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
电影业今日的荣华，加上它绵延一百多年光影烂漫的流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人所能够阅读的范围了。但是，作为置身当代社会里的人，又岂能无视这个影像世界的存在，抗拒它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干预？多年来，我总想到要找一个人来帮助我阅读电影，给我讲讲发生在银幕上的传奇故事，美人们飘零的命运和英雄无言的结局，就像1649年瑞典女王克里斯蒂 娜找来大名鼎鼎的笛卡儿为他讲述哲学的真谛。当我打开王樽的电影随笔集时，即刻明白，他就是我要找的人了。当然，我不能说他就是电影的笛卡儿，因为我本人并非瑞典女王。 事实上，我连一个女人也不是，做一个凶猛的雌性政治动物更不符合我少年的想像。我愿意与各种各样的人平等地交往。
据我所知，王樽是个地道的影迷，电影院里的常客，是电影散场时最后一个离去的人。许多璀璨的南方的夜晚，他都把自己关闭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看片子。他与银幕里的人物所发生的关系，甚至比生活在身边的人还要密切和深入一些。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影迷俱乐部，但和不少高级发烧友常有沟通，他和他的迷友们收藏的影碟数以万计。这些影碟如果以每天一部的速度浏览，至少也要耗掉三十年的光阴。对于已经知道生命有限的我，花上几天时间浏览王樽的著作，是一件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事情。
王樽的电影随笔既涉及了英格玛·伯格曼、基斯洛夫斯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等现代世界电影大师的杰作，也涉及了中国第五、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包括港台电影的名片，此外还有曾经风靡一时的日本片和韩国片，以及一些很难看到的实验性的小电影。银幕世界的百花争妍和群星荟萃全掩于一卷之内，图文并茂地在读者面前打开。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作为一名电影的潜心读者需要文学、绘画、音乐等多方面的修养。而这一切，王樽碰巧都具备了。
在众多时令鲜果中，草莓的意象最富于情味，它的春花夏果的成熟特点，它的鲜润欲滴的红艳，丰满的果肉，多汁而含蓄的气质，都使人隐隐约约地联想到春情的萌动…… 有个镜头记忆犹新，是一个农家少女，暗暗恋着邻居的英俊青年，她偷偷地看着那青年远去时，手里握着一枚青色的橘子。
王樽是在一种宁静而温暖的气氛中，开始他对电影的叙述的，他缓缓而起的抒情笔法，有如古典音乐一样，几乎不费什么周折就把人带入某一种通幽的意境里。作为一个出色的电影导游，他不只是关起门来就电影谈电影，而是在电影院的门口出出进进。他轻捷的身姿很快地从一部电影的开头跳到另一部电影的结尾，甚至跳到了电影之外。他对某一部影片的叙述，可能从电影中出现过的一朵花儿开始，也可能从一个诗人的绝句、一部小说中某个人物无意识的动作开始，还可能从他自己生活中的某个细节开始。他信马由缰地写作，将许多孤立的事物牵扯到一起，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甚至也不需要捅破窗纸，就能够让人明白背后隐含的意思。由抒情性的文字组织起来的，不仅是他对电影的阅读经验，还有他厚积的学养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及漫无边际的想像力。在随心所欲的书写中，银幕的边缘不断扩展开来，并最终被突破，银幕里的人物也从影像中走出来，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和真实的社会人生打成一片。王樽走南闯北，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学过绘画，写过诗歌和小说，是一个有着优美文笔的随笔作家，他不会让自己的学养阅历和文采赋闲。电影只不过是充当他写作的引子，他更乐于和导演和电影中的人物一起感悟不同境遇中的生活，共同挖掘其中最能感动人、抚慰人的意蕴，并在面对生活的两难和悖谬时，谅解生活在婆娑人间的生灵的种种无奈和凄苦。
