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目光如炬，几年的游历视学，让他看到当时教育的弊端，其一是“铁床主义”。李宗吾认为人的本性，原本就是不齐的，而当时的学校，处处要求整齐划一，他认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名词。李宗吾举了一个例子：古时候有个强盗，捉住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截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李宗吾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的学校，注重学年制，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去，资质劣的，把他拖起来，究竟学生感不感到痛苦，办学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齐划一’，试问与铁床主义有何区别？”李宗吾对于这样的教育表达了深深的不满：“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1＇
其次是资源浪费，效率低下。钟点一到，先生即来授课，也不管学生对其所讲的内容是否感兴趣；铃声一响，即收书走人，也不管学生对其所授的内容是否业已了解。程度差的学生，听完之后茫然不解，下次便无法接上先生的思路；优秀的学生，事先已于所授课也有所理解，则听之索然无味。浪费了学生时间和精力，却收效甚微。李宗吾说孔子说过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本来是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如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须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呢？”至于金钱材料上的虚耗，更是所在多有：
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它公开，是一般人都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没有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都是拿钱不教书的；省设省视学若干人，是拿钱不教书的；各县设教育局长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各中小学校长，多半未担任功课，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性，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他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但他们可勿须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支所谓车马费，也是拿钱不教书。拿钱不教书的人如此之多，教育经费哪能不支绌？＇2＇
于是，李宗吾发出喟叹：“用了那么多金钱，费了那么大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倘把所有的组织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丛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定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李宗吾把责任推给维新之初制定学制的诸公，未免冤枉前人。身处教育界的李宗吾其实对于问题看得真真切切，他说：“全省教育局长、与夫校长教员，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长校长教员的资格者，又是很多的，并且这种人才是逐年增加，实在是消纳不完；兼之实业不发达，各项人才没有出路，只有汇集于教育之一途，怎么不起争端呢？”
李宗吾看到当时学制的第三个弊端也是最重要的弊端就是现代学校独霸天下，形成教育垄断并导致受教育的门槛过高。“现在的学校组织，定要身在学校之内，往上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然把他当作弃才。”＇3＇这是其一，其二：“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了家资富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家的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这让李宗吾感到愤愤不平的同时也感到忧虑：“但就全人民而论，贫穷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学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弟，多半奋勉。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贫寒的家庭出来的。若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下去，国家必要少出许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是受了极大的损失。”
李宗吾针对当时学制的种种弊病，为当时的教育开出了自己独特的药方，他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使“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他主张实施考试制，并不专在考试的本身，而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普及，造就真实的人才。李宗吾对于当时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肆业的都给他们一条生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是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具体说来，李宗吾关于考试制的设想大致分为几个方面，首要的就是要学生们能够读书自由，独立思想。“学校应习的各科不该同时并进，所有各科学习的先后，和学习的时间，都应该酌量变通，取消那每天学习五六科的办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许多。”紧接着，李宗吾叙述了这样设置的理由：
若取一种未经学习的学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着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壤之别，而且是自己钻研得来的，心中也格外畅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凡人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点的时候，就应该一直看下去，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它放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觉得兴趣没有先前那样好，看下去就较为艰难了，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需要耐心再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4＇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李宗吾的教育思想（2）
所以，在学校里，“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也快，脑筋也不会损伤。”针对当时有人认为“现在的学科，有许多非经讲授，是不易了解的，还有许多注重试验，并不是课本上的知识，更是不能自修”的观点，李宗吾提出了补救措施，即多设补习学校，并在适中地点开设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专聘教师常住其中，许人自由请问。这样一来，各校可以共同购置试验器材，放在适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论讲明白了，到了规定的时间由各校把学生引到那个地方去试验，如此办法，一套标本仪器，可供几个学校之用。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它开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这种利益。如果有了这些设备，又有指导者居住其中，那些贫苦子弟，可以一边谋生活，一边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请问，倘若无人请问，就可到公共场所请指导人指示，又有仪器标本可供试验，所得的知识即与在校者没有区别。
李宗吾提出的第二点观点，则是降低现代教育的门槛，提倡私学与公立学校并重，主张在举行考试之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准其考试。这样一来，对于公立学校也是一种促进，因为“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们，岂不为人非笑？”而“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顿了”。在《考试制之商榷》中，李宗吾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设想：
实行考试时，所考的是学校内应授的学科，并不在其他书籍中出题目，私塾如不改良，他的学生断不会侥幸及格，自然学生不会到他那里去，即使去了也要回来的；如果他的学生考试能及格，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国家与设学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现在有私塾也在帮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又能合格，应当奖励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呢？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全体都向私塾去，也是无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让私塾去办，国家只消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办学校的款项，可移来办平民学校，教育无力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去办高级的学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学科，岂不是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5＇
李宗吾所说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学校以及未向政府立案的学校，而不是仅仅是乡村的私塾。
在《考试制之商榷》中，李宗吾还提到了让他念念不忘的“科举”，他认为科举弊病虽多，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而且在科举时代，穷人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此等人，与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并没有歧视之心。李宗吾的《考试制之商榷》，实际上就是发端于科举，而立足于当时。他的教育主张，概括地说就是“求学自由”，即让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的限制，使其创造的天分得以充分的发展，同时把学校开放，使校外的学生也能参加考试。这样一来，私塾便可以与公立学校并行发展，教育也就不容易为少数人垄断。
不要以为李宗吾设想的考试制只是培养应试教育的机器，李宗吾对此早有警觉。在制定考试制的同时，李宗吾同时制定了《学业成绩考察会之计划》，这种方式，便是通过检查学生的平时成绩，借以注重培养学生的素质。李宗吾设立的学业成绩考察会，是约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筹备经费，每月集合在校学生以及私塾自修学生，按照部定科目，会考一次，及格者从优奖励，鼓励学生的兴趣。而贫生得奖，更可以缴纳学费，或购置书籍，不至于因贫废学。考试科目以及所用教科书，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学生，预为肆习。这也是李宗吾偏重私立学校的一种策略。李宗吾认为国家不仅不应该限制私立学校的发展，而且应该为其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私立学校的存在是对公立学校的一种有力的促进。这种思想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以后的共和国的岁月中更是成了绝响。
1923年，正是李宗吾大力在四川省视学任内积极倡导和力行考试制期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该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总干事便是与爱因斯坦齐名的四川人晏阳初。同为四川人的晏阳初比李宗吾小14岁，两人之间是否早有来往现在没有资料可以征询，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选举董事，李宗吾是董事之一。为此，李宗吾专门作了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这篇文字，可以说是补了《考试制之商榷》的不足。
在那篇文章里，李宗吾认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是教不识字的人。他根据民间读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主张征集一些“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总以富有趣味为主”的著作，其间加入一些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以及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交给在各街宣讲格言的和在茶馆众说评书的人拿去传播。因为“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李宗吾指出，现在阻碍文化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我们中国，本来读书很自由的；该行学校而后，订出种种法令，有了许多限制，读书就不自由了。”＇6＇从前无所谓版权，如今所用的教科书，概有版权，人民不能自由翻印，于是购书也不自由了，外县购置教科书很难，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书。李宗吾举了他查学所见的例子：有些初小教师，手写教科书，拿与学生读的；又有命大学生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