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公路，断敌后方交通，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
但因通信联络不畅及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好等原因，以上计划未能实施，而战场情况已发生变化。同日，蒋介石已感到日军攻占南昌，志在必得，因此产生予敌以杀伤，然后放弃南昌的意图，特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５〕２５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薛岳、罗卓英、顾祝同，指示：“１． 罗集团主力应保持重点于湘赣公路方面，攻击敌右侧，向赣江方面压迫之，切戒以主力背赣江作战。（也就是要第１９集团军主力转移到赣江以西机动位置，避免被敌逼至赣江边于不利态势下决战。）２． “南昌正面以必要一部固守之，必要时可在抚、赣两江间逐次抵抗，掩护赣南……”〔６〕
日军战车集团占领奉新后，由于燃料将尽，在飞机空投燃料后方转向东进，继续向南昌西南迂回，于２０日到达南昌城西赣江大桥。第１１军将预备队第１４７联队归还第１０６师团建制，以增强该师团的突击力量。第１０６师团于２３日占领安义，其第１１旅团进击高安，阻击中国第九战区向南昌增援，主力经奉新转向东进，２５日在南昌以西击破由第三战区增援的第１０２师，于２６日进至赣江左岸生米街附近，当日渡过赣江，从南面迂回南昌，并切断了浙赣铁路。第１０１师团主力也经万埠、璜溪，于２６日进至生米街，当晚渡过赣江，向南昌突击。其第１０１旅团沿南浔铁路经乐化、蛟桥，于２６日到达南昌西北赣江北岸。
第１９集团军发现日军迂回南昌后，急令第３２军从南浔路上的涂家埠撤回南昌，会同第１０２师固守南昌。但第３２军尚未全部撤回而日军战车集团及第１０１旅团已分别突进至南昌西面及北面的赣江桥。守军虽炸毁桥梁将其阻止于赣江以西、以北，但日军第１０１师团已从南面突进南昌。守军兵力单薄，火力又弱，经激烈巷战，伤亡甚众，奉命向进贤撤退。２７日，日军第１０１师团占领南昌。２８日，日军第１１军奉命令第１０１师团确保南昌、第１０６师团主力回占奉新，准备向高安或奉新以西作战。４月２日日军占领高安城。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会战经过 2
２． 武 宁 方 面
武宁位于修水河北岸、南浔铁路以西约８０公里处，背靠幕阜山，地势险要，是中国第九战区赣北防线的左翼要点。第３０集团军所属第７２、第７８军与湘鄂赣边挺进军所属第８、第７３军部署于修水河两岸，统一由第３０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保卫南昌，曾计划派出有力部队从武宁向东，向虬津、德安间进击，袭扰沿南浔路南下之敌的后方和侧背，破坏敌之交通。日军第１１军在判明中国军队的部署和企图后，也将武宁方面作为其南昌会战的重要一翼，派出第６师团向武宁行动，牵制、阻击中国军队，保障其主力的右侧背安全，以顺利夺取南昌。
３月２０日，日军在南浔路正面战斗打响的同时，其第６师团也由箬溪（虬津与武宁之间）沿修水北岸向西攻击，但遭中国第７３军、第８军坚决抵抗，进度缓慢。２１日下午，第６师团一部在飞机、火炮掩护下，从箬溪以东强渡修水，主力向武宁进攻，其第３６旅团向杨洲街进攻。防守武宁地区的第３０集团军利用山地进行顽强抗击，使日军进展极为困难，至２８日，方进至武宁以东约４公里的新宁镇一带。其第３６旅团２４日在杨洲街与守军第１９师激战，于２７日攻占靖安；因南昌战斗已经结束，而其师团主力被阻于武宁以东，于是迅速返回，转攻武宁。因第７３、第８军连日苦战，伤亡较大，第３０集团军着第７２军接替武宁东北防务。日军第６师团集中兵力猛攻，激战至２９日，守军撤至修水南岸，日军进占武宁。又经过激烈战斗，至４月５日，日军第３６旅团进至修水南岸。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一再致电白崇禧、薛岳，着武宁方面的第３０集团及崇阳、通山方面的第３１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应不顾南昌方面战况之变化，断行反攻，绕袭敌军侧后，向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德安、永修及瑞昌挺进，断敌交通，阻敌增援。〔７〕但此计划未能实施。
（二） 反攻南昌的作战
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虽占领南昌，但消耗较大，尚未整补，守备兵力不足，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举行反攻，同时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亦称“春季攻势”），袭扰、牵制日军，防止其继续向西进犯长沙。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策划反攻南昌。使用兵力，预定为第九战区的第１、第１９、第３０集团军及第三战区的第３２集团军，共约１０个师，由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
４月１７日，蒋介石将自己的《攻略南昌计划》电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并征求意见。作战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４月２４日。”其兵力部署的主要内容是：令第１集团军（总司令高荫槐）、第１９集团军及第７４军（军长俞济时）分别经奉新、大城地区向修水至南昌间南浔铁路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攻略南昌；令第１９集团军第４９军（军长刘多荃）逐次推进至高安，为总预备队；令第３２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以３个师的兵力由赣江以东进攻南昌，并组织１个团的部队，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令第３０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进攻武宁。〔８〕
