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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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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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就是“保左”运动的指导性方针。“内外臣工”,包括京官和疆吏;只有这两类人中出来几个代表先行发言,肃顺才好顺水推舟,进行总结性陈辞。郭嵩焘于去年召对时为左宗棠美言,那是举贤不避亲,问题不大;这次却是参劾要案,故应避嫌回避。胡林翼境况与此相同。那么,此事势必要假手于人,找一个传声筒。郭嵩焘和胡林翼,一内一外,不约而同,都找到了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此时的南书房侍读学士。他毕生有两个爱好,一则书画古玩,一则才人名士;其癖与翁同龢同,故后人合称“翁、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他对人才、玩物的品评和取舍:    
      “文勤(祖荫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    
      当日,郭、潘俱在南书房上班,有同事之谊;但是,冒然请潘祖荫奏保素不相识的左宗棠,也非全无顾虑。郭嵩焘思来想去,定下一条“计赚”之策。郭嵩焘先将保摺写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径去潘家。见面就说:“伯寅(祖荫字),何久不宴我于莲芬家也?”伯牛案:莲芬姓朱,当时名旦,为潘所眷。潘祖荫说:“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赶紧表示作东请客。于是,二人同赴莲芬家喝酒。席间,郭云:“今者具奏保举人,肯为之乎?”潘问保何人。郭曰:“姑勿问。摺已代撰且缮就,第能具奏者,当以三百金为寿”。言毕,即掏出银票,连问:“如何?如何?”潘、郭固为素交,多金恰又应急,故“不能无动”,乃纳金入怀。但是,不告知所保者谁,毕竟心里不踏实,因此,潘云:“事已至此,必无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则万一叫起(叫起即召见),将何词以对?”此自实在情形,郭乃出摺与观。潘祖荫一看,被保者左宗棠虽不认识,但在湖南巡抚幕中赞画军事,早已名动京华;且平日与郭嵩焘闲谈,也略能知道左宗棠的才学品质。依他爱惜人才的一贯作风,固应进言;目下拿人手软,则更应进言,遂将此摺递了上去 。    
      郭、胡不能出面保左,否则有庇护同乡、戚友的嫌疑。潘祖荫出面保左,则是大公无私,“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此摺略云:    
      “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璋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宗棠之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致其洁身而退。夫以一在籍举人,去留似无足轻重;而于楚军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请饬下曾国藩等酌量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毋为群议所挠”;    
      其中有一警句,甚为后世称颂: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出幕

     一个师爷被抬举到如此高的战略高度,确不多见。但是,早在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首列左宗棠,就说:“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 ;同时,曾国藩奏叙左宗棠“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奉旨“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并赏戴花翎” ;六年七月,胡林翼专摺陈明左郎中才略,说他“才学过人”,除帮办湖南军务外,还“能兼及江西、湖北之军” 。八年末,郭嵩焘召对时称赞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这些赞誉,无疑都被文宗记在心里,因此,潘祖荫的警句不但      
    不显得突兀夸张,反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于是,与肃顺讨论此案,文宗便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言语间,已不再愤愤于“劣幕”。这一切都出于肃顺的安排,他正等着这句话,遂对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查酌情形办理”;旨允。官文收到最新指示,发现附件里面有一叠保荐材料,自然明白了朝廷的用意,于是偃旗息鼓,草草结案。    
      由此可知,保左一案,主持其事者为肃顺及其幕客高、王等人;在京奔走者为郭嵩焘;临门一脚,则发自潘祖荫。那么,胡林翼起了什么作用呢?遍查全集,除了上引数语外,找不到他参与谋划的直接证据。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则,所有暗箱操作的证据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后,门生汪士铎为其编订全集,向曾国藩请教编辑规范,曾复书云:    
      “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景庆云先睹之情。……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 ;    
      原来,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并非全集,乃是选集,所谓“贵精选,不贵多取”也。而曾国藩的用心,在“爱人以德”四字,则可见当日胡林翼遗稿中不乏弄权用术的内容,不免悖“德”。运用权术,贿赂、笼络官文,令其不掣肘,是胡林翼得以建功立业的前提,此事天下皆知,《清史稿》及诸家笔记从不讳言 ,而全集中找不着一丝谄媚官文的痕迹。由此推知,当日为左宗棠呼吁、援救的私函密件,必也根据“爱人以德”的编辑原则,全行“为贤者讳”了。幸好,在“反民复清”的满清遗老胡思敬的笔记中,找到这么一句话:    
      “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 ;    
      胡思敬为清末御史,以弹劾端方得名;自谓此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而学界也颇为称举其书的史料价值。他固未亲眼见到这张三千两的银票,但此事在同治、光绪年间腾播于京城士大夫之口,则无疑问。郭嵩焘给潘祖荫的三百两,似即取诸其中。当然,要将这笔资金往来帐考证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伯牛自揣学识俱陋,万不可能;读者能以意逆志,知道保左一案中,肃、高、郭、潘诸人出力以外,还有胡林翼提供经济支持,也就不枉这番征引了。出版审查官曾国藩只准后世读者“尝一勺”、“睹片毛”,奈何奈何!    
