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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相不是心胸狭窄之人。相信只要投票过后，他自会明白我的立场。至于对策嘛。那也只有静观其变了。”
“静观其变？”王夫之略显消极的态度让冒辟疆深感失望，却听他冷哼了一声道：“那样的话还不如直接明哲保身的投赞成票呢！”
“辟疆，稍安毋躁。无论议案通过与否，整个投票过程本身也是各方表态的一次机会，相信在这次投票过后一切都会变得明朗起来。”王夫之耐心的解释道。
“也罢，此事暂且也只能如此了。”冒辟疆迟疑了一下无奈的附和道。但一想起先前黄宗羲与他对话时态度，他又长叹了一声道：“咳，枉我之前同黄相走得那么近，关键时刻看来黄相对我还是有诸多避讳的啊。”
“这也难怪。辟疆你终究是以东林身份入阁的。就算平日里与黄相走得再近。到而今这种敏感时刻黄相也不得不同你保持距离。”王夫之听罢宽声安慰道。
“嗯，不错，复兴党与香江商会向来都是通气联枝。可这次双方却出现了分歧。想来黄相现在也一定很头痛吧。”冒辟疆连连点头道。
冒辟疆的分析虽算不上精辟。但王夫之却清楚这已经是他的上限了。作为一个学者冒辟疆是个颇有才气的才子。可作为一个政客他的经验却远没有内阁其他几位尚书来得深厚。事实上他之所以能进内阁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两党制衡”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就算复兴党在国会上取得压倒性优势，也必须在组阁时为东林党留出几个位置来。然而随着朱舜水等人的陆续离开。东林党在内阁之中也日益呈现出了青黄不接的状态。年长有威望的党人情愿待在国会参政议政，也不愿参加复兴内阁“陪太子读书”。青壮的党人孔有入朝的热情，却缺少足够的资历与经验。他们或许是优秀的学者，富有才华的诗人、画家。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政务经验。但而今的中华朝需要的却是有经验的公制人员。相比之下复兴党的青装一系官员大多自甲申之乱起就已经开始在商会或军队中谋事。都是从基层一步步做起。无论是在政务上，还是在为人处事上都显得游刃有余。一些青壮的复兴官员甚至还有着十多年以上的资历。
对此身为东林党领袖的王夫之自然是忧心忡忡。因为如果东林党无法提供合适的人选组阁，那复兴党就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缩减东林在内阁中的位置。当然如果东林党此刻能执政朝堂，那一切就另当别论了。政治这东西有时候就是如此的势利。好在目前东林党中尚有陈子龙与汤来贺等人坐镇朝堂。而冒辟疆资历虽浅却也能周旋两党之间。这都在无形之间为东林党争取了不少时间。不过在王夫之看来不改变党内培养骨干的方式。待到下界国会选择之时恐怕连眼前的局面也很难撑得下去。想到这里王夫之的不禁在心中跟着苦笑。黄宗羲眼前固然是麻烦连连。自己这边又何尝清闲得了。
弘武十四年（西历1663年）的岁末中华国会上院于南京文渊阁以84票的优势通过了《股例》。虽然这只是一部临时条例，但却是目前中华帝国最为贴近现实状况的金融法案。其中不仅将颃上一些常见的投机手段定为违法行为。最为重要的是这部法案明确禁止民间组织股份公司或是对外发行股票。而百姓手中的国债只能兑换指定商号的股票。
这一法案一经公布立即就在帝都的市场上引起了一阵轰动。出于恐慌不少持有民间股份的民众纷纷趁着该法案正式实行前将手中的民间股票抛售干净。一些小商号本就是靠着民间对股市的狂热来集资，其自身并没有任何象样的业绩。面对朝廷的法令与民间蜂拥而至的抛售，这些靠投机起家的小商号立刻就像海滩上华而不实的沙堡被突如其来的大浪冲了个干干净净。一时间卷款潜逃、巨额资金不亦而飞的事件在京师层出不穷。反倒是从一个侧面向百姓证明了国会颁布这项法令的“英明”。然而就人们在担惊受怕的同时，却发现香江商会等特权商会的股市价格在一夜之间几乎猛涨了三倍。
不过在这场精心炮制的表演也并非每一步都遵照了导演的安排来按部就班。当国会在以大票数差距通过了该项法案的同时，身炒国会议长的陈邦彦与王夫之却不约而同的都投了反对票。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但是这一小小的插曲并没有给高亢的主旋律带来什么影响。各种流言蜚语在散播了几天后就很快在人们高涨的狂热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相比陈邦彦与王夫之的反对票另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则来自于松江府。洪武十四年腊月初九，在嘉兴城内鞭炮齐鸣、锣鼓喧阗。一家名为“大兴号”的商号几乎像是变红法一般在城内最繁华的街市上凭空冒了出来。没人知道这家商号从哪里来。也没人能说得清楚这家商号做的是什么生意，甚至连商号的主人是胖是瘦、是男是女都没几个人知晓。
