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还没有别的哪位中国女性，能像宋庆龄这样，赢得那么多的赞美，赢得那么多异国的男男女女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热爱。
“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支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要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当1927年宋庆龄流亡欧洲后，见到过她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发出这样的赞叹。
“她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最高雅的女性。”这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赞美。
“我认为，当时在上海，只有一个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人物，她就是勇敢、美丽而又孤独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这是海伦•；斯诺的赞美。
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说过这样一件事：“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卧室里有两张女人的照片，一张是他已故的妻子，另一张就是孙夫人。”
这便是外国人印象中、视野中的宋庆龄。在革命的年代，她实在是革命与美丽的化身。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都在美国留学成长，但在美国人眼里，只有宋美龄最具美国性格，而宋霭龄和宋庆龄则更多地带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四十年代第一个直接采访宋氏三姐妹并在美国出版《宋氏姐妹》（The Song Sisters）一书的美国女作家Emily Hahn（中文名字：项美丽），在书中这样写到宋庆龄留学美国时的故事：
像姐姐霭龄一样，她总是显得羞怯和敏感，与美国化的美龄相比更像传统中国女性。这一点甚至在她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非常突出；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校长，讲到过庆龄因为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外套去参加毕业典礼而感到烦恼。这位年长的夫人就说她随时都有儿子的外套备用，但这位姑娘叫道：“不，我不穿一个男人的衣服！”我们称之为“定型”的美国学校的七年生活，并没有改变她的过于敏感的性格；婚后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太多改变她不喜欢表现自己的习惯。
斯诺写道：“庆龄喜欢美的东西，她的家具陈设寥寥无几，可总是得体大方。她家里永远是那样洁净，使人觉得温暖朴素。她还有一些珍贵的画卷，异国情调的鲜花给她的房间增添了光彩。她的长袍颜色素净，式样活泼，她衣着总是很考究，乌黑的头发梳成一个髻端正地盘在脑后，烘托出精巧的脸部轮廓。除了一个玉发夹或别针外，她很少戴其他饰物。”
后来嫁给中国政治家王炳南的德国姑娘王安娜也谈到宋庆龄身上的中国女性的特点：“在我初次站在孙夫人面前时，我和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样，都惊叹她的美。在宋家三姐妹中，毋庸争论，她是长得最美的。但她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态度自然，具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温文尔雅。每当我和她接触时，我一再感到，她那并不引人注目的质朴的态度，和她的弟弟及姐妹比较起来，美国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她的每一姿态都给人以一种羞怯感，她每每压制自己，不使自己的柔情表露出来。孙夫人说起话来细声慢气。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她的声音柔和、安详，和妇女的身份特别相称’。”
不愿意表现自己、不习惯抛头露面，这是宋庆龄的另一性格特点。
项美丽这样写道：“孙夫人在多年的现实活动中给人留下简朴和自制的印象。她个人总是保持低调——服饰淡雅，寓所绝对简单、实用。当她公开露面发表演说时，人们会觉得她是在勉力而为。但是她的声音和她的词语是坚强有力的。当局势需要时，她能做到坦率，甚至激烈；譬如当她被激怒时便是这样。”
天性不习惯抛头露面，却义无反顾地继承孙中山的事业，成了中国政治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女性，这对宋庆龄实在是一个巨大考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考验甚至大于外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政治恐怖带来的种种压力。于是，从1927年大革命起，几乎所有见到过宋庆龄的外国人，无不一方面赞叹宋庆龄的美丽，一方面惊讶于她的娇柔、羞怯的外表背后所隐含的勇气与魄力。似乎绝然相反的性格因素，却那么完美地结合在她的身上，闪耀出人性的魅力，这就难怪不同的外国男女，都毫不吝啬地、不约而同地把赞美的语言用在了这位中国女性身上。
1927年第20节 宋庆龄：永远的美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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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说是宋庆龄政治角色最为重要、影响也最显著的时期。大革命时期，她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成为孙中山理想的最忠诚的继承人和代表，在武汉革命政府中占据着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随后的流亡苏联和欧洲，以及回国居住上海时期，她又以蒋介石政权的批判者身份而发出世界性的声音。从其政治活动范围和经历来说，她称得上中国真正的女强人，但几乎所有第一眼见到她的外国人，无不惊奇地发现，声名赫赫的宋庆龄，与传言、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英国出版的《孙中山夫人》一书，转引了作家约翰•；根舍（原名不详）所写的他1938年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时的印象：“我想像中的孙夫人有点像维多利亚女皇，孀居服饰，心如死灰，令人望而生畏，等等。但是我见到的孙夫人，即使在她的年龄，仍像一位二十八岁的姑娘。她尽管纤弱，却雍容华贵，明快活泼，身材好似一尊完美无瑕的雕像。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一位历史性的革命人物，倒像是一个刚刚跨进事业门槛、生气勃勃的少女。”
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来说，美国记者、作家希恩在《个人历史》中对宋庆龄所作的描述，最为生动和精彩。
