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十来岁以前的，一点不精神，有些忧郁甚至还有些可怜兮兮。
我自小确实不好好吃饭。我的吃法是把饭含在嘴里，慢慢地吸吮，把饭里的糖分吸干，然后把饭渣吐掉。我有依稀的印象，大约四五岁，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手里拿个搪瓷碗，碗里的米饭拌了白糖或者酱油，我一口一口地吸，一顿饭要吸好几个小时。妈妈要是有事着急，就会过来拿起碗里的小勺，往我嘴里使劲儿塞上几勺，看见我当面咽下去了，就算我吃了一顿饭。
我不好好吃饭，一方面是习惯，一方面大约也是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我总在生病，总在住院，六岁以前的多数日子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我家的家教很严，妈妈相信孩子不打不成器的道理，而我自小的瘦弱和病歪歪，是妈妈不能打我和舍不得打我的重要理由，所以我这个小病孩儿从小到大很少挨打。哥哥和妹妹却没这么幸运，他们比我皮实多了。
有一场病一辈子记得，病了一年多，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六岁那年我瘸了（1）
我最早的记忆应该是四五岁。只记得几组画面。
那是在农村姨妈的婆家，她婆家门口有条不窄的浅溪，溪上搭了个木桥。可能是四岁，爸妈把我放到农村去玩，我成天就坐在木桥的桥头。因为不爱吃饭，我很瘦，比一般同龄的孩子要娇小。姨妈说我好想心事，很少说话，就喜欢瞪着眼睛看大人在桥上来来往往。我的印象是：坐在岸边，两腿交叉着悬空，手上没有任何东西，一坐就是半天。
应该是五岁，我爸把我从他的老家接回城。从他的老家到县城搭火车，首先得翻过一座山。当地叫毛子山的山，其实并不高，但是在丘陵地带，就算一座山了。当地人要出村，都知道除了翻山没有别的路，所以能不出村就尽量不出。翻山是件很辛苦的事。那时我只有五岁，爸爸让我先走一走，实在走不动的时候答应背我。可能觉得翻山很好玩，我一直在爸爸的前面走。爸爸问过我好多次，要不要背，我说不要。山里很静，大人们为了不寂寞，翻山的时候会喊号子，我爸爸也喊，还听到了其他翻山人的应答。爸爸是个开朗的人，嗓子也好，好像他喊了不少的号子。毛子山大人得翻两小时，我始终没要爸爸背，路上好像还唱过歌。但是下了山，进了火车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爸爸说，我在他怀里一气儿睡到了长沙，根本不醒。
这件事在爸爸嘴边挂了十几年，他说我有腿劲，有韧劲，认定的事情就做到底。
一生中最好的腿劲可能就在五岁那年用光了，到六岁，我竟然瘸了。现在要说的就是我童年记得的关于瘸腿的第三组画面。
我生在六十年代初那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妈妈怀我的时候因为营养缺乏得了水肿病，我出生后便没有吃过一口母乳。那时大人的工资一般每月才几十块，鸡蛋就要五毛钱一个，妈妈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吃米糊糊长大的。这样的先后天状况，使我从小体弱多病，就是个病秧子，住院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我得过肝炎、肺炎，出过麻疹还差点死了，常年不是咳嗽就是发烧。六岁那次是得了气管炎，照例去爸爸所属的部队医院打针。当时好像是夏天，快下午五点了，妈妈带我去医院。那天当班的护士见到我就不高兴，嫌我来得太晚。她操作的时候极不耐烦，嘴里一直嘟嘟囔囔。在我屁股上抹碘酒的时候，妈妈看了觉得位置不对，和平时的地方有很大差别，就提醒她。她拿眼翻妈妈，说你懂什么，要懂自己打呀！那天打的是青霉素，打完针护士就麻利地收拾东西，催我们赶紧快走。从医院到家里大约十分钟的路程，都属部队的辖区，平时总在这一带玩，很熟。妈妈不担心我走丢，就自己走自己的。过了一会儿，她发现我走得太慢，回头催我一次；再过一会儿，就发现我坐在地上彻底不走了。我告诉妈妈屁股痛，腿也痛，妈妈以为是护士推针太快，安慰我几句，把我从地上拉起来牵着走回了家。
大约晚上九点，大人发现我的腿开始萎缩，这一下不得了，妈妈知道出事了，一定是那针打坏了，好多人一起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在我意识到人该有羞耻心的时候，我被脱掉了裤子，躺在诊断床上，被很多大人围着。大人们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说什么我听不懂。有人在量我的腿，说已经短了三公分，一会儿又说还小了三公分。妈妈的情绪激烈，她说了下午打针的经过。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流泪，我并不知道可能的后果，也不知道害怕，只求妈妈快点把裤子给我穿上。
