睫的国家危机？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外国人。譬如北伐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曾君临国共两党，被世界舆论视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实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譬如，曾经一度指挥过红军的德国人李德，其作战思想被认为导致中央苏区的崩溃……但是，在我看来，就个人在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而言，他们仍无法与端纳相比。
斯诺对这一点的看法是客观而准确的。他说：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束。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翻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则与端纳当时活动有关的电文。
一则是12月15日的《孔祥熙关于端纳抵陕谒见蒋介石情形致龙云密电》：“顷接端纳自西安电话报告，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
一则是12月16日的《何成浚关于端纳由西安回洛阳及其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龙云密电》：“本晚端纳顾问回洛梗况：委座已前往张学良住宅之后楼，本日将移较舒适之处，器具甚好。端曾陪张见委座，所商皆政见问题。委座初甚愤，以后表示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而对方认为无保障，要求孔部长来商此事。现蒋夫人之意，孔有心脏病，不能来。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顾墨三来西安。今后如何决定，尚不得知，等语。”
仅从这些密电即可看出端纳在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这一声明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给了端纳，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很遗憾，听说端纳没有写个人回忆录。二次大战后，他因病死于上海，带走了太多内幕。也许，他早就做出了对西安事变中他为之斡旋的全过程保持缄默的承诺。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中，了解他的行踪和作用。这方面的故事描写已经很多，关于他的传记也不止一种，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挖掘出他的资料，找到他的日记、信件，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意外发现。
1936年第32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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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等外国记者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新闻封锁，如今轮到几个外国人来参与打破。
最先担任西安政府方面电台的英文播音的是史沫特莱。在经历了事变当夜的紧张慌乱之后，史沫特莱先是帮忙抢救伤员，随后便积极投入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行动的工作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在电台报道西安方面的动态。她回忆说：
这时南京电台在宣传蒋委员长已经遇害身死，红军占领了西安，西安发生了抢劫和强奸事件。为了驳斥这种无耻谰言，一位报纸编辑开始以华语广播，而由我负责做英语广播。我的报道内容包括访问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红军代表和救国会领导人的报道和有关西北近况的消息。
我的言论使南京政府颇为不快，几个月后我听美国报纸几位记者说，驻在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官员甚至曾经宣布他们决定要驱逐我。南京的一位发言人在接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声称，我的言论具有“强烈支持统一战线以及其他违背政府既定方针的主张”。
在经历了最初两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史沫特莱的行为受到压力，不再适合播音。正在此时，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从北京来到了西安，他接手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上海赶到西安的王安娜，也成了电台的德文播音员。与史沫特莱的回忆相比，他们两人对电台现场的描述要生动和详尽得多。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这时候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里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王安娜对电台紧张气氛的描述，可以看做对贝特兰回忆的很好补充：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毫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惟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贝特兰说，这个电台的外国小组，除英语、德语外，还有俄语、法语广播。可惜不知道担任其他语种播音的是谁。
9
贝特兰、王安娜加入到史沫特莱的队伍，应该是在12月底之后，因此，他俩未能目睹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
这一天是12月25日，距12日发生兵变已十三天。在西安事变全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秘而不宣悄悄释放蒋介石，并且张与蒋同机离开，这无疑是当时另外一件并不亚于兵变本身的爆炸性新闻，不仅仅局外人，它甚至令许多身在漩涡中心的人为之震惊。的确，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可思议。
尽管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已经很多，尽管关于其间变化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我仍然有无法厘清的疑惑：在这一过程中，端纳到底传递了哪些消息，做了哪些工作？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公开答应的条件之外，到底还向张、杨之间做出哪些许诺？张、杨和中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不征求中共代表团意见之前，悄悄把蒋介石送出了西安，并且张亲自陪同？……
诸如此类的疑问，当然是个人无法解答的。
史沫特莱有幸成了释放蒋介石时现场情况的目击者。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史沫特莱的这一描述，可以由1937年李天织所写《西安一月》一文印证：
至24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仍则守秘，并由杨令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傅作义于25日下午一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25日许，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之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备线以外。二时许，蒋委员长与张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兵士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见许多学生，询之，杨谓系欢送委员长者。蒋欲向之训话，张谓天气不好，时已过晚，请速行。委员长乃登机凌空脱险。
从语气看，《西安一月》显然站在南京政府立场对事件过程予以叙述。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机场现场的描写有所不同，多了蒋介石因恐慌而重申已答应的六项条件的细节：
汽车一进飞机场，他们就看见飞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来是等候欢迎在绥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留难，不让他走，就着急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一同登上飞机，立即起飞，张学良登上自己的飞机跟着起飞，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
申伯纯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成立的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属于上层人士，但他当时正在参加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不在现场，因此他所写的这一细节，可能是杨虎城自己的讲述。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去、张学良为表示诚意而主动陪同的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军官们。史沫特莱这时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
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只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1936年第33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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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突然被悄悄释放，让许多人大失所望，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
当史沫特莱目睹这一历史场面时，贝特兰还正在前往西安的跋涉途中。
次日晨，我们前往拜会当地的县长，这是一个圆滑的官僚式人物，我一见他的面就不喜欢他。
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西安，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委员长和少帅。
“可是等你们到那里时谁也找不到了。你们昨晚没有听到电台广播吗？昨天张学良和蒋介石将军一起飞到洛阳去了。今天委员长将回到南京。”
如果情况属实，西安事变是莫名其妙地、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可是究竟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