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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始终处于战略方针与战略企图的矛盾之中。会战之前力排众议，作出了短期固守的决策，并从主观愿望出发，预期防守１月至２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从保存力量出发，立即下令撤退，但又不肯明确指示撤退。开始时仅让顾祝同口头转告，不得不直接下令时，又含糊其词，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卫戍司令及副司令“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的决心犹豫、徘徊于撤与守之间，不可能不对部队产生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对总的战略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自己说过，是为了“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３７〕可是他的战役指导根本没有撤出南京的任何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进行必需的工程、交通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完全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如要求交通部部长俞鹏飞将下关原有的两艘大型轮渡撤往武汉，禁止任何军人、部队从下关渡江，通知浦口第１军和挹江门的第３６师：凡从南京向长江北岸或由城内经挹江门去城外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因第３６师守挹江门部队及浦口第１军守江边的部队未能及时接到命令，仍阻止撤退，造成自相开枪射击、惨死多人的惨剧。装甲兵团战车第３连竟是在营副指挥下，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冲出挹江门的。〔３８〕
本来组织突围、撤退就比组织进攻或防御为难，因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建制残缺不全，协同全部混乱，极易形成溃逃。而唐生智在下发撤退命令之后又考虑到第８８师、第８７师、第３６师和教导总队是经过德国顾问多年训练出来的中央嫡系部队，也是今后继续抗战的骨干部队，惟恐突围危险、损失过大，回去要受蒋介石的责备，竟然不顾命令规定，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这自然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致使在激烈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１０万官兵毫无代价地惨死于混乱之中，或成为俘虏而遭敌人惨杀。此外担任掩护的部队不掩护，将领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抗击和行动，也是撤退形成溃逃、结果反逃不了的诸多重要原因之一。对照一下后来欧洲战场上亚历山大指挥的敦刻尔克港撤退，就可以清楚地比较出两者之间的差别了。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国际形势与陶德曼调停 1
正当中日紧张地进行着淞沪及南京会战的期间，德国政府曾在中、日两国政府间进行过一次和谈斡旋。因德国政府主要是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的，所以习惯上称之为“陶德曼调停”。它的出现，与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德、日德关系及中日战争的发展，“调停”以失败告终。
（一） 中德关系的演变
“七七”事变以前，中、德两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许多政治观点相近，而在经济上又有很大的相互依赖性，于是两国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德国为进行扩军备战，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如制造穿甲弹及坦克装甲以及飞机所必须的钨、锑、钼等，７０％以上来自中国；而中国国民政府为扩大、更新军事力量，也正需要德国的军火和军事人员，所以双方关系达到了极为亲密的程度。德国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活动于国民政府各重要军事机构之中，负责训练及协助国民政府组建和装备新式军队。如最早参加淞沪会战的第６７、 第８８和第３６等师，就是由德国顾问训练和全部装备德国先进武器的部队。在对待中日关系上，德国也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不承认日本制造的傀儡满洲政权，更不希望日本对华的侵略行为迫使中国政府倾向苏联。德国国防部的冯·赖世瑙将军访华时，曾向蒋介石表示：德国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反抗日本霸权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对中国华北、蒙古的侵略，侵犯了英、美、苏在华的利益，日本与英、美、苏的关系开始趋于恶化，而德国因３月间进军非武装区莱茵区，也与英、法关系逐渐恶化。德、日之间出现了利益共同的一面。当时德国要争霸欧洲，“希特勒认为，如果德国同英、法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是不够的”，“决定在远东找一个伙伴，日本也迫切地感到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３９〕于是两国通过秘密谈判，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在当时，中、日两国在德国的远东战略中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特别是对于战略物资钨、锑的需求上，德国离不开中国。１９３６年９月，纳粹党代会通过了４年规划，规定４年内完成战略物资的储备计划。而中国正是完成这个计划必需依赖的主要国家。如仅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７年２月，３个多月的时间内德国就从中国进口钨、锑、钼等重要战略物资１．８万吨。因而希特勒在对中、日关系上虽然开始由倾向中国转为保持“中立”，但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仍比较重视中德关系。
“七七”事变发生后，德国政府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威胁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德国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战略企图就是利用日本牵制苏联，而日本进攻中国必然会减轻对苏联的压力，并可能促使中国与苏联接近；更何况中日冲突一旦升级，发展为全面战争，必然要损害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所以当发现日军正从国内、朝鲜和中国东北调集军队进攻北平、天津，中国政府也派出刘峙、庞炳勋、孙连仲、万福麟等各军北上应援第２９军时，德国政府于７月２０日指示驻各国外交使节，在远东冲突中遵守“严格的中立”，并表示为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希望事变“早日得到解决”。同一天，还特别指示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的地位不允许有任何单方面利于日本的表现。这是因为日本似乎既没有考虑到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考虑到日本的行动会削弱对苏联的压力，反而加强了对与德国有着良好经济关系的中国的压力。７月２８日，日本要求德国停止对华的军火贸易，并撤出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以不能逼迫蒋介石转向苏联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警告说：“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４０〕两天以后，魏茨泽克会见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时再次表明德国不支持日本侵华。