４月１８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对兵力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议，稍有变动，强调进行奇袭及“破坏、扰乱敌之交通及后方”，“切断敌之联络线”，并认为“攻击时间应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２２日左右”。〔９〕
４月２１日，第九战区的部队首先开始行动。第１集团军以第６０军第１８４师和第５８军新１０师进攻奉新，以第５８军新１１师监视靖安日军；以第７４军主力进攻高安，以第７４军及第４９军各一部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激战至２６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万寿宫一带。第１９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但尔后进展困难，攻击受阻。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均未能按照计划挺进至南浔铁路。
第三战区的第３２集团军以第２９军第１６师、第７９师、预备第５师及预备第１０师之一部于４月２３日渡过抚河，进攻南昌。激战至２６日，攻克市汊街。（南昌南），向南昌逼近。２７日，日军集中第１０１师团主力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与中国军队在南昌东南、正南郊区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该地区内的各村庄据点。第７９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于４月２８日夜改变进攻部署，并发电报向军及集团军作了报告。第３２集团军总司令以擅自更动计划为由，报第三战区批准，将其撤职查办。蒋介石急于攻下南昌，听到报告后，于５月１日下令，以贻误军机罪将段朗如“军前正法”，令第１６师师长何平“戴罪图功”，令上官云相到前方督战，限于５月５日以前攻下南昌。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会战经过 3
５月２日，第１０２师收复向塘，再克市汊街。第１６师一度攻占沙潭埠，但在日军援军反击下，又被夺去。上官云相遂将第２６师投入战斗。５月４日再度发起进攻。战至５日黄昏，预备第５师攻至城外围阵地，并破坏了铁丝网，但日军火力密集，该师伤亡很重，无力继续攻击。第２６师第１５２团于５日拂晓突入新龙机场，击毁日飞机３架。第１５５团于５日９时突进至火车站，但均遭日军猛烈的火力袭击及反击而受阻。５月６日，日军第１０６师团主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从南昌及莲塘夹击城郊的第２９军。激战至１７时，第２９军被包围，第２６师师长刘雨卿负伤，军长陈安宝及第１５６团团长谢北亭牺牲。第２９军参谋长徐志勋及刘雨卿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见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务，为避免部队被歼，冒被蒋介石杀头的危险，决定向中洲尾、市汊街突围。预备第５师化装便衣潜入城中的１个团因无后续部队接应，被迫撤出。
蒋介石限期于５月５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但他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于５月３日致电陈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４月漾日（２３日）开始，已１１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５月５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１０〕陈诚于５月５日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报蒋介石。当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限时攻克南昌的命令也认为不符实际，５月５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不同的建议。他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１１〕两封电报的用意，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作战指导不符战略方针为理由，希望蒋介石改变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蒋介石接到电报，又得到陈安宝军长牺牲及进攻部队伤亡惨重的报告，于５月９日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日军此时亦因损失严重，无力反击，南昌会战结束。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会战简析 1
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可惜的是，由于最高决定者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首先是作战指导与战略方针相抵牾。蒋介石在口头上一再声称“不复与敌人作一点一线之争夺”，“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等等，但是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当奇袭未能成功、已形成以弱我向强敌进行阵地攻坚战时，不顾战场的实际情况，仍限令于５月５日前攻下南昌，以致不仅南昌未能按其主观愿望攻克，而且部队遭到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其次是对敌情判断错误，防御阵地缺乏韧性。第九战区保卫南昌选定的主要防御方向为南浔铁路方面，而日军的主突方向则在修水以西，相差甚远。有些担任防御的军队（第７９、第４９军等）仅部署１个师在第一线，正面长达１５公里，而军的主力却部署在第一线后方１日行程之处，这在当时的机动条件下不仅策应困难，而且也违反了以军为基本战略单位、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