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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格尔图战斗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伪军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兴和、红格尔图进攻。15日，伪军1500人进抵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16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猛攻，守军据垒抗击，“战斗二小时，匪死伤六七十名，被击退”，〔12〕敌攻势顿挫。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为千余人口的小镇，西距县城80公里，南离集宁90公里，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为绥、察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驻守这里的是骑兵第1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
彭毓斌在获悉战讯后即派骑兵第6团增援。16日、17日两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守军拼力奋战，红格尔团始终在绥军手中。
傅作义、赵承绶于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队伍庞杂势众，如敌首战取胜，可增伪军气势，威胁绥省安全，影响晋绥军士气，并能西进绥西，对晋绥军形成危害。于是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采取“守点以抑留敌人，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即“借各城镇之既设工事，以民众守要点（县城及有工事之较大村镇），使正规军队机动出击敌之据点”；〔13〕或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各个击破。
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14〕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掩护集宁东北一带，支援出击部队。
此时，伪军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余分布于土城子、打拉村、台道湾等处。18日凌晨1时30分，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15〕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16〕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李服膺部1个团在兴和与敌展开了攻防战，经17、18两日激战，王英部伪军于20日全部退出兴和。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日本侵绥的战备企图和中日 3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非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17〕驻绥军遂准备进攻百灵庙。
（二） 百灵庙之捷
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马兰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庙，距省城归绥约160公里，距武川120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为喇嘛、蒙牧民聚集中心。有公路北达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东通化德，西南接包头，东南连归绥。如果说绥远是连接中国东北、西北的津梁，而“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18〕
百灵庙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实际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经营成进行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驻守这儿的有伪第7师（骑兵）约1800人、德王直属骑兵10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计约为3000人。同时运来大批的粮秣和装备，“存在庙上的子弹有100万发以上，白面约二三万袋”。〔19〕
针对百灵庙四周环山、山外为平坦草地、35公里内无村落、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晋绥军制定了隐蔽接敌、正面攻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速战速决、准备阻击援敌等指导要领，“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为”，〔20〕对百灵庙发起进攻。
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孙长胜、孙兰峰和袁庆荣部署战斗，要求在24日前以迅疾动作、敏快手段，在增援之敌到庙之前袭取成功。同时发布作战命令：“骑2师孙师长长胜为指挥，步211旅孙旅长兰峰为副指挥，旅参谋长袁庆荣为参谋长，指挥步兵419团（欠1营）、421团（欠1连）、第70师315旅补充第1团（欠1连）、骑兵第8团及特务3个连、炮21团第3营，及第6连小炮2门，无线电3台，汽车1队（计甲车20辆、汽车24辆），以迅捷之手段，袭占百灵庙。”〔21〕22日晚10时，各部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
24日凌晨1时，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指挥作战，以炽烈火力阻止晋绥军前进。战至4时，攻击部队深入各敌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上午7时天即放明，若无进展，敌飞机助战，援兵亦至，则对晋绥军非常不利。因此孙长胜、孙兰峰到第一线指挥作战，袁庆荣指挥炮兵，并拨给尖刀连9辆汽车，每班乘1辆，由东南山口鱼贯向庙内冲击，决心在早晨全歼庙内之敌。
经过反复搏斗，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激战后将敌歼灭大半。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顾问烟草谷与伪蒙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也分乘汽车狼狈逃窜。至上午9时30分，晋绥军收复了百灵庙。
百灵庙一役，毙伤伪军七八百人，俘虏300余人，缴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枝、电台3架，〔22〕还缴获了弹药一批、面粉2万袋和大量汽油。晋绥军伤亡官兵300余人。
（三） 收复锡拉木楞庙
在百灵庙惨败的日、伪军退到锡拉木楞庙。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命令“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所属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原、赵奎阁等部在锡拉木楞庙集结，向百灵庙反扑。11月28日，敌以汽车100余辆运兵3000余人到锡拉木楞庙，准备反攻百灵庙。29日，王英直接指挥伪军骑兵2000余人绕过商都以北土木尔台，运动到陶林西北一带牵制晋绥军。
锡拉木楞庙位于百灵庙东35公里处，在四子王旗的北部。晋绥军攻下百灵庙后得知伪军在此集结，料定敌必反攻，于是制定了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方针。在作战部署上，决定：“一、以骑兵第2师孙长胜师长率该师（3个团）附炮2门，进击乌兰花，另以420团附炮1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二、以211旅孙兰峰旅长指挥421团、补充第1团、炮兵2连、小炮4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421团现在庙内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三、以419团附炮1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四、以独立第7旅之两个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1个团。”〔23〕这样，使锡拉木楞庙之敌不能单独反攻百灵庙，而又迫使该敌离开，晋绥军则相机占领之。
自12月3日起，伪军向百灵庙反攻。守卫庙内的绥军1个团奋起反攻；杀伤伪军一部后，有计划地后退，诱敌深入。下午7时，庙外晋绥军发起反击，深入之敌大败而去。至4日9时，彻底粉碎了伪军的反攻，毙“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日、伪军500余人，俘200余人，并将王英伪军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锡拉木楞庙敌守备力量大为减弱。
伪蒙军反攻百灵庙失败后，残部退到锡拉木楞庙和布拉图庙。伪军内部、伪军和日本顾问之间产生了矛盾，关系恶化。战败的伪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感到叛国附敌毫无出路，遂派人与傅作义接洽反正事宜。
当百灵庙守军与敌反攻部队激战时，骑兵第2师在乌兰花东北15公里处的南厢村、红房子与王英部激战，将其包围于乌兰花西北七八十里处的黄陶瓦。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2月18日宣布反正。19日，伪军吕存义部闻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诚。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的巨大影响和军事上的经验
绥远抗战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24〕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从此，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
其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25〕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26〕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27〕
第三，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了“西安事变”。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应傅作义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宋、韩援绥事未能实现）。〔28〕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痛斥一通。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29〕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30〕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驻绥部队抗击以日本人为顾问、以伪军为主力，旨在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而取得圆满胜利的一次战役。仅就军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它一扫3年前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