      此案从咸丰九年八月发动,经过一番运作,至明年二、三月间才渐息烦嚣。而在此期间,左宗棠并不乐观,他自承:    
      “昔年旁览世局,知官场为倾轧争夺之所,拘牵挂碍,不足有为。而鄙人气质粗驳,不能随俗俯卬,尤难入格。退处于幕,庶可惜机行素,进退自由;不意仍为世所指目,卒与祸会也” ;    
      并于九年腊月间决计辞去幕职,北上诣曹:    
      “赴都后有两策:一、不候引见即告病;一、引见后,如遇一召见,则问一句,据实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之不足与言,放还乡里,于愿足矣。至所谓公卿大夫之前,则不敢稍有论说,恐其一入荐剡,则断送头皮,气破肚皮,终无益也” ;    
      咸丰七年五月上谕:“该员(左宗棠)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资送部引见”;咸丰十年正是“会试之年”,故左宗棠以此借口进京。当然,此行的目的,还是希望有机会独对天颜,一抒冤懑。可是,这个念头未免太幼稚了点。今日的信访办,昔日的登闻鼓,才是鸣冤诉屈的好去处;什么案子都直接递到最高层,那整个行政、司法体制岂不乱了套?有鉴于此,胡林翼亟加劝阻,可他一意孤行,终于还是浩然上路 。但是,走到襄阳,事情起了变化:    
      “抵襄阳后,毛寄耘(鸿宾字)观察出示润公(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巇、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 ;    
      此为十年三月致郭崑焘之信。到襄阳后,胡林翼托毛鸿宾致信,紧急通知他停止北上,理由是仇家“意犹未慊,网罗四布”;意即已经派出杀手,欲得而甘心。其时“雨霰交作,风雪极大”(信中语),左宗棠闻此危语,愤惧交集,心寒气丧。眼见得御状是告不成了,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只好东去宿松,至曾国藩大营避难。幕职已辞,家不能归,到营中吃干饭又不合适,于是新生一计,投笔从戎。“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叱咤风云、筹济两湖的左师爷,只因得罪小人,遂落魄至此。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但是,官文、樊燮并未真的派遣杀手;“网罗”云云,乃是胡林翼阻其北上的权宜之计。闰三月下旬,胡、左在英山会面,胡告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 ,并安排他去曾营散散心。左宗棠被“诳骗”一次,白白担惊受怕了许多天。但是,二人面谈之时,胡林翼必已告知京城事态的最新发展,己方胜券在握,静候佳音可也。闰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湘军宿松大营。自此,每日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鬯谈”,情绪渐渐平复。四月十日,胡林翼自英山来。同时,北京还发下一封谕旨:    
      “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肃顺的话起了作用,这封谕旨不啻是平反公告。否极泰来,大悲继以大喜,此刻的左宗棠恰似宣布摘帽的“右派”。他立即否定了前此萌发的各类消极念头:    
      “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感激何言!……如有可出之理,亦未敢固执” ;    
      随即,又奉到上谕:“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这就好像右派平反以后,落实知识分子待遇的具体政策了。左宗棠遂接统王錱遗下的“老湘营”,并招募一部分新兵,号称“楚军”,开始了东征。    
      左宗棠因祸得福,完成了从师爷到元帅的成功转型。樊家虽然输了官司,但是也因祸得福,培养出一位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这边给左宗棠平反,那边就将樊燮革职,并勒令回籍。樊燮回家后,盖了一栋读书楼,楼成之日,遍请乡邻,举酒誓曰:    
      “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所谓“波及先人”,即指“忘八蛋”三个字。樊燮为了让儿子把书读出来,采用了非同一般的激励机制。首先,在祖宗神龛下侧另置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亲自带领两个儿子跪拜行礼,祈祷文必有此句:“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两位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于书楼,其他人众一概不许上楼。再次,两位少爷在家不准着男装,“咸服女衣裤”。中秀才入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儿子樊增祥七年后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最终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而且,樊增祥作得一手好诗,所谓“近代诗人隶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过人之天才,盖无逾于樊山(增祥别号)者” 。大儿子樊增祹“学问切实,高于樊山”,只可惜天不永年,未臻其至 。    
      一句“忘八蛋,滚出去”,竟骂出一位统帅、一位诗人,不得不令人感叹:有味乎斯言哉。有味乎斯言哉。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迂琐的郭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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