醒目的大字，杨姓押运员发现情况不对，急叫停车。他刚一跳下车，即被紧跟其后的侦查员扑倒在地。在杨某的身上，侦查员找到了一份装货单，上面写着8名货物货主的姓名、装箱箱号和联系电话。从电话号码来看，这8名货主都是台湾人。
1月26日，2003年春节将至，到处都洋溢着喜迎新春的欢乐气氛，一场围绕搜寻这8名台湾货主的侦查工作全面铺开。
在桂林，短短两天时间里，侦查员走遍了桂林的大街小巷，查对了几百条相关信息，台湾货主却一个也没有找到。侦查员根据杨某的交待，对桂林瓦窑工艺品批发市场进行了调查。调查证实，长期以来，一些台湾商人常在这里采购奇石等工艺品，有一家店铺甚至还挂着“台湾总代理”的招牌。侦查人员从瓦窑市场一名知情人员那里了解到，常来这里买工艺品和化石的台湾人中有个叫“阿忠”，也称“阿陈”的台湾商人，名字叫“陈×忠”（译音），今年元月份前来买过化石。知情人还告诉侦查人员，“阿忠”有一个“马仔”姓褚，他妹妹“阿艳”是“阿忠”的情妇。
审讯组再次提审杨某。这一次审讯人员改变了策略，再次对杨某身上物品进行认真检查，结果在其手提包里发现一张传真纸，上面写着“陈—彭”之类的字迹，侦查人员分析，这可能是杨某记录真货主的名单，即装箱单上写着“彭××”的货主实际上就是陈某。面对这个有力证据，杨某的心理防线被攻破，他交待，货箱标号为“FF”和“AB”字样的包装箱即是有化石的货物，货主就是“陈×忠”，具体的名字不知道。他先前提供的那张有电话和姓名的提货单，是他在案发后按照台湾人卢某的授意制作的一份虚假货单，用于引开侦查员的视线。
这个名字不全的“陈×忠”到哪里去找呢？看来只有撒大网捞鱼了。侦查人员再次多路出击，在深圳、珠海、广州、福建等地出入境部门和旅游部门、机场旅客名单中查找音为“陈×忠”的人，查寻结果却是“陈×忠”多达几百人，难以确定涉疑对象，侦查工作再度陷入茫然。
正当专案组工作陷于茫然停顿的时候，在桂林工作的专案组从广西海关缉私局桂林分局得到一条线索，他们先前侦办的一宗梧州“6？7”文物走私案中也有一个台湾人，叫陈荣宗，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
侦查人员怀疑两案可能有一定联系，遂在梧州“6？7”案件材料中对陈荣宗进行查找，果然找到陈荣宗的有关犯罪事实，其作案手法与“120”文物走私案确有异曲同工之处，但遗憾的是，没有陈荣宗的照片资料。陈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