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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完陈子壮对自己行为用韩非子的话进行了一系列注解后，孙露颇感兴趣地询问：“这韩非子不是法家的人物吗？陈老您什么时候也尊奉起法家来了呢。”
“回陛下，韩非子虽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春秋的杂学多出于黄老。相比之下韩非子的这段话的思想更接近黄老学。”陈子壮跟着的解释道。
“原来如此。”孙露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可否认，陈子壮引的这段话确实与孙露印象中的法家思想有着很大的差距。而这段话的中心思想也确实与孙露产生了共鸣。确实，国家命运，不能依托在某个领袖人物的个人“智能”之上。如果君王按照自己的智慧和个人的能力，凭自己的主观智慧和能力治理国家，则必然会出现失误。因为只要是人就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而事实也证明，越是那些才华横溢的领袖，犯起错误来所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人除了拥有非凡的才能外，还掌握着常人难以匹敌的权利。
不要信任治国者个人的才华，哪怕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也不可靠。可靠的是符合自然规律与人文凡俗的稳定的法律。虽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法律。但相比更不可靠的个人来说，由多数人意志形成的法律还算是周全的。在法律的框架中行事，虽不能避免犯错，却也不会发生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在行动之前法律就已经为人们屏蔽了最坏的情况。于是也就有了老子所说的“不知常，妄作凶”的原则。
在将陈子壮的话语重新过滤一遍后，孙露兴奋地发现自己终于在中华朝找到了能与现代宪政体制相呼应的本土政治哲学。不过在兴奋之余，孙露心里尚还存有几个疑问需要解答。只见她稍稍平复了一下心绪后，开口向陈子壮说道：“陈老所言真是让阵茅塞顿开。不过朕在此还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老夫十分荣幸能为陛下解答疑惑。”陈子壮干脆地颔首道。其实他早已猜到了女皇会向自己问怎样的问题。而在另一边，他亦早已在心中为自己打好了腹稿。
“请问陈老，您刚才一再提到的天道指的是什么？是天理吗？”孙露想了一下提问道。
“回陛下，天道准确说是‘人理’，而非‘天理’。”陈子壮微微一笑纠正道。
“人理？”孙露念叨了一句道。
“是的，陛下。它包括了人间的习俗、道德与秩序。就算是帝王也不能违反于它。否则就会像商纣、周厉、隋炀那样乱国失天下。”虽然面对着中华朝至高无上的掌权者，陈子壮依旧大义凛然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知道在这一点上，女皇是与他站在同一阵营的。
果然，陈子壮的话音刚落，孙露感触颇深地开口称赞道：“陈老说得好！当权者若是认为自己能掌控一切，那他就会失去了一切。这世界上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就必须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认为自己可以无条件地得到臣民的忠诚、国家的权利、天下的财富，本就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愚蠢想法。”
“陛下英明。正所谓，有德思契，无德思彻。狂妄无德的君王，总是想独断专行。相反，英明的君王却知道如何与身边的人达成协议。而陛下你以‘宪诰’与天下人签下遵循天道的契约。比之上古贤王又进了一步。”陈子壮眉飞色舞说道。对中国的士大夫们来说尧舜禹汤的时代一直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而通过对古籍的研究，陈子壮情不纣禁地就把孙露的种种举动与上古贤王的一些想法挂上了勾。两相作用之下，这位中华朝的元老俨然已经深信中华朝正朝着众人理想当中的那个时代发展。
“有德思契，无德思彻？”孙露回味了一下后，回头问道：“这也是黄老学中的内容吗？”
“回陛下，是的。”陈子壮摸着自己的胡须得意的说道：“其实陛下不用如此惊讶。我中华的文化博大精深，有些观念我中华并不是没有，只是我等未能窥其全貌罢了。”
“原来如此。阵受教了。”孙露谦逊地询问道：“不过，陈老您以黄老之学诠释宪政与契约说，其他人又是怎么看这事的呢？本就您对黄老中一些观点的注解与前人的注解有很大的差别啊。”
“陛下，董仲舒当年向汉武帝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所论述的儒学也与前人的儒家观点有着不少出入，不是吗？”陈子壮拱了拱手道。
“那陈老地意思是要‘独尊黄老’？”孙露皱了皱屑头问道。
谁知陈子壮听罢却不以为意地哈哈一笑道：“陛下您多虑了。黄老之学不像儒术强调正统唯一。正如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黄老之学认为力量的相辅相成才是和谐秩序的基础。如果天下间没有多元相反的力量相互约束平衡，那么这会是最大的祸患。就如老子所言，祸莫大于无敌。”
“好个祸莫大于无敌！这话不仅适用于治国，同样也适用于外交。如果一个国家对外不再存有威胁，则势必会松懈。没有目标也就没有动力，逆水行丹不进则退。这句话足以作为我朝的警言。”孙露兴奋地说道。此时的她已然相信，陈子壮已控为她找到了她一直以来想要的东西。
须知宪政的核心其实就是“对抗”，既通过多元势力相互对抗限制而达到平衡。所以宪政绝对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相反宪政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少数派”。否则不过是在以所谓多数的意志来向少数人实施独裁罢了。然而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因此西方才会有法国大革命似的“暴民政治”。而在东方，儒家的正统论一直都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儒家自身的学派也一直都在为正统地位争执不休。
对此，孙露当然是深表忧心的。她虽无意介入儒学内部的纷争，但却不得不面对儒家正统论对社会的影响。非黑即白，非忠即奸。当意识形态成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时，这种内部的争执已不再是宪政意义上的“对抗”了，而是血腥残酷的“内讧”。
然而，陈子壮刚才的一番话，却让孙露着到了新的希望。阴阳两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抗互补，相辅相成。这是多么形象的注解啊。孙露觉得引用太极来解释宪政中的对抗，远比西方人的长篇大论要简明扼要得多。