但这家新开的“大兴号”却又是这些天来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城内百姓对其的关心程度似乎比京师那高涨的股市还要深。有人说商号的老板来自遥远的美洲，他在那里发现了传说已久的金矿所以衣锦还乡来了。也有人说这家商号是香江商会的一家分号。在美洲做着许多大买卖……
虽然各种传说的版本有着各式各样的出入。但有一点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大兴号”一掷千金购下了城内最贵的地皮。它的掌柜包下了城内最好的馆子宴请各方乡绅。而最为重要的是，在朝廷刚刚下令禁止民间私放股票的情况下。这家大兴号突然拔地而起带来了一份有香江商会签署的计划书。在众人的眼中这份计划书晃若御赐金牌一般，昭示着这家新兴的公司远大的“钱”景。
第二部 第三百二十四章 上年报内阁备对帐 闻报告女皇议流民
虽说《股例》的颁布给弘武十四年岁末的京师及江南诸多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但对于整个中华帝国而言这只不过是巨兽庞大身躯底下出现的一点点小小的震动而已。因为就本质上来说中华帝国依旧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副合一”的自足经济体系。这一体系自秦朝起便已在中原大地上沿袭千年。也正是凭借着良好的水利系统、吃苦耐劳的传统、组织严密的官僚体系、大统一的政治格局，中国多次成功地抵御了外族的入侵，亦或是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外族。而自未来的孙露则十分清楚正是这个坚固异常的“自足经济体系”在历史上禁锢了脚下的这片古老的国度，使中华迟迟不能汇聚足够的力量冲破传统结构的启动机制并开始社会转型。
作为一个“先知”者，孙露明白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充满荆棘却又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但她同时又庆幸中华帝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使其拥有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拥有过的“契机”。而这一“契机”的出现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都同欧洲人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开拓的全球贸易航线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距离。形成了远比汉、唐两朝丝绸之路更要宽广更要深远的贸易网络。庞大的世界市场对茶、丝、棉、蔗糖等产品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原相关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使帝国的出口急剧增长。就算之前明朝的统治者沉醉于“天朝上国”实行海禁亦无法阻止“那双无形的手”将帝国的东南沿海卷入世界商品大流通之中。
不过光有覆盖全球的市场并不能打破中华固有的自足体系。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小农村对海外的商品几乎一无所求。无论帝国在海外的市场再怎么繁荣都难以动摇到本土的不农经济体系，单方面的贸易顺差至多不过是造就另一个“目中无人”的“天朝”而已。惟有达到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平衡，中华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的商品化。因此将近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孙露，海外市场仅仅是载体，真正的“契机”是海外贸易带来的白银。