后来来了一个年纪大点的男医生，大约五十岁，我听见别的医生叫他院长。院长听完经过，敲敲我的腿，告诉我妈妈打针伤到了我的坐骨神经，要住院长时间治疗，结果一时还不好说。如果先前还存有一丝希望，这个结论让那一丝希望也最终破灭，妈妈愤怒到了极点，她表态说，如果医院不治好孩子的腿，孩子她不要了。
院长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脸始终绷着，他在吩咐其他医生做什么的同时，尽量安抚妈妈。他希望妈妈相信医院，并保证孩子的腿一定会治好。
人有时是要信命的，那一针不打坏，我可能在十四岁那年就当了小兵，也可能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进了文工团。总之，我的人生完全是另一幅图景。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念头，想知道那个给我打针的护士是谁，她现在在哪儿，她知不知道她一时的失误究竟伤害了我什么又成全了我什么。那天她嫌我去得晚，是因为和男朋友约好了，要一起出去。出了医疗事故之后，她被立即复员了。如果她那天没有约会呢？我只隐约记得她很白（那时军医院的护士好像都白），不算年轻。按照我当时的情感和是非标准，我把她想得很坏，现在她应该有六十多岁了。
妈妈把我交给了医院，我成了院里的特殊病号。我不知道三十多年前治疗那腿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反正我的主治医生就是院长，院长解放前在德国留过学。院长很精心，总来看我，一来就逗我玩很长时间。由于瘸了腿，我不愿意走路，要走也只贴着墙根儿一拐一拐地走。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头透着光亮的走道里，我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发现没有别人看我，再接着走几步。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走路都是这样几步一停。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我，腿瘸之后话更少。我还记得跟妈妈说过的一句话：以后我再也不能唱歌跳舞了。那时我看见别的小朋友跳舞，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单薄、瘦小、瘸腿，沉默寡言，我不就是个灰姑娘吗？
让那护士复员，整肃医疗纪律，剩下的事就是把我的腿治好。究竟如何治疗的，用的什么方法，我确实想多说一点，遗憾的是我根本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练走路。记得院长老把他的一串钥匙扔在离我几步远的地上，让我捡起来再交给他：″小俐，走两步，给伯伯拣起来″。这样的″游戏″每天都要玩好多回，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烦过。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六岁那年我瘸了（2）
治腿的时候住了多长时间院不记得了，反正严重的一瘸一拐的时间有大半年。我小时侯喜欢认字，五岁多就上了学，小学五年，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换过四个学校，双百的成绩一直伴着我，如此看来，瘸腿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业。院长兑现了他的承诺，在一年之内治好了我的腿，我又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为此我终生感激他。
但是，如果没有治好呢？如果不是在部队医院，主治医生不是院长，而院长又没在德国留过学呢？
我小时侯的照片很少，怎么找都只有极有限的几张，而且张张没有笑脸。有一张十来岁的时候和父母及姥姥的合影，因为非常瘦，眼睛显得很大，脸上有一种忧郁而落寞的表情，心事重重，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
带着瘸子的心理阴影，我上了中学。那时的中学一边上着文化课，一边还要学工学农，一学还好几个月。我念初中的时候十一岁，比同班同学平均小两岁，身高也差得远，刚一米三九。我确实看上去很小，是那种小精灵似的小。可以想象，妈妈不放心我的年小体弱，她跟老师说，徐俐曾经是个瘸子，不能干太重的体力活儿，也不能走太远的路，老师一定要多照顾。其实妈妈如果不说，除了身高矮点，我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不同；要命的是她说了以后平时也不起什么作用，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关键的时候就把我害惨了。
