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档案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查阅十分方便。这批档案数量不少，约有几十卷之多，计有日记、信件、地址本、请柬、拜帖、菜单、票据、邮票、纸币、剪报、地图、艺术品等，应有尽有，由此可见莫里森此人颇有收藏的雅兴。这倒为后人了解他的经历和已成往事的历史提供了方便。翻阅他的档案，除了可以感受历史风云的变幻之外，更可以让你从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浏览一个世纪前的诸般景象。
查阅莫里森档案，手续并不复杂，办有借阅证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填上有关卷宗的号码，管理员从档案库里拿出即是。我们先调出莫里森档案中的照片类卷宗。这类卷宗有十多卷，分为家庭、交往等专题，大约有上千张照片。
这些照片，生动凸现出莫里森在中国政坛活跃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政治家、革命家、军阀一直到各界名流，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都有照片赠他。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冯国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笔写道：送莫老夫人。这是他在北京廊房头条荣光照相馆拍摄的。1918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送给莫里森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仅印有中法文两种文字的“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的字样。这名片应该是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使用的。看到这张小小的旧而发黄的名片，油然而生一种沧桑感。
在莫里森的照片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莫过于1910年的两张照片，这是一组关于海盗被砍头的照片，档案整理者为它们起的题目是：海盗等待处决。第一张照片上，五个中国人被五花大绑，在海滩上跪成一排，旁边是负责行刑的刽子手；第二张照片上，处决后的海盗倒在地上，几个头颅则滚在一旁。目睹此惨状，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卷宗中，我意外发现了一封中文信，这是一位中国官员为即将到美国访问的莫里森写的引荐信，信封上的收信人是中国驻美参赞周大人。信中写道：“芝仁兄大人阁下：久不通信，念甚。今有伦敦泰晤士访员毛利生君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此君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弟与之甚好，特为介绍。将来和议开后，如有请其相助之处，不妨开诚布公尽情相告，彼必能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附呈近来小照一纸，惠存有幸。五月卅日，黄中惠。乙巳五月三十日。”
不清楚黄中惠为何人，在几种不同的民国辞典中均未查到他的条目。不过，从他信中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非无名鼠辈。从他的信可看出莫里森当年在中国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官员心目中有着非同小可的位置。这封引荐信为何留在了莫里森手中，是他最终没有到美国去，还是在美国采访时没有找到周参赞，待查。但它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史料。另外，大概因为它附有一张黄中惠照片的缘故，故在整理时未被归入通信部分而归入了照片类。
虽来不及查阅照片之外的其他更为重要的档案，但我还是借出1919年5、6两月的卷宗，我特别想知道，当五四运动发生时，出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莫里森，到底在巴黎如何活动，他的档案中会留下哪些有意思的材料。
这两个月的卷宗不包括日记，只有一些剪报和来往信件。奇怪的是，这些剪报和信件中，并无直接反映北京发生的事件的内容。失望之余，我随手抄录下来的几个细节，仍可作为时代大场面中的几片花絮。
5月1日这天，莫里森接到中国代表团的Chengting Wang的明信片，上面说取消原定于5月4日举行的晚宴，时间另行安排，希望予以谅解。“Chengting Wang ”即王正廷，他和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信中没说为何取消5月4日的晚宴，随后几天的史料中，也无另行举行宴会的记载，是否与北京5月4日发生了学生游行有关，待查。
5月4日这天，莫里森收到华英普兴银公司总裁的来信。该公司希望约定时间与莫里森见面，商谈他们即将进行的对北京的访问，以及该公司新的对华投资计划。
6月7日， 英国的Brighton Standard 报刊登一幅莫里森生病期间的照片，图片说明写道：担任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莫里森博士，因身患重病，回到伦敦成功地进行了手术云云。
这一个月，在中国正是风云起伏的历史时刻，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个顾问，莫里森的这份卷宗里却留下许多空白。他的日记是否也如此？如果能够整理出来，一定会提供更为充实的史料。
时间匆匆，能够翻阅的资料十分有限，但也足以让人感到满足。眼前又多了一扇望历史的窗口。如有机会，我想自己一定还会再去那里细细翻阅。到那天，也许沈嘉蔚君已经完成了莫里森肖像的创作。那么，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天幕映衬下，莫里森该会以什么样的姿势站立着呢？
附记：在本书即将付印时，正逢嘉蔚兄回国省亲。他完成了莫里森的画像，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2003年8月
1925年第10节 戴维斯走在南京路
中国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令世人注目的是，一次又一次革命，常常在城市街头率先露出它的容颜。要么轰轰烈烈，此起彼伏；要么突兀而来，却又戛然而止，杳无踪影。不管怎样，那些主要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外国人，便一次又一次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街头革命的目击者甚至参与者。
且把目光先放在一个美国青年身上。
他走在南京路上。这是1925年的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的那天。
他只有十七岁，却熟悉上海，熟悉中国，因为他原本就出生在中国四川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像那些十六、十七世纪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父母一直履行着感化中国人信奉基督的使命，即便已进入二十世纪，热情和执著仍一如既往。可是，历史却在迅疾变化。这样，当他们的这位叫做约翰•；佩顿•；戴维斯的儿子好奇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目睹的便是与传教布道截然相反的场面。
戴维斯1908年出生，他在中国读完小学和中学，然后回美国接受大学教育。1925年时他在上海美童公学读书。他在中国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将潜在地影响着未来他对中国的关注，决定着他后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架天平两端的倾斜。这些影响，在后来他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时渐次表现出来。
