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贺子珍在路边的茅屋里临盆。警卫员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给婴儿洗了身子，据说第二天用来打饭时，盆沿还沾着血迹。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时候，带队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块大洋、两块烟土和一封亲笔信说明情况。贺子珍不久就在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时体内仍残留着弹片。
同样在过赤水河之时，陈慧清也分娩了。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下直打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骂丈夫的方法减轻痛苦。长征过云南的时候，邓发曾让她留在当地百姓家，她没有答应：这里没有群众基础，语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董必武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产妇宫缩和追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董必武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董振堂：女红军战士正在生孩子，请他务必顶住。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来。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邓颖超为她们取名长征“双凤”，与其他散失在民间的孩子一样，至今“双凤”仍然没有下落。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怀孕7个月便早产了，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下一个男婴，她只能将孩子和身上仅有的几块钱送给了一家老乡。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怀孕本已被划出参加长征的名单，她却偷着追上队伍，翻越老山界不久就生产了。产后几个小时后部队就要出发，当地又找不到老乡可以寄养，曾玉只好把赤身裸体的婴儿放在一把稻草上含泪黯然离去。产后没吃的，只搞到一碗豌豆苗，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包奶粉送给了她。
第一位女将军终生未育
贺子珍和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李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举行着俭朴而又热烈的婚礼。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李贞身为六军团组织部长，此时已怀孕3个月，组织上动员她留在根据地，她哭着要求随队，表示爬也要跟上红军，保证不增加部队麻烦。果然，配给她的勤务兵被她派到前线，马匹送给了伤病员，帐篷则与其他战友共用。
1936年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草地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使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产妇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奶水是必然的，小生命含着干瘪的乳头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孩子夭折，产后虚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心，这位后来新中国第一位授军衔的女将军一生没有留下孩子。
即将分娩的女性指挥着部队突围
红四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女性最多，经历最为曲折复杂，面临的生育问题也最大，究竟有多少女性产下多少婴儿，没有人确切统计过。
张琴秋早年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浙江同乡沈雁冰（茅盾）和他的弟弟沈泽民，并于1925年11月与沈泽民结婚。沈泽民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后担任中央住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他被留下打游击，1933年11月底因肺病加疟疾而病逝。
沈泽民牺牲后，张琴秋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了婚。长征途中她也怀了孕。1937年1月下旬，西路军总部直属队遭到敌人伏击，身为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却腹痛阵阵，快要分娩了。她是忍着剧痛，顽强指挥部队突围的。后来孩子也没有留下来。
在卫生和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常说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跨进地狱之门。长征中的产妇，恐怕大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死亡之门。产妇是如此，孩子更是如此。据掩埋过孩子遗体的红军战士回忆，孩子死去的时候，小小的拳头基本上都是紧握的，仿佛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活着的婴儿是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长征中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跟随父母完成了长征，他们成了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姐姐叫蹇先任，妹妹叫蹇先佛。姐姐嫁给了贺龙，妹妹则嫁给了副总指挥萧克。姐妹俩本是名门闺秀，姐姐还是湘西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红军，1929年就参加了在当地打游击的贺龙的部队，成为部队的文化教员，被贺龙尊称为“蹇先生”。1935年11月，部队出发前20天，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婴。此时恰好前方传来胜利的捷报，姨夫萧克给孩子取名为贺捷生。
二方面军长征采取了休整一段再跃进一段的方式，因此个别婴儿被允许携带行军，小捷生就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随队出征。有时一晚上要转移七八次，掉队就可能被俘，蹇先任背着女儿在漆黑的夜里翻山越岭，身上跌得伤痕累累，衣服被荆棘划得破烂不堪。怕女儿哭声大招来敌人，母亲就把婴儿用布裹在胸前，只要孩子一哭，就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一次孩子被憋得脸色青紫，母亲真是心痛如刀绞。
蹇先佛在松潘草地生下了一个男婴，姐姐蹇先任亲手接生。李伯钊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粮食送给了产妇，自己却饿得差点走不出草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蹇先佛担心拖累萧克和部队，就带着孩子走了8天，到了中央所在地保安。
二方面军在阿坝地区进入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快要临产了。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之后，受到凉水的刺激，她的孩子在苗家的羊圈里呱呱坠地了，任弼时为女儿起名“远征”。分娩过程极不顺利，幸亏接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医术高超才转危为安。这对夫妻共生育了9个子女，其中5个都在斗争环境中夭折失散。任弼时把采到的野菜嫩的留给陈琮英，老的自己吃。妻子没有奶水，任弼时将缝衣针改成鱼钩去河边钓鱼，朱德也来帮忙，给产妇滋补身子。任弼时曾想把孩子留在老乡家，遭到了战士们反对，他们要轮流背着孩子长征。后来重病在身的任弼时缝了个布袋，把孩子背在背上，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产后的妻子上路。