十四岁那年，部队来学校招小兵。我因为能歌善舞，表面上看去喜气洋洋，在学校也算个扎眼的人物。我记得招兵的叔叔见了我，见我一副伶俐相，非常喜欢，问这问那的。我开始憧憬穿上军装的样子。当时中学毕业以后，只有两条路，要么留城等待街道分配工作，要么上山下乡去农村。关于留城，一家只能留一个孩子，我哥哥已在他十三岁的时候考取了文工团，所以留给我的路只有一条：下乡。那时没谁愿意下乡，想的都是千方百计地不去。如果能当上兵，就是最好的前程，何况是小女兵，名称听起来都是娇滴滴的，到了部队该多神气呀！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班主任告诉招兵的叔叔：她妈妈说她曾经是个瘸子，招去了怕是不合适。老师没有恶意，她只是向部队负责。
剩下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我相信我妈妈的肠子都悔青了。为了补救，妈妈带我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证明我的腿确实看不出什么功能障碍，但是，那又管什么用呢？
因为瘸腿，小朋友给我起过外号，叫我徐俐拜子，长沙话发音拜子就是瘸子的意思。这个外号叫的时间不长，但留在心里的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自己是个拜子，成年以后看见不会走路的拜子，都会无意多看他们几眼。记得后来上班，天天经过同一条路。一天有个男青年主动和我打招呼，说我长得周正，提出为我画幅素描。男青年说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家就住在马路边，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尽管当时我很忙，但我还是答应了，因为他是个拜子。
现在我给所有人的印象是，乐观、自信、开朗，其实在这层明亮的基调下面，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性格里还有一层淡淡的、外人难以察觉的灰色，这层灰色和我的瘸腿以及由瘸腿造成的各种成长烦恼密切相关。没有人知道，瘸子的阴影伴随了我的整个青春成长期。学校有过一次拉练，大约走了六七十里，我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和大部队一起走了回来，那条腿就比另条腿疼的日子要久，但我一声不吭。学农要挑塘泥，满满的两簸箕塘泥甚至超过我的体重，我就小心翼翼地尽可能把重心放到另一条腿上，拼命坚持着，没有让任何同学看出我内心的谨慎和担心。事实上，在我快速发育的那一两年，我的这条腿是跟不上另一条腿的。有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比腿，怎么比，一条腿都比另一条腿略短一点。那种焦虑我不会跟别人说，完全独自承受了。淡淡的性格的灰色使我在二十岁以前趋于内敛，即使以后在某些人看来我自信到近于张扬，但那层内敛作为一种自我约束始终都存在于我的血液里。我因此很少不清醒，很少做出错误的判断，万一真的错了，也不会错到不可救药，总有挽回或补救的余地。
两条腿终于长齐是在我彻底停止发育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简直无法对人明说。我曾经是个瘸子，格外在意自己行动的正常；我害怕重新再成为瘸子，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小心呵护。其实成年以后，当我穿着高跟鞋，昂首挺胸乃至气宇轩昂地走在人前的时候，瘸子的阴影早已不在，说出来都像是别人的故事。今天之所以提起它，是因为它曾经作为我生命的重要底色长时间地存在过，它困扰过我的成长，它在我的性格上打下了挥之不去的灰色烙印。其实，绝大多数人对我的性格是有误判的，曾有采访者惊讶：你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简爱呢？只有不美而自尊的女孩才会喜欢简爱呀！采访者的经验是，漂亮的女孩都喜欢郝思嘉。我不难看，但我不喜欢郝思嘉，我喜欢简爱。从十五岁到现在都是如此。
上面是两年前我写的一篇散文。文字里透着浓重的自我怜惜的味道。
从我一生都喜欢简爱这个角色来看，自尊是我为人的基本起始点，不管别人如何，我得拿自己当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