中国大革命时期，已成为世界名记者的希恩（Vincent Sheean）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了武汉政权的兴衰和宋庆龄流亡苏联的过程。他的这本《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出版于1934年，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他所亲历的中国见闻。这本近四百页的回忆录，叙述生动，文笔优美，曾成为当时美国大学生的必读之书。他以驻外记者身份在世界各地革命现场历险的经历，他对现场故事的生动描写，影响了后来如白修德、索尔兹伯里等一批著名美国记者的成长，使他们把目光关注到中国和苏联。这本书因记述生动，影响很大，国外出版的有关大革命及其人物的历史和传记中，都参考和摘引过他的著作。
希恩在1927年4月14日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处在血泊中。他先去拜访了仍在上海的宋子文，宋此时还在武汉政府和南京政权之间徘徊。希恩拿着宋子文分别写给蒋介石和宋庆龄的介绍信，前往南京和武汉，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在完成南京之行后，希恩来到武汉，他急切地盼望见到宋庆龄。如今，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武汉，关注着孙夫人。
希恩《个人历史》中对宋庆龄的描写，《孙中山夫人》和《宋家王朝》两书都各有转引。但在中译本中，删掉了一些内容，不知是原作者摘录时所为，还是译者的有所选择。删掉部分为涉及宋子文和有关宋庆龄传言的内容。笔者这里特地将有关段落完整译出以飨读者。
希恩从描写他在武汉第一次拜见宋庆龄的现场开始，进而用颂扬、赞美的语调勾画他印象中的这位伟大女性：
财政部二楼昏暗的会客厅一头的门打开了，走进一位娇小、羞怯的中国女子，身着黑丝绸服装，她的优雅而有力的手上，一手拿着一块绣花手帕，一手拿着宋子文为我写的介绍信。她一开口，声音几乎让我跳了起来：它竟如此柔和、舒缓，如此出人意料的甜蜜。怕热气进来，百叶窗是关着的，这样，当她走到我身旁时我才看清她。我颇有些疑惑，不知道她到底是谁。难道孙中山夫人有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女儿？我绝对不敢相信，面前这位有着优雅外貌、身体虚弱且有点儿腼腆的女子就是夫人本人，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女革命家。
“你在上海见到了我的弟弟，告诉我，他怎么样？”她迟疑了一会儿说。
她便是孙夫人。
差不多有十分钟我不知所措。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传言，大多都是造谣，美国报纸曾发表过它们。据这些报道，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她是一个中国“娘子军”的领导人；她这也是，那也是，什么都是，全靠要闻记者们在那里凭空想象。关于她真的在战斗中统帅着军队的说法流传甚广，以致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在上海，这些可笑的传闻，因更多的流言蜚语而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些传言中，她个人的人格和行为受到攻击——这是在租界通商口岸城市政治争执中最热衷的手段。尽管我早有精神准备不相信关于她的种种传言，但它们汇总一起，还是给我形成印象。因此，我肯定期盼着见到一个既定的形象。恰恰相反，我此刻面对的却是一个像小姑娘一样的人，漫溢着令人心醉的优雅，甚至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恐惧带来的发颤。我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感觉到自己是如此自负、粗俗、野蛮。
然而，孙夫人具有丰富特质，总是使她能努力克服自身的胆怯——不仅仅面对我，而是在生活一般方面。她具有天生的高贵，造就其威严的名望。同样的素质偶尔在欧洲的君王或王后身上也能看到，特别是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但他们能够如此，分明是漫长生活锤炼的结果。孙夫人的威严则有所不同。那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天性；它源于内心而非外在地套在身上。她还具有纯粹的道德勇气，使之处乱不惊。她对孙中山名声的忠诚，对自己认为所拥有该名声的忠诚，足以支撑她不屈不挠地与种种指控抗争到底。这些品质——高贵、忠诚、道德勇气——赋予她的性格以一种源源不绝的力量，使她能够克服和改变体外表现出来的虚弱、胆怯等诸种印象，从而成为最能体现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我将有必要表明，死亡吓不倒她；贫穷、流亡、自己家族的愤怒、全世界的诽谤，都无法让她向自己认为错的事物低头。她不只是在身体上让人相信专栏作者们所说的“中国的圣女贞德”，而是给人更为真切的感受，只不过你需要多用一段时间才能发现优雅、羞怯的外表下面其实潜伏着精神的力量。
……
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孙夫人。接下来的几个月的事件中，共产党人被屠杀、劳工运动陷入血泊之中，她的愤怒到了极点。在人们眼中，她就像一座雕像。不靠体力，不靠知识的力量，而是以人格的真正力量、行为的纯洁性、绝对的忠诚，成为了英雄。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际，这位非凡的人赫然耸立：将军们、演讲家们，或者魂飞魄散，或者投降，或者逃逸，或者沉默，但没有被压垮、没有沉默的革命者，却是孙中山的娇弱的遗孀。“一个傻瓜”，在上海有些人时常这样说到她。
可是，这个世界上如果多几个这样的“傻瓜”，也就会少一些让人抱怨的痛苦。
这便是希恩眼中的宋庆龄，在他的笔下，宋庆龄的形象漫溢着浓郁诗意。说实话，在我阅读的经历中，还没有别的任何女性赢得过如此美丽的赞誉。
1927年第21节 宋庆龄：永远的美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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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里，我们已习惯了用单一的标准和定义来概括一个人，甚至对宋庆龄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但是，当将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宋庆龄的不同篇章放在一起阅读时，便可以发现，他们用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笔，呈现出来的宋庆龄是一个在历史风云中有着复杂感受、有着矛盾心理的丰富性格。她忠诚孙中山的理想，包括联俄联共政策，始终站在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前列。但是她又并非简单反对或简单支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她的敏感个性和独立性格，也时常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流亡苏联，他们原本对斯大林寄予热望，以为苏联会全力支持他们。但抵达莫斯科后的情形却不免让他们失望。虽然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事件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流亡苏联的日子，对宋庆龄来说，并没有留下美好的记忆。相反，是无奈，是失望。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共发生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