而在另一边，望着一脸激动的你皇，陈子壮倒是恭敬地回应道：“陛下举一反三的是。我朝现在正应了黄老学中最为推崇的‘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
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这句话孙露已经不止一次听人提起过了。事实上，从前年起“道法”一词就不断地出现在了各大有影响的报纸之上。就连陈子壮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向孙露提起过。此刻结合陈子壮之前的话语，孙露似乎又有了新的心得。却见她顺口就点穿道：“这‘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指的就是我朝目前实施的立宪君主制吧。”
“是的，陛下。所以说我朝实施的制度，其实是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接近于上古贤王的时代。照此下去，完成实现圣人记载中的大同世也亦非难事。”这一次轮到陈子壮激动了起来。
对于陈子壮极其向往的“大同世”孙露本人并不怎么在意。在她看来以目前的科学水平，要想做到“世界大同”还不知得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呢。与其去想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不如着眼眼前的利益更为实际一些。想到选里，孙露客气地打断了陈子壮的自我陶醉：“陈老真是辛苦您了。为了让朝廷的制度更好的为世人所接受，您可花了不少心血啊。”
“陛下快别这样说。能于一个盛世施展自己的抱负，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本就是求之不得的事。老夫年近古稀还能有这样的机遇，想来也是不枉此生啊。”陈子壮摆着手道。对于陈子壮来说能不能身处庙堂并不重要。因为比起当一个良相能臣来，做一代鸿儒大家显然更具有诱惑力。
不过此时的孙露并不在乎陈子壮对学术的研究究竟出于什吗目的。她只知道自己今天在陈子壮那里收益非浅。于是她当即深深地向陈子壮行了一个礼道：“陈老您过谦了。不管怎样，朕还是要代表我中华感谢您。是您的努力让宪政得以在我中华的土壤上得以扎根。”
第二部 第二百五十一节 内务部启用新纪年 冒辟疆晋升内阁臣
正如陈子壮用黄老学诠释契约说、立宪君主制等概念的尝试，让孙露看到了宪政思想在中国逐渐本土化的进程。在这个时代的欧洲，西方人也在努力尝试着为民主、自由、法制、平等等观点寻求理论上的解释。与孙露必须面对来自传统思维方式的挑战一样，这个时期的欧洲人同样也有着来自保守势力的阻力，君权天授、神权思想等等之类的中世纪思想残余，无不阻碍着宪政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东西方文明在宪政制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虽然有着相同的目标，但东西双方在风俗、习惯、宗教、先例等方面的差异，注定了他们会各自走出两条不同的轨道。至于轨道的尽头是殊途同归，还是背道而驰，获取也只有道理数百年后，答案才能随之揭晓。而在另一边，眼前一个更为直接的竞争却已然在这一年的春天悄然的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拉开了序幕。
弘武十一年四月，历时十年的《明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之中修编完成了。由于孙露是通过禅让的方式以华替明的，因此就内容上来说，《明史》的记载还是十分的客观详尽的。此外，或许是为了给现今的中华朝的一些制度做注解，中华朝的史官在修编《明史》的过程中还特意强调了一些特殊事件，例如东林党的数次全国性集会、天启朝苏州百姓抗阉党等等内容。其目的当然是旨在借此证明中华朝之所以会对制度进行如此重大的变革，之前都是有预兆的，乃是顺应民心的举动，如果光是这些，那中华朝修编的这本《明史》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优秀客观的史籍罢了，然而有一样特别的细节却让这部书在日后的世界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原来内务部在修编《明史》时除了采用传统的“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以外，还首次引入了“黄帝纪年法”。也就是以黄帝即位之年为元年的纪年法。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纪年法主要有四种，即“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年号干支兼用法”。其中自然是以“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最为常见，而“黄帝纪年法”在正式的官方记录中并不多见。
可绕是如此，内务部这次还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通过最早的“干支纪年法”推算出黄帝的生辰，从而制订出了眼前的“黄帝纪年”。这一来是因为历史上不少帝王一遇到可喜的事就都会更改自己的年号，像汉武帝就分别有过建元、元光、元朔三个年号；武则天在位的年号更是几乎一年一换。虽然自明朝起黄帝在位时不再更改年号，仅在新帝即位时更改，但还是会存在上一位皇帝的末年和下一位皇帝的元年吻合的缺陷，因此为了日后编撰华夏通史的考虑，内务部在权衡再三之后，还是决定启用“黄帝纪年”。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来自于外部。须知，欧洲现在使用的“西历纪年法”乃是以基督出生为元年的纪年法，姑且不论中华朝上下根本不可能以一个外夷的诞辰做纪年，光是在这个时代的欧洲，有关基督究竟是何时出生的争论就从未停歇过。因此西历纪年在中华朝除了一些研究西方学说的学者，以及与欧洲方面有贸易往来的商贾外，几乎不为人所知。不过在东西方日渐加深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华的学者倒是逐渐萌生了制定一套直线性纪年法的想法。于是乎，“轩辕四三五八年”就此与“西元1660年”出现在了同一时空之中。
“轩辕四三五八年四月……”内务部的书房中，冒辟疆轻轻念叨着《明史》封册背后略带陌生的纪年，秀气的双眉不由动了一动。
“辟疆是不是觉得这有些多此一举？”一旁端坐在案牍背后的黄宗羲一眼就看穿了下属的心思。
“学生刚才一时走神让大人见笑了。使用黄帝纪年便于日后记史，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冒辟疆赶紧把封册一合解释道。虽说冒辟疆的年龄与黄宗羲不相上下，但在这位准首相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