王樽是个极其细心的人，他很敏锐地捕捉电影的意象，并且用意象去阐释影片内在的精神。 他通过草莓、樱桃的滋味、电话的铃声、掰开两半的苹果、隔墙的花、风尘女子、钥匙、远去的铁轨声等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来概括一部或者多部电影反复萦回的主题、它们所表达出来的人生况味以及让人怅然若失的、袅袅不绝的余音。他还通过爱而不能、英雄末路、等待、机遇的宿命、太多的选择无法适从、逐渐死去等人生的课题，把在不同影片里，在诗歌、小说、绘画中，甚至在他自己个人真实的生活里发生的情节境界煮成一壶酽茶，上升到某种哲学的高度来加以演绎，追逼出某种意义来。因此，王樽的电影评论不同于那些小报记者为了炒作而起哄的艳文，也不同于在学院围墙内用后现代理论来图解电影的用于评职称的论文，它是一种电影茶道。那些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被浸泡在一种温存而透明的液体中，像西湖龙井干扁的叶片慢慢地舒展开来，复活成一只只蝌蚪，释放出蕴藏其中的绵绵不尽的滋味，让饮者深得其中的三昧。
当纱幕尚未被夜色浸染
你已横陈在刀案
鲜美
如鱼
白花花地
案前的心 为你
水光潋滟
王樽对《风尘女子》的叙述是从他多年前写的一首诗开始的，文中将许多关于风尘女子这个题材的影片，如乌拉圭的《妓女生活》，美国的《关山飞渡》，日本的《望乡》、《感官王国》，法国的《悲情城市》、《浮色年华》、《白昼美人》、《再见了，巴黎的夜》，以及中国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神女》等串联起来，展示了妓女生活隐秘而又光怪陆离的方方面面，并且阐发出理解这种特殊而且敏感的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尽管对于王樽的某些观念我不能完全苟同，但不得不承认，他的这种充满奇思妙想的谈论电影的方式让我大开眼界，对人性的魔幻有了更丰富的想像力。
王樽把电影谈得如此投入，如此精致，使人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电影都是为他拍摄的。我想，如果预先知道有这样忠实和认真的读者在电影场外伫望着，那些导演和演员一定会把影片拍得更精美一些。在熄灭了灯光的宽敞的电影院里，在人影重重的一排排弧形的座椅上，倘若少了王樽这个人，那该是多大的遗憾啊……
第一部分：风尘女子我喜欢的词语（图）
我一直觉得来自南非的美女塞隆是个清纯的女子，直到从《女魔头》中见识了她的极端的风尘和残暴。这幅照片是她获得奥斯卡影后桂冠之后的酷照，这时的她已经充分体会到败坏自己的好处。自毁形象地放弃清纯沦落风尘，给她带来的最大艺术甜头是无数的荣誉和奖杯。我注意到，这张迷人照片的风尘气息，除了最直接的袒露胸部、赤裸的大腿和放浪的神情（这些都有伪装的成分），最好的细节是她松垮的高跟鞋—它暴露了一个放荡女子的纵情和无羁。
“风尘”是我特别喜欢的词语，只两个字的组合却有无限的内涵，风因尘现，尘为风动，他乡明月、异域风景、游子情怀似乎尽在其中。但若仅指这些显然又太干净了，不，它没有那么干净，还有更多的东西，形象的，情节性的，世俗性的，情绪性的都有一些。比如汗流浃背的奔波、沉沦、泥垢、劳碌，“误入尘网”的无奈、听天由命的游荡，也包含些爱恨情仇、漂泊、飘渺和无羁。说一个人旅途的辛劳，一句“风尘仆仆”何等简洁生动。当然，我喜欢的“风尘”还远不止字的表面，而是它引申的寓意。“风尘”里早先具有的战乱、流 言的含义而今已基本不用，常规的意思是指卖笑女子的生存状态。《聊斋志异》里写过不少“误入风尘”的女子，在《鸦头》篇中，有情有义的狐仙小妓鸦头对因囊中羞涩而不知明日何过的王文说：“勿悲。妾委风尘，实非所愿。”遂密谋与其一起私奔而去。在中国传统小说中，蒲松龄笔下的鸦头是颇具代表性的，她们以仙女般的美貌沦落风尘，却多是“实非所愿”，而一旦邂逅意中人常有激烈凛然的义举。将风尘女子的痴情和风流嫖客的寡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当属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该小说多次改编成电影，编导者试图在求新上有所作为，但其主题至今也难超作者的原意。
风尘滚滚几百年，其风尘景况几多变换，早已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第一部分：风尘女子水光潋滟的心（图）