自从欧洲人发现美洲的白银并将相关的新航路开通后，美洲的番银便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新贸易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短短的数年间其数量就已远远超过了从安南、缅甸和倭国进口的白银。这使得中华朝拥有了比宋、明两朝更为充足的白银储备，从而可以不再为因境内银矿、铜矿有限所造成的“钱荒”而烦恼。而更为重要的是白银同时还是中华朝目前数量最大的进口品。世界金银产量的增减和比价的涨落都会对帝国经济的运行发生或大或小的间接影响。
于是约占帝国白银储备七成的“进口银”就像一把锥子一样在铜墙铁壁的天朝自足体系上扎出了一个小洞。而孙露一手创建的金融市场只不过是在将这个小洞的基础上一点点地在天朝坚固的“壁垒”上扒拉出更大的洞而已。对此孙露本人并不怀疑自己的这些举措。在她看来债券、股票、期货之类金融活动的风险虽大，但总比像她记忆中那样让侵略者的鸦片来打破“天朝自足体系”来得好。
当然正如洪水在摧毁大堤的同时也会破坏周边的良田一样，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孙露时刻警惕着外部力量对小农经济冲击给帝国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在临近岁末之际，帝国女皇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天子脚下股市的跌宕，而是从内阁及地方上报而来的年报。
常言说得好，年关年关，过年如过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寻常百姓，同样也颇为符合朝廷在岁末的心境。须知对于中华帝国的朝野来说在岁末没有比年底财政结算更为重要的事了。而这一传统起先是源自明朝外庭与内廷年末在御前的对帐消帐，在前朝由内阁代表外庭与由宦官执掌的内廷每年岁末都会将内外各部的帐本上呈给皇帝御览，并在数日后当着皇帝的面“公开”核对各自的帐目。期间内阁的阁老与大内的公公之间自然是免不了一番唾沫横飞的舌战，甚至上演全武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这样的“好戏”一般只能皇帝欣赏得到，其他升斗小民只得通过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来一窥一二了。
中华朝在立朝之初就废黜了宦官制度。姑且不论这一政策在女皇西去之后是否还能坚持下来，但至少就弘武朝而言太监专权的事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了。而无论是孙露本人，还是朝中的大臣与在野的士大夫，都不希望看到明朝内廷专权的情况在中华朝重演，因此每年与内阁对帐的任务便毫无悬念地东在了国会的肩膀上。当然同明朝一样岁末的对帐消帐依旧是在御前进行，只是换做了皇帝摆驾国会御审。至于整个过程也相较前朝要公开得多，只要有兴趣的百姓可以通过旁听或是报纸的报道领略一番朝廷大员与国会议员们淄铢必较的精彩表演。
而在另一方面为了不在百姓眼中失了体统，一般内阁与国会之间都会在正式对帐前达成某种默契，以便双方到时候能以和谐美好的形象与公众见面。而对帐之前的御前年报则更是成了内阁向女皇与百姓展现政绩、解释财政状况的一大重要机会。
虽说年报的内容大多是些歌功颂德的政绩展现，孙露每一年都会十分认真地倾听臣下们的轮番报告，似乎是要从众多的信息中寻找出某些蛛丝马迹。弘武十四年的御前年报自然也不例外。
“卿刚才说陕西米脂县的公社被解散了？”端坐在龙椅上的孙露在听完来自陕西的报告后，挑出了一条看似并不干起眼的项目向身旁做报告的黄宗羲询问道。
“回禀陛下，米脂县于今年九月将最后十七亩良田变卖给了当地的社民。”黄宗羲恭敬地回答道。
“哦，若是朕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帝国行省之内最后一片公社田吧。”孙露在脑中迅速过滤了一遍有关土地问题的资料后欣然询问道。
面对女皇超强的记忆力黄宗羲并没有显示出有多么的吃惊，而是跟着附和道“陛下圣明。这确实是帝国行省之内最后一片公社田。由于陕西省内安置社民比较多，故而直至今日才完成公社田的认购。”
从黄宗羲的语气听来似乎是对陕西省公田转私田的效率并不满意。可同样的话孙露听来却是感慨万千。须知从当年刘富春一案到而今最后一亩行省公社田被认购不过才五六年的时间。遥想自己所来那个时代包产到户的速度，中华衙门的办事效率可不是一般的高。当然就算不看廉政司的报告孙露亦能想象得到商会在如此效率背后起到何等推波助澜的作用。想到这里，虽清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