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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是个值得注意的年头，那一年，远在京城，戊戌变法已经开始，作为戊戌变法唯一的果实，京师大学堂被一帮具有远见卓识的士子建造起来。虽然在一开始，“从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来看，京师大学堂实质上处于有封建的太学、国子学向近代大学转变和过渡的阶段”。＇5＇甚至，“严格地说，即使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距真正近代式的大学尚远。其时，由设置的课程到任职者的行止，传统科举制度的遗貌尚深。”＇6＇但是在旋即不久的1916年，蔡元培出掌之后，北大风貌为之一变，一跃而成为百年思想学术交荡不已的中心和重镇。这对于地处边远之地又处于社会底层的李宗吾，是无法知晓也无法参与其中的。而且，从李宗吾从师的经历来看，他的老师都是传统的私塾先生，对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清末种种学术思潮，李宗吾无缘知晓，也无缘介身其中。之后李宗吾始终不能在正统学术界获得认可，这点原因不可小视。当然，还与李宗吾不肯依傍任何他人、所著《厚黑学》又是亦庄亦谐有关。
注释1：小试：清代各府县儒学生员，俗称秀才，为科举制度上最基本的功名，有了秀才资格，才能参加省级的举人考试（乡试）。秀才考试又称小试或童子试，每三年举行二次。逢辰、戌、丑、未年，称为岁试，文武童生并考，逢寅、申、己、亥年，称为科试，只考文童生。每次的考试，都必须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学政）三个阶段，考生无论年纪多大，通称为“童生”，但考试时则分“已冠”（十六岁以上）、“未冠”（十五岁以下）两个层级出题。
注释2：墨卷：隋大业元年，隋炀帝杨广废诸州“岁贡”选士制，开创了科举制，始用考试选拔人才。唐代设秀才、明经、进士等分科取士制。为防止考官徇私舞弊，起初“乃令试卷皆糊姓名，使试官以文定等第”。后来，又规定对乡、会试卷考生用墨笔书写叫墨卷，然后再由专门誊录的人用朱笔誊写，不书姓名，只编号码，使阅卷者不能认识笔迹，谓之朱卷。另外考中的人，把取中的文章刻印送人，也叫“朱卷”。
＇1＇ ＇2＇李宗吾：《迂老自述》，载《李宗吾杂文经典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3＇＇4＇李宗吾：《厚黑丛话》，载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四月
＇5＇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6＇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流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第一部 成长思想上的渊源
在第一章中我曾经说：李高仁对于儿子的影响显然不止这些曲折而又隐秘的联系。这一章主要说李高仁在思想上对于李宗吾直接的影响。
在李宗吾的《迂老自叙》里，有几段说道父亲对于他的影响，摘抄如下：
我从师作八股文，父亲命我拿与他看，他看了说道：“你们开腔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那个时候，有甚么好？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二语出《幼学琼林》，是蒙塾读本），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几个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我听了很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此怪议论？”细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我把这个疑团，存诸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不再出一个圣人？”由此推寻下去，方知圣人之构成，有种种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对圣人之怀疑》，才把疑团打破，惜其时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请问。＇1＇
这是李宗吾继承父亲思想的结果。
我父常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何以书上说的：“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征诸实事，完全相反？怀疑莫释，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2＇
这是李宗吾怀疑父亲思想的结果。
我父一日问我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道：“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就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莫得恻隐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国九年我从成都辞职归家，闭门读了一年的书，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才知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种破绽。盖怵惕者，我畏死也，恻隐者，怕人之死也。乍见孺子将入井，非我将死，立把我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此乃人类天性也。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只是著书时，为行文简洁起见，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创出的学说，就迂谬百出了。我父的议论，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我著《心理与力学》把此种议论记载上去，张君默生来信说：“怵惕恻隐一释，为千古发明。”殊不知此种议论，是渊源于我父。＇3＇
这是李宗吾解释父亲的结果。
李宗吾写《迂老自叙》时，已经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那时他早已经不宗别人宗自己了，所以到了那时，就连在思想上给了他影响的父亲，他也开始怀疑了：
我父上街，常同会溪桥罗大老师维桢，罗家坝谢老师文甫在汇柴口吃茶，他二人俱在教私塾，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和孺子入井的问题，未知是我父发明的，抑或是同罗、谢研究出来的。＇4＇