风流男子和风尘女子似乎总是貌合神离。（法国影片《红磨坊》宣传照）
十多年前，我在海南岛一家有民营色彩的报社混饭吃，那时海南建省不久，整个岛上都弥漫着喧嚣而旺盛的激情和艳丽颓废的人情关系。我们办公和居住在海口龙昆上村的一栋农民盖的楼上，周围全是一夜而起的“亲嘴楼”。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对面楼里的声色犬马几乎伸手可触。有段时间，报社编辑部的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对面楼里住着好几个风尘女子，说白了就是暗娼。她们多是昼伏夜出，白日里门窗大开着酣睡，夜晚则是漆黑一片。可能是因海南的长夏无冬，这些风尘女子全没有通常想像的浓妆艳抹，而是极为朴素和 天然。起初，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们是一群“夜莺”。我们的办公楼有些阴暗，而她们住的楼则常常暴露在阳光下，这就构成了一种可以偷窥和保密的关系。她们在低处和明处，我们则在高处和暗处，站在我们的通风窗口，如果对方不挂窗帘，就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对面窗里的无边春色。
这其中，有一个“夜莺”特别不同寻常，她留着齐耳的短发，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不算漂亮，但清秀而文静，小巧玲珑，像个幼儿园的老师。她不是“夜莺”而是“日莺”，就住在我们办公室窗口的正下方，房间里只有一张硕大的床和一个简易的塑料布迷你柜。晚上，她正常关灯睡觉，“工作”则是在白天，通常是上午10点多开始，而那些“客人”也都是熟客，就那么两三个海南当地的瘦男人，轮换着来，她在“工作”时也少有其他动作，只是闭着眼睛似乎是在品味。有时，按照“客人”的喜好，会从床上滚到地板上，短时只几分钟结束“战斗”，而长时竟可以到中午吃饭时还不分开。“客人”走后，她就要点钱，然后将揉皱的纸币小心地折好放进一只小挎包内。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就穿着碎花的睡裙，手里拿着苹果香蕉橘子之类的水果吃，边吃边在屋里随意走动，有时还倚在床头看杂志。那时，我还写诗，曾写过一组《太阳岛感觉》，描绘了我对这个热岛的各个层面的“感觉”和“印象”。其中“之三”是这样的：
黄昏 斜飞雨
精灵般
狂舞
扑打着
所有躁动的心窗
你的眼里
已不再浮动
相思河
当纱幕尚未被夜色浸染
你已横陈在刀案
鲜美
如鱼
白花花地
案前的心 为你
水光潋滟
我觉得“横陈在刀案/鲜美/如鱼”和“案前的心/为你/水光潋滟”的意象还是有些味道，它确切地表达了我对隔壁那个风尘女子和整个热岛的复杂“感觉”。整组诗发表在海南的一家青年报上，后来还获得了“海南省青年文学奖”。在写这节诗前的某天傍晚，我采访归来，在楼下小卖部买东西，这时听到一个吴侬软语的声音在柜台边打电话。我看到她就是隔壁的那只“夜莺”，犹如从银幕上走入现实的明星，乍一看有种熟悉的陌生感。她比在房间里要显得矮小，穿着花拖鞋和睡衣，裸露的脚趾上涂着淡红色的蔻丹，头上没有丝毫妆饰，皮肤细嫩，唇红齿白。电话是打给她爸爸的，尽显小女儿的忸怩娇态。我隐约听得她在说的意思是：海口公司里的收入要比内地高十倍，再有一两个月她就回家，在苏州开一家发廊云云。大约也就是一两个月，她果然搬离了隔壁的亲嘴楼，再也没露过面。我想，也许她真是回故乡开发廊去了。
十多年后，我在深圳看了一部乌拉圭影片《妓女生活》（En La Puta Vida），恍然记起了那个隔壁的女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乌拉圭的电影，事实上，它也是这个小国第一次正式呈现给世界的电影作品。影片以一百分钟的长度讲述了一个名叫艾丽萨的女子离家前往西班牙卖笑的坎坷经历。有意思的是，和我在海口龙昆上村见到的隔壁“流莺”一样，艾丽萨和她最好的姐妹露露还有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都不约而同地有个理想—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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