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道等人星夜赶赴瓦窑堡，代表中央接管了“肃反”的执行机构——中共西北保卫局，当日下午便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陕北红军首领。
另一份礼物就是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甘泉县的下寺湾召开会议，确定了西北苏区发展总方针：向南作战和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围剿”，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从此拧成一股绳。
在会上，有人认为，打破围剿至少要用1935年的整个冬季，因为前不久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刚刚进行了“切尾巴”战斗，由彭德怀指挥击溃了尾追的国民党东北军骑兵2000余人，战士们太疲劳。毛泽东却认为兵贵神速，应该在本月打破围剿，不给敌人构筑碉堡的足够时间。
下寺湾会议之后，党中央兵分两路，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前往南线准备作战；另一路由张闻天等人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11月5日，红一军团在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整编之后共同开赴富县东村，做好伏击来犯之敌的准备。
此时，担任国民党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是张学良，主力是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由关外撤进关内，充当了内战的炮盔。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对蒋介石“驱虎吞狼”的计策有所察觉，但一来上命难违，军火军饷仍需国民政府供给，二来毕竟有着旧军阀的本性，一时难改敌视和轻视红军的态度。
东北军在10月末就做了部署，准备以5个师3万余人的兵力，东西对进，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整编之后的红军主力只有11万余人，战斗胜负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东北军、西北军的政治态度。
战前做“局”，直罗镇坚固墙垣被红军拆毁
党中央早有与东北军等联合抗日之心，但不给仍在坚持“剿共”的东北军一个深刻教训，就没有资本与其进行谈判。于是，毛泽东在直罗镇大战开始之前，就在作战命令中指出：“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毛泽东、彭德怀等经过认真分析后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由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
毛泽东要求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形同锁钥，为敌我必争之地。红军的作战意图是将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打。为了攻坚时减少伤亡，节省弹药，在撤出直罗镇之前徐海东等人命令战士将镇内的坚固墙垣大部拆毁。
参加直罗镇战役的红一方面军机枪连
11月20日下午，西路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分三路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天晚间，红军主力突然将直罗镇包围。
敌师长待援无望战败自杀
21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由南北方向对敌发起猛攻。镇内敌军从睡梦中惊醒，立即组织突围，却在红军严密包围下冲不出去。在军事打击的同时，红军针对东北军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喊话要他们不要为国民党打内战。
该师许多士兵和军官曾做过红军的俘虏，知道红军的优待政策，同时被战场喊话打动了心，纷纷瓦解。战至中午，敌大部投降，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个小寨内，固守待援。
这个小寨虽经红军事先拆毁，但敌人又连夜加固，加之地形复杂，红军缺乏重武器，因此攻击未得手。周恩来来到前线，了解到寨内既无粮更无水，决定围而不攻，在敌人逃跑时歼灭。
自被围始，牛元峰就拼命求援。22日上午，敌董英斌部增援的106师还没有到达直罗镇便被红军击溃，并被乘胜追击的红军在黑水寺地区歼灭了一个整团。牛元峰见援兵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红十五军团发现后立即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在直罗镇西南的一座山上，牛元峰战败自杀。敌人其余三个师也停止进攻，退守防地，陕北苏区从此进入了一个安定的局面。
张学良战后受到巨大震动
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袂作战，共歼敌一个师零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美中不足的是，此役中牺牲了红军著名将领、原红八军团政委、中共中央委员黄甦。
毛泽东评价直罗镇战役“为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战役期间，毛泽东亲临北山吴家台北端的高地设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红一、十五军团作战。彭德怀和徐海东等还在战场附近跑遍了每个山头，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战斗打响后又尽量靠前指挥，不仅能适时下达命令，也激励了士气。
直罗镇战役旧址
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见到了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徐海东，询问了部队伤亡的情况，要求徐海东认真组织部队休整，做好伤员安置工作。
徐海东汇报说部队中还有鄂豫皖苏区肃反留下的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徐海东向这些人宣读毛泽东的决定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
祝捷大会之后，刘亚楼、张云逸带领中央红军的一个剧团到红十五军团慰问演出，红十五军团也派出高级干部到中央红军参观学习，两军相处非常融洽。
东北军惨败令张学良大感震惊。他回忆说，我是带过兵的人，知道长途跋涉后的部队是什么样子。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还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可见这支军队不得了。东北军在“剿共”中损失三个师后，蒋介石非常失望，趁机撤销了这些部队番号以减少供给。