笔者在第一章中怀疑“书即世事，世事即书”这个道理到底是李高仁看书得来，还是李宗吾在叙述自己身世时总结出来，其原因就在于此。不过诡吊的是，李宗吾这种怀疑的思想，也是源于他的父亲李高仁，除了上面的尧舜禹汤之辩，还有另外事情可以佐证：
永枋公生五子，长子青山，父子俱死，惟其妻尚在，住糖房湾老屋，次子乐山，即我祖……第五子韫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孙世兴等，邀族人至家，人到齐，世兴等三兄弟，披麻戴孝，点烛祀神毕，把棺材打开，大呼：“阿婆呀！你要大显威灵呀！”把堂叔学山抓着，横拖倒拽，朝街上走，我父不知是何事，跟着追去，彼时年已50余矣，又值冬天，穿着皮袍子，鸡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过路的，与我挡住！”问之才（知）是学山欠钱不付，无钱办丧，拖往张家沱滚水，否则赴自井分县喊冤。我父问明所欠若干，即说：“此款由我垫出，丧事办毕再说。”世兴等此举，全是韫山公主张，我父不知。一日同韫山公在汇柴口吃茶，谈及此事，我父说：“世兴等对于叔祖，敢于这样侮辱，真是逆伦。”韫山公厉声曰：“怎么是逆伦？学山欠嫂子之钱不付，世兴等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帐，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世兴怎么是逆伦？”我父说道：“么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仍朱子注这章书曾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学山无桀纣之暴，世兴等无汤武之仁，怎么不是逆伦？”韫山公是饱学先生，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给我父两耳光，说道：“胡说！”我父常对我说：“偏偏这章书，我是下细看过，道理我也下细想过，所以么公被我问穷了。”＇5＇
李高仁大概没有想到，他这种敢于质疑一切人的秉性在他的儿子李宗吾身上得到了一脉相传。李高仁毕竟是乡野中人，所能辩驳质疑的不过是韫山公这样在乡里之间的饱学先生。李宗吾走得则要更远，到了后来，他不但敢于质疑自己的父亲，而且推而广之，怀疑起古往今来的圣人了。他的《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则是这样怀疑的结果。但是如果据此说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来自于其父，则未免夸大了李高仁的作用，李宗吾后来的一切思想，跟他在炳文书院以及四川高等学堂遇到一批早年即投身革命的同学关联莫大，同时也跟当时思想史的变迁存在一种隐秘而又曲折的联系。然而，李高仁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小视。同时，李宗吾成长于乡野之间，根植于乡野之间的民间文化心理也对李宗吾起了不小的影响。（注释1）
注释1在《迂老自述》中，李宗吾曾经提到邻居家的一幅对联对他产生过影响，那幅对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
＇1＇＇2＇＇3＇＇4＇＇5＇ 李宗吾：《迂老自述》，载《李宗吾杂文经典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第一部 成长李宗吾的早期交往
在私塾时代，农家子弟若要出人头地，大概只有读书走科举之路，但是时代并没有给李宗吾这样的机会。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我们可以假想：李宗吾循规蹈矩地沿着科举之路走下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结果恐怕并不好说，从李宗吾自身的因素来看，他的身上蕴含了太多离经叛道的因子。在北京城上演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之时，李宗吾还在偏远之地的自流井三台书院无从知晓，不过在第二年他进入炳文书院之后，维新思想已经风行天下，欧风西雨已经开始在神州大地上发生影响了。炳文书院虽然依然是传统的书院，但是书院的门墙却挡不住思想的传播。在这段时期李宗吾究竟受了多少大时代思潮的洗礼，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他后来刊行的《心理与力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明显影响：心理、力学这样的新名词姑且不说，单说文中引用达尔文、克鲁泡特金之辈的思想，则绝对是欧风西雨进入中土之后的结果。
不过在炳文书院以及稍后的四川高等学堂，给了李宗吾最直接的影响的，还是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士子和同学。当时大清王朝已是末世，李宗吾的同学当中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在思想中潜伏了革命的种子，从为数不多的文献当中，我们现今可以知道的有雷铁厓、雷民心兄弟，廖绪初、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张列五、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等人。李宗吾发表厚黑学后，世人不识李宗吾真实面目，误以为其人也如其文一般又“黑”又“厚”。但是从李宗吾这些相互期许的朋友身上，我们可以推测李宗吾的为人。
在李宗吾生前，曾经撰文写过廖绪初、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等人，在此不说（见附录）。对于其他人，我们可以在张默生撰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找到一些痕迹，摘抄如下：
铁厓后留学日本，同屏山邓亚琛等，在东京办鹃声报，时在民报上发表文字，又同张荔丹入南社做诗人，更在南洋光华等报社任主笔，极力鼓吹革命，颇得华侨信仰。后来因不满意于革命同志所为，就跑到西湖白云庵去做和尚，曾屡为宗吾来信，附有许多诗篇，满腔悲愤，痛不可遏；他要求宗吾和他的诗，宗吾是不喜欢作诗的，但也勉强和了他数首，其中有用杜工部昭君咏原韵的一首，云：
“空街斜月锁柴门，老屋荒烟绕半村。
四野鸡声孤剑啸，中宵蝶梦一灯昏。
秦庭笑洒荆轲血，蜀国哀啼望帝魂。
青史有名甘白刃，流芳遗臭且无论。”
旋得他复信，对于末二句，大发议论，历叙在西湖的状况，又言患病，极尽潦倒抑郁之苦，信中有云：“……循钱塘江……至岳王坟……见古柏南枝，则又长吁而返。……病中穷鬼，视钱如命，何来宵小，窃我青蚨！……古佛无言，寂坐上方，吹灯就枕，梦我黄梁。”此时他已经入疯狂状态了。一次川籍留日学生归国，同乡饯别，正在欢呼痛饮时，他忽然放声大哭，向众人叩头道：“请诸君不要这样高兴，现在国势……希望……”又泣不成语，闹得众人不欢而散。辛亥革命成功，南京开会追悼黄花岗烈士，他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