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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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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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建昌营及迁安地区。在冷口作战的同时,界岭口、义院口战斗也已展开。防守界岭口的是万福麟第53军的缪澄流第116师。    
    日军第33旅团于3月11日从绥中向界岭口挺进,16日拂晓发起攻击。由于日军兵力多、火力强,第116师稍事抵抗即后撤。日军占领了关口,进到长城以内郭家厂、石家沟一带,而后又退守界岭口。    
    第116师调整了兵力部署,于17日乘日军后撤之机实施反攻,经过激战,占领界岭口两侧长城上的敌楼,并从正面迫近日军。日军重新部署,于24日晨5时发动第二次进攻。守军再度后撤。日军越过长城再进到郭家厂、468高地一线,尔后又退守长城沿线。嗣后两军转入对峙,直到4月中旬。    
    义院口方面原由第116师的1个团防守,15日一度为日军侵占,尔后又克复。嗣后交由第115师姚东藩部1个团防守。3月21日,义院口左翼守军义勇军郑桂林部不战而向石门寨西北撤退,致使正面守军陷于孤立。姚师长乃令该团撤退,义院口失陷。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滦东战斗 1

    3月27日,武藤信义下达向长城各口进攻的命令后,占领义院口的日军混成第33旅团协同新增加的第6师团一部兵力,首先于4月1日向滦东发起进攻,先后攻占了石门寨和海阳镇。守军何柱国部退守秦皇岛。4月11日日军攻占冷口、建昌营和迁安后,滦河以西守军的侧背受到威胁。为避免腹背受敌,宋哲元第29军、商震第32军、何柱国第57军和杨正治第53军只得撤到滦河西岸,沿滦河布防。第6师团展开追击,先后攻占滦东的卢龙、抚宁、昌黎各县。滦河东部、长城以南全部被日军占领。    
    日军占领滦东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日军攻占冷口时,蒋介石向西方列强寻求支持,希望国联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侵略。虽然此时的英、美、法极不愿意卷入中日冲突,但华北毕竟不是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在冀东唐山和秦皇岛,英、美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理由,作出了登陆的姿态。这时的日本虽然退出了国际联合会,但在与中国交战之时,日本当权者对与西方列强对抗是有顾虑的。因此,4月19日日本天皇出面敦促军方停止在滦东的攻击。4月21日,关东军只得将进入滦东的第6师团等部队又撤回长城以北。此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命令何柱国派第57军少数部队渡过滦河,谨慎跟进。到4月底,滦东地区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中。    
    四、 冀东沦陷和《塘沽协定》的签订    
    长城战役进行到4月底,中日双方都有结束作战的想法,只是在达成什么目标、以什么手段结束的问题上不同而已。    
    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守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400公里的长城线,“兵力显然不足,处于不遑应战的状态”,且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进行反击,致“使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关东军参谋部内产生了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作战”的设想,〔15〕企图越过长城线结束长城战役。为此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于4月12日到东京寻求军部的支持。    
    当滦东和南天门战斗进行之际,蒋介石继续在南昌督师“剿共”,而请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代替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汪上任后即起用黄郛为未来的华北政权首脑,目的是寻求与日本停战谈和的途径。从4月19日开始,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4项停战条件,并坚持中方先从长城前线撤军,否则不予停战,使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认为战争的“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16〕于是陆军省与小矶国昭重新制订了“以迫和为主”的沿长城线作战计划。武藤信义遂于5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为“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17〕此时日方对谈判已不感兴趣,而着手准备以更大规模的作战来夺取整个冀东地区。为此,将在黑龙江的第14师团之28旅团调至长城一线。    
    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已坚持了两三个月,人员、弹药消耗都很大,战斗力已经下降。何应钦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到4月下旬,何应钦已作了收缩兵力、确保平津的部署:一、为加强北平的防守,将驻滦西的第32军调往平东通县、三河、平谷一带。将驻张北的第59军傅作义部调往昌平,将第26军萧之楚部也调往平东地区;二、为防日军进攻,在滦西修筑三道防御阵地:主阵地在滦河西岸,第一预备阵地为唐山、丰润南北之线,第二预备阵地在蓟运河西岸一线。    
    5月7日,日方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    
    日军进攻开始后,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首先从山海关到冷口一线突入关内。守军第57军何柱国部迅速后退到滦河以西的既设阵地,滦东再次沦入敌手。    
    5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南11公里)第17军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重镇石匣(密云东北30公里)被敌占领。第17军的3个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下令后撤。日军于19日晨占领密云。    
    当守军溃退、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北平军分会急调集结于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布防,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保卫北平。由于北平危急,蒋介石急令冯钦哉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保卫北平。    
    在滦河地区,日军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先后从迁安的高台子、忍子口等地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第67军的结合部突破,使滦河西岸的守军纷纷后退。第29军顽强抵抗到15日,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西撤退。16日,日军占领了滦西的丰润、遵化。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次行军,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    
    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日方获悉北平军分会已经准备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到22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第6师团全线推进到蓟运河一线,已兵临平、津城下。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滦东战斗 2

    5月23日,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工事的傅作义第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了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当天,在北平城内,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5月26日,北平军分会派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与日本第8师团长西义一面洽停战,日方除原提出的4项条件外,又增加“随时派飞机侦察,及用其他方法,以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中国方面,对此须予以保护及一切之便利”的条件。何应钦表示接受,并于5月31日通令各部队:    
    一、 对阵地工事之构筑,即日停止工作;    
    二、 凡第一线之突出部队,均撤回预定之线内;    
    三、 对敌飞机停止射击。〔18〕    
    5月30日,北平军分会中将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在塘沽谈判停战条件。5月31日上午11时10分签字,产生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 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再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 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实行之情形,随时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 日本军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超越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之线。    
    四、 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 本协定签字后,即生效力。〔19〕    
    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以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军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和冀察。    
    五、 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后以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结束。这次失败,不仅使中国兵员损失巨大,而且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对华北地区直接的物资破坏更无法统计。    
    综观长城抗战,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上说,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致。虽然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20〕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21〕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战略上导致了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力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进攻红军。这种两面作战、南重北轻、重心在南方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    
    从战役战术上看,首先,是日本采取了多方牵制、集中机动力量快速进攻的战术;而中国守军则分散兵力,处处应付,消极防御,死守阵地,造成了被动挨打、终至失败的结局。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仅就热河而言,其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4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首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机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其次,是中国当局采取了消极防御、死守阵地的战术。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采取伏击,或派出小分队,敌进我进,打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可惜国民政府军队不仅根本没有这样做,而且最高指挥机关也从未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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