红军在战后释放了俘虏，交还了武器。不久，东北军与红军秘密实行停战，逐渐接受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
【点评】四大胜因站稳脚跟
11月30日，毛泽东在富县东村召开的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从四个方面概括了胜利的原因：一是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战略与战役的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是战斗准备的充足；四是群众与我们一致。
直罗镇战役和肃反扩大化这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以解决，党中央才真正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第五部分 破解险阻之谜
第一章 化害为利（1）
——红军渡河之谜
红军长征经过的艰难险阻，大致可分为两种：人为设置和大自然本身所固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是人为障碍，自然界的险阻可分为江河、关隘、雪山、草地、气候、疾病等几类。
在万里征途中，姑且不论国民党军占有地利、装备和人数绝对优势的追剿部队，即使是大自然摆在路途之上的艰难险阻，也不是一般军队所能轻易克服的。
长征中的红军首先遇到的大自然的险阻，就是江河。史册上也就此留下了亿万人耳熟能详的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
乌江：隆冬大雪严寒，竹筏赤膊强渡
1934年10月中旬，86万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突围西进，“长征第一渡”便是过于都河。这条河不宽，又有红军工兵架桥，且属苏区边缘地带，渡河时未发生战事。红军渡桃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即开始进行激烈战斗。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之战中，红军蒙受巨大损失，其原因固然很多，不过湘江的江面宽，利于国民党飞机扫射封锁和投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未达成在湘江聚歼中央红军的目的，但当他得知红军入贵州的消息之后，又高兴了。那里有穷山、恶水和大量吸毒之民，这些都不利于红军。
中央红军入黔后，遇到的第一条江河是乌江。贵州险路难行，素称天险的乌江横在中间阻隔。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贵阳城，军阀侯之担则坚守住黔北屏障乌江。此时红军身后还有国民党中央军10个师紧追，一旦渡江不成或迟缓，便会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河，发源于乌蒙山东麓，江水由西南自东北急速奔流，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并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岩高达数丈；河床时宽时窄，水底暗流湍急。渡乌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大木船，二有好梢公，三须是大晴天。
红军到乌江边时，三个条件似乎都不具备：大小船只早已被敌人掳去北岸，船夫难觅，渡江之时雪花纷飞。在此情况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红三军团分三路强渡乌江。
1935年新年刚过，红一师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指挥下进抵回龙场渡口，就地取材，扎起竹筏，在黄昏时分就以一只竹筏载着8名战士向对岸偷渡，不幸竹筏被险浪和旋涡打翻，战士落水失踪。
当天夜间，又一只竹筏在寒风怒号中离岸而去。一个小时后，北岸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第一批突击队靠岸。等待已久的其他竹筏，一个接着一个地冲进波涛汹涌的江中，越来越多的红军部队被送到对岸，回龙场渡口突破成功。
红二师四团则选择了江界河渡口，先是由连长毛振华带领8名擅长游泳的勇士，冒着刺骨严寒泅渡过江，成功到达北岸，然后接应赤膊短裤的突击队，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三只竹筏抢渡。其余几十只竹筏也立刻出发，强渡过去迅速占领高地，控制了北岸渡口。守江的黔北军阀侯之担见两处渡口已失，丧魂落魄不战而逃。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后，也在乌江上反复渡过。长征期间，红军两大主力总计六次突破乌江，比四渡赤水还多了两次。
金沙江：反复调动敌人，周密严谨快渡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一泻千里，大浪咆哮。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兵锋直指贵阳。正在城内督战的蒋介石身边只有一个正规团，急令滇军主力紧急增援，云南境内敌人兵力空虚。红军乘机长驱西进，疾速由黔西入滇，直逼省会昆明。“云南王”龙云只好将各地守军和民团调来昆明，滇西北金沙江畔无兵防守，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刻按预定战略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准备渡江北上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了确保迅速渡江，中革军委开始规定要抢占金沙江的三个渡口——龙街、皎平和洪门渡口。由红军大学编成的干部团以昼夜行军多里的速度，一举拿下皎平渡口，获得两只小木船；红一军团第四团智取三座县城，控制了龙街渡口，但因江宽水急，无法抢渡，遂转向皎平渡过江，仅留少量部队继续架设浮桥迷惑追兵；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也因船只少，水流急，无法架桥，除留下一个团渡江外，主力也转向皎平渡江。
在金沙江皎平渡两岸悬崖峭壁上，一时间集中了2万多名红军战士，数百余马匹和行李担子。这一渡口虽然水流稍缓，但短时间内无法架设浮桥，第一天只好靠两只小船摆渡。以后又找到五只船，大者渡30人，小者渡11人，但船皆已破烂，船底漏水，每次来回都要将船中水倒入江中才能复渡。
区区七只小破木船，承载着中央红军脱离险境的希望。指挥渡江的，是精于财经统筹和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
渡江工作就像一架衔接精准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部队到达江边时，事先就被告知纪律，要求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依船只能载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以免船只倾覆。每船设船上司令员，船上的各级首长也须听其指挥。小船因不能承载骡马，便将其都赶到江里，人坐在船尾牵着牲畜过江。
为红军撑船的梢公共有36人，有汉族，也有彝、傣、纳西等少数民族。他们打破“夜不渡皎平”的遗俗，夜以继日，终于在7天之内将所有红军摆渡过江，未掉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