住在上海的戴维斯，不知有多少次走过上海这条著名的马路，但此刻，记忆中最为重要的一幕，在这位美国少年漫不经心之际忽然呈现在他的面前。
他后来回忆道，他正走在南京路的一条人行道上时，突然看到面前的大马路上挤满了人：
那时我十七岁，好奇心驱使我挤入陌生而默默无声的人群之中。每个人都向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大的交叉路口张望着。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我这张惟一的白色面孔。
我无声无息地侧着身子一步步在人群中往前挤。在挤过了两三段街道之后，到达了人群的前沿。我看到在我周围和身后的成千上万群众的面前，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装甲车和手持机枪的英国水兵。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在这场从一切表面现象看来宁可是怒目相视的对峙中，从肤色上说我是处在错误的一方。
由无知的盲勇所引发的这一想法，驱使我从群众中走了出来，装作一个散步者的样子走到面前剑拔弩张的地方。我的白皮肤使我得以安全通行。那些手持机枪、面孔绷得紧紧的士兵没有阻拦我。我问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名英国军官：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煽动暴徒闹事，巡捕打死了几个人；有一个人从那边的房顶上跳了下来。
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后来被称为“五卅惨案”的事件。
眼前的场面吸引着戴维斯。他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人群之中。这是抗议示威的游行队伍。想想颇有些特殊意味，在中国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队伍中，居然走着这样一个外国青年。“当我在队伍中穿行的时候，没有人向我说过一句含有敌意的话，也没有人向我动手。我所以能够免于受到伤害，是因为看来我不过是一个无碍于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怪人而已。”戴维斯这样解释。
不过，戴维斯眼中的五卅惨案现场并不十分壮观。游行的人群在发生枪杀事件后，显得慌乱起来。他这样说道：“我未受阻拦，是因为那时候群众已只剩下了一些旁观者。积极分子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驱散了。群众没有觉醒到要采取行动冲出去或者慷慨就义的程度。他们呆若木鸡。”
另外一个美国人此时不在上海，但却在北京目睹了随后引发的全国性示威活动。他便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罗斯福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拉铁摩尔虽然出生在美国，父母也不是传教士，但和戴维斯的经历相似的是在他也很小时就生活在中国。1900年，正是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不满周岁的他跟随在中国任教的父母来到中国。他的童年在上海、保定度过，十二岁时他前往英国读书，十九岁时又回到中国，一方面在天津的商行工作，一方面开始他研究和考察中亚地域的学术生涯。他回忆了当年在北京看到的这场运动：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时，我正在北京访问。关于这个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它起源于日本工厂里的劳资纠纷，但后来工人及其支持者们将运动扩展到上海公共租界，巡警朝他们开枪。巡警常常被说成似乎是英国警察，但他们主要是在英国警官指挥下效职的锡克人和华人。那时华人视英国人为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枪击引起的义愤主要针对英国人。在访问北京期间，我发现许多美国人不是显示帝国主义者一致反对革命学生，而是在他们的人力车上插上小块美国国旗，似乎是说“我不是英国人”。
拉铁摩尔自称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中国发生的革命不能不吸引他的注意。他写道，当时北方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认为这些游行示威者，是“由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幼稚的学生组织起来的无知的工人”，但他觉得这是站在英国人立场上的看法。他这样认为：“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枪击感到暴怒是自然的；但是，从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和经商的经历中，我想自己的基本立场是：他们政治上不胜任，只是冲来冲去大叫大嚷他们不懂的东西。”
不同的外国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他们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五卅运动在改变着中国历史。
戴维斯看到了因五卅惨案而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结合。他写道：
强有力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在上海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总共约二百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在煽动郁积心底的仇外的怒火。“五卅”变成了一个口号，遇难者都成了烈士。一次总罢工使上海陷于瘫痪。英国企业在全国受到抵制，全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英国人统治下的根据地香港有好几个月一切活动陷于停顿。
民族主义就这样以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反对帝国主义——给五卅运动以动力。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推动运动发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结合，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出现了产业无产阶级。此外，产业工人在整个社会等级中可能处于比传统的苦力较高的地位，而在羽毛未丰的知识分子和劳工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
现场群众“呆若木鸡”，却不妨碍这一事件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民族主义一旦与革命相结合，就必然产生不可限量的力量。戴维斯后来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十七岁时的他所目睹的那个场面。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正热切企盼欧洲、亚洲一些国家也发生革命，从而形成世界革命的局面，于是，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些俄国人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莫斯科及其中国的追随者对五卅运动额手相庆，教义得到了出乎预想的实践。新生的无产阶级起来了，尽管还只是短暂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并且是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很大帮助下起来的。”
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可以从中共党史中找到有力证明。在写到五卅运动的意义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