日本则威胁说：如果德国不停止向中国供应军火，日本将废止《反共产国际协定》。〔４１〕８月１３日，淞沪会战开始，战火烧至华中，中日战争的扩大已成事实。德国在新的形势下衡量了中日两国在世界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重新确定其远东政策。８月１６日，希特勒召见外交部部长牛赖特和军事部部长布洛姆保，指示说德国要坚持与日本合作，同时又要在目前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还指示：只要中国支付外汇或相应地提供军工生产原料，已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军火贸易就可以继续进行，当然对外界尽可能伪装，尽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国方面的军事订货。——说明这时德国虽然已开始向日本倾斜，但还不肯放弃在华的经济利益，企图维持中日之间的平衡。当然更希望中日双方停战，这样可以完全保持德国在远东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３日，国联第１８届会议开幕。在此前一天，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援用国联章程条文，对日本采取必要的制止行动。英、美、法各国为了它们各自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利益，既反对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又不愿得罪日本，因此国联大会既未提出任何支援中国的意见，更未涉及制裁日本，仅于１０月６日通过决议，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中日问题，并邀请日本参加。为了便于日本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特别将会议地址选在与中日战争毫无利害关系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但日本根本就不接受国联的决议，德国也担心布鲁塞尔会议可能导致英、美等大国集体干涉远东事务，这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会造成不利的先例，所以日本和德国虽然接到了比利时的邀请，但都断然拒绝参加。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国际形势与陶德曼调停 2
１０月２１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开始中日直接谈判，特别是“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寻求解决冲突办法的话”。〔４２〕狄克逊当日立即将广田的谈话报告给德国政府，并说：如果德国出面调停，会受到日本欢迎。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部长麦根逊于次日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令其转告中国政府：德国认为，“就目前形势来说，中日直接谈判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渠道”。于是，所谓的“陶德曼调停”就出台了。
（二） 日中两国政府提出和接受德国调停的背景
正当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政府何以请德国为中间人进行斡旋，而中国政府又为何肯于接受“调停”？这必须从两国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日本示意德国出面调停的基本因素有三个。一、 企图通过中日直接接触以抵制九国公约会议，不让英、美等国插手中日战争；二、 避开国际上对它的谴责和制裁，特别想避免过早和英、美直接对抗；三、 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它急切谋求在有利形势和条件下尽快结束战争，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中。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曾错误地低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更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认为中国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会屈服”。〔４３〕但是２个多月过去了，华北太原作战、华中淞沪作战都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在此期间，日本不得不一再增兵，侵华兵力多至１６个师团、６０余万人，不仅未能“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战局态势愈来愈扩大。为了避免长期作战，在国联咨询委员会通过关于中日战争的两项报告后，日本于１０月１日举行了由近卫首相、杉山陆相、米内海相、广田外相参加的内阁会议，“设想通过十月攻势的战果，找到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政府和平解决”；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方针”是“在于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其“军事行动”是“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其“外交措施”则是配合军事打击，“对中国及第三国进行适当的谈判与工作”，“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４４〕实质上仍然是在错误低估中国抗战意志的基础上，企图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再通过德国的外交调停，压中国政府屈服，以达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
中国政府之所以接受德国调停，基本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德国的斡旋活动符合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一贯方针。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向来是在一定限度内谋求妥协，力图避免或推迟中日战争的发生，以争取时间进行“安内”和提高国防能力，尔后再徐图“攘外”。“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北上应援，进行抗战的部署，一面仍力求避免事态扩大。他在庐山发表谈话：“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谋求卢事的解决。”对日本的侵略要“应战”，但不是“求战”。〔４５〕8月７日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的决议也决定在日本“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德国的出面斡旋，正适应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也有出于抗日战争战略需要的成分。“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后，国际、国内都有一股相当大的势力不愿中日战争发展扩大，希望以牺牲中国某些利益去满足日本一定程度的侵略愿望，来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特别是日本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混淆国际视听，发表政府声明：“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并将侵略中国的战争称之为“事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