【点评】母性伟大艰苦难忘
廖承志在长征胜利30年之后，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画了一幅长征中母亲给新生婴儿喂奶的画，送给女儿廖茗，并附言道：“你们是在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中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
女性分娩之痛是暂时的，但通过长征所表现出来的母性之伟大，却是永恒的。长征中牺牲了无数生命，却又是为了解救更多的生命，红军女战士们的艰难生育同样也体现出这一点。
第七章 命运多乖蹇（1）
——长征女性遭遇磨难之谜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除西路军之外，绝大部分参加长征的女性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她们能否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长征又是如何影响她们一生的？
“三不准”的禁令终于被打破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安顿下来。虽然没有正式颁布过文件，但长征中“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不准结婚、结了婚不许生孩子”的禁令，无形之中被解除。
1935年9月，最先结束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与部队中的“七仙女”之一周东屏结婚。当时徐海东重伤未愈，结婚之后周东屏照顾起来更方便。
陈真仁与傅连暲也是在长征路上相识的，会宁会师后的一个月，他们在宁夏的同心城结婚。
张闻天和刘英刘英与张闻天是在瓦窑堡结婚的，洞房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地。两人原本在1929年苏联留学时便相识，长征途中经常接触。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张闻天突然向刘英求婚，刘英没有答应。长征到陕北后，有了落脚的安定条件，刘英才答应张闻天的求婚。
1935年底党中央迁到瓦窑堡之后，李坚贞与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邓振询（邓仲铭）举行了婚礼。抗战爆发后，李坚贞随丈夫一起南下参加新四军的改编工作。
那些还没有恋爱对象的女性，组织则开始为她们张罗婚事。
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她们都攀了高枝，嫁了高干。女红军吴顺英由人介绍，嫁给了战斗英雄马树良——这是一位残疾军人，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女红军中也有不服从组织介绍的。例如，谭怀明（后改名岳克）在红军大学工作，领导给她介绍一位红军的师级干部作为恋爱对象，性格泼辣的她一口回绝了，原因是男方年龄偏大：“我找的是老公，不是找靠山。”后来，她选中了红军大学青年教导大队23岁年轻英俊的政委张忠，两人结了婚，生活也很美满。
没人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团长
走上长征路的女性也许并不知道，一些人的苦难并不会因为长征结束而完结。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她们遭遇的不幸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
李桂英在女红军中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她和丈夫戴元怀于1935年2月被一起留在川黔滇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还不到一个月，戴元怀就牺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给了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可他们的孩子出生还不到3天，余泽鸿也牺牲了，孩子只好送给了老乡。1936年1月她被捕入狱，抗战爆发之后才出狱，参加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周恩来曾经感叹地说：“李桂英在长征中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的比我们都要艰难啊！”
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女团长王泉媛练就了一身武艺，她在瑞金中央马克思大学学习期间，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校第二。她与王首道是经过特批在长征队伍到达遵义时结的婚。当中央红军中的绝大部分姐妹都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她于1936年8月被上级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随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血战失败后，她在祁连山南山的梨园口被马家军俘虏。在监狱中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由于她长得漂亮，气质又好，马步青想娶她做姨太太，她只好被迫认马步青的老婆当了干妈。不料，她却被迫嫁给马步青手下的团长马进昌做了小老婆，直到1939年3月才只身逃出马家大院。她找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当时对失散人员有严格的规定：离队一年的可以回队，两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她身上没有任何证明，办事处的人给了她几块大洋，打发她回了江西吉安的老家。后来她嫁给了家乡的一位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解放后，当地人还不知道她就是红军著名的女团长。直到76岁的时候，她才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国家分给她一套公寓，她收养了6名孤儿相依为命。
1935年4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谢小梅和罗明夫妇两人离开长征的队伍，留在了贵州搞地方根据地建设，不久被捕。谢小梅用随身保藏的金戒指贿赂法官，夫妇才得以出狱，流落到贵阳。谢小梅给有钱人做了女佣，罗明则当了扫大街的。后来，两人又被叛徒出卖，经历了九死一生。被保释出狱后，罗明病重不能干活，靠谢小梅糊信封勉强维持生活。抗战开始后，这对夫妇改了名字，成了“党外爱国人士”，谢小梅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百货公司采买员，1981年3月才被恢复党籍。
脚下路走完，笔下树丰碑
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有“赤色明星”之称，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能写能导，在长征途中创作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1950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第一个把长征题材搬上文艺舞台，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上演后，引起强烈反响，每当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剧场里掌声雷动。歌剧融进了红军战歌、根据地和长征经过地区的民歌，前后写了17稿，聂荣臻、肖华、陈锡联、李涛都是军事顾问，老舍和曹禺也从结构和人物上提过意见，导演过《龙须沟》的焦菊隐出任导演。
毛泽东看完《长征》后，专门委托女儿向李伯钊转达了意见：“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