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记载，说米高扬于1月30日到西柏坡密访，也是不准确的。米高扬到西柏坡时，师哲担任翻译工作，他回忆说：
米高扬一行于31日午后1时许抵达西柏坡。毛主席在门口迎接了他们——米高扬和随员伊万·瓦西利斯·柯瓦廖夫，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两人及其警卫员。伊万·瓦西利斯·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在我东北帮助铁路恢复工作。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我们称他为小柯瓦廖夫。他们到达西柏坡后，毛主席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3年12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于1998年2月编辑出版的《周恩来传》，有同样的记载，即说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8页；《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12页。此说无疑是正确的。
米高扬到西柏坡后，与毛泽东等会谈多少次？对此，《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飞抵石家庄，随即转乘汽车至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当天，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米高扬。其后，毛泽东与米高扬多次会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8页。
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传》对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记载：
1月31日，斯大林派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来。他的飞机在石家庄降落，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他会谈了三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12页。
这三次会谈是在何时？郑惠、林蕴辉、赵焱森主编的《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93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斯大林》，对此都是这样记载的：
1月31日，米高扬和随行人员苏驻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N、汉学家柯瓦廖夫E和一名警卫人员，共4人到达西柏坡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于2月1日、2日、3日与米高扬连续会谈3次，师哲任翻译。2月4日至6日，周恩来、任弼时又同米高扬进行个别交谈，主要协商请苏联提供贷款和派专家来华帮助新中国建设问题。2月7日凌晨，米高扬在朱德、任弼时陪同下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后登机回国。见郑惠、林蕴辉、赵焱森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1～32页；刘杰诚著：《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525～531页。
毛泽东何时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使中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进入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善两国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尼克松发出邀请。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应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
毛泽东与尼克松是何时进行历史性会见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1972年2月27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245页。
此记载明显有误。1991年《党的文献》第3期，刊登了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撰写的《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一文。此文记载：
尼克松来华访问的第4天，即2月25日。尼克松参观故宫；26日，与周恩来一起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到杭州；27日，到达上海，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该店第15层，基辛格住14层，罗杰斯等住13层。而毛泽东在2月27日这一天仍在北京，怎能在上海与尼克松会见握手呢？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实际上是尼克松到北京的当天安排的。会见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专机飞往北京。在途中，基辛格向乔冠华提出，到北京后尽快安排单独会见周恩来总理谈活动问题。尼克松表示，他要同毛泽东谈哲学问题。
这天上午11点3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在客人刚吃完午饭不久，毛泽东突然决定，要立即会见尼克松。
下午2时许，周恩来急忙亲自找基辛格说，毛主席想很快见到尼克松总统，并问何人陪同去。基辛格回答，他去，让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报告尼克松后，即去中南海。
2时40分，毛泽东在他书房里会见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翻译唐闻生、记录王海容；美方在场的，有基辛格和记录洛德。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因是大病初愈，所以时间不长，到下午3时50分即结束。会见谈话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因而被载入史册。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晚年篇
毛泽东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吗（1）
彭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因此，从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彭真。
然而，时到1966年5月1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看不到彭真的身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写道：
5月，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充斥着他的支持者。会议完成了清洗彭真和其他一些“右倾分子”的任务；任命了一个新的激进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小组，其成员包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会议花了12天的时间来说服彭真承认错误。〔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38页。
彭真被“清洗”，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毛泽东于1966年5月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吗？不是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
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14日，毛主席对《通知》草稿做了重大的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话……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24日，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根据毛主席的安排，从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并于5月16日通过了陈伯达起草、毛主席做了8次修改的《通知》（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作者注）。这个《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2～1234页。
另外，据李雪峰撰写的《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一文记载，1966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毛泽东仍在杭州，所以没有参加会议，而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以及日程安排，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在会前，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5月11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次会议，对《五·一六通知》草稿一字未改，全体举手通过。
《五·一六通知》的内容，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1～322页。
上述情况说明，对彭真做处理进行专案审查，不是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
彭真因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狱吗（1）
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会间，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当时，彭真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这句话有很大分量。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隐藏的含义，当然更没有想到将来会对吴晗进行大批判。
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因此，指示北京的报刊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将姚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出版。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被迫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
时到11月29日，《北京日报》虽然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按照彭真的意见编发的按语，特别强调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北京日报》还有意安排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以笔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撰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文章，尖锐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不仅如此，彭真还不同意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并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
上述彭真的表现，使毛泽东非常恼怒，严厉批评说：“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30年。”见《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5月1日，北京举办庆祝国际劳动节活动时，彭真没有公开露面，其情况怎样呢？红旗出版社于198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一书记载：
批判吴晗的新浪潮迅速地波及到北京地区的整个党组织；据报道，北京市的市长彭真于1966年4月被捕入狱，但到6月初才正式宣布撤他的职。〔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93页。
彭真是在1966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