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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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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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亍W畛趿教焓俏抑蛋嗟模仗找缴≒hylls Haddow)和加纳脱女士(Garnett)帮了我许多忙。加纳脱女士后来成为把门大将,一天到晚守在门口,决定谁可以进院,谁不准进院,足足有两个星期。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我走到前门,看见成群的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入医院,以求安全。我立刻关上大门,逐渐加以甄别,男的大多数教他们出去,女的则集合在前门边院外病人的讲道所内,然后我领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当时的情景极为凄怆:可怜的母亲带了几个孩子,有的抱在怀里,有的牵衣蹒跚而行,成年的姑娘搂着被褥衣服家用杂器等等的小包小裹。一步一步踯躅前进,每隔几分钟要停顿一次,不使中途失散,慢慢地经过一条条的街道,沿路遇到许多日本兵,日本兵虽然不一定会麻烦或侵犯她们,但她们只要看见日本兵的面目,心里就会恐怖!    
    “惊怖的妇女聚集在各收容所门外,要求保护,一天多似一天。两个最大的收容所收容难民一千人,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以上了。收容所内的情形,自然是不堪设想。试以弘道女校收容所为例,难民已经是满坑满谷了,已经不再有可以躺直身体的隙地了,然而,一批批的母亲,成年的女儿和小孩子们,还是拥塞进去,结果三层楼的宿舍内,所有卧室、走廊、甬道、洋台、扶梯边都挤得水泄不通,水门汀地板的大健身房内也挤得密密层层,她们整天整晚在那里坐,在那里吃,在那里睡。目睹这种情景,谁都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所给予人类的苦痛,然而,收容所里的人还是幸运儿呵!她们吃些什么呢?一天一餐,还是费了很大的气力!她们的卫生状况怎样呢?只是由于中国办事人员的热心努力,以及中国妇女的明理顺情,才能够勉强忍受下去。我们原来计划四天以后就有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她们已经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了三十五天了,而妇女仍不能安全回家。    
    “我们规定日常的工作,对于医院以内的事情,史多敦医生一概不管,他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他做了下面这许多事情: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城隍山女修道院报告,日本兵已入院内,威胁着妇女,‘广慈医院方面是否能够相助?’恰有日本军官一人到医院,史多敦医生便与日本军官同乘救护车前往,把日本兵驱逐出院,把妇女送往离约二哩的仁爱医院,午后一时四十五分,天主教堂也来电话:‘广慈医院能否相助?’(杭州电话线中断,但广慈医院、天主教堂、之江大学及松木场广慈分院的电话线,仍设法保全,而以广慈医院为中心)。史多敦医生又偕日军军医官田中立刻出发,原来一个酒醉的日本兵打了台模尔主教(Deymies)的嘴巴,仍用枪刺向他威胁,田中下车后,就把日本兵赶出。于是,史多敦医生又驾了救护车到另一个地方去装柴(希望日军搜索队在八点钟的时候,不会加以‘征发’),给某一个收容所送米,替医院取煤,或把我们送到六个值班的地方。为了这种事,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随时须出去周旋,不过史多敦医生则专负这方面的责任。赫陶医生忙着照顾医院内的日常工作,寇蒂斯夫人(Mrs。Curtis)忙着照顾从难民收容所移到产科部来生育的许多婴孩,加纳脱女士则忙着管门,看护班学生仍上课听讲,医院的全部工作,治疗和看护伤兵、难民、婴孩等等,都日夜照常进行……    
    “我曾提起火警。这里我先讲医院的地位。我们的医院是在城中心,南面的马路相当宽敞,东西北三面都是老式的街道,南面有许多幢陈旧的房屋,其余三面所有的房屋,一大部分是木板和灰泥造成的,也朽败不堪,我们在这一个区域内,却有不少房屋,所以,你们不难想像,火这样东西对于我们是十分可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刮好了胡子,向西眺望,一抹黑烟似乎在我的卧室和史多敦的住宅间冉冉上升,不久,黑烟变成火焰,医院的大钟报告火警。我披上外衣,急忙冲出,那时院中工役,已赶往医院的西首。我走到前门,始知火焰在医院之外,乃走到街上,原来起火的地方,是在医院西首的街对面,隔着一道二十尺高的墙垣。于是我走回医院,大家已开始搬移西首病院中的病人,我告诉他们暂时还无必要,我又走到史多敦住宅北首外国看护妇宿舍的三层楼上,看得很清楚,火势往对面吹去,除非火势转向,越过两道墙垣,延烧二三十码,我们不会有什么危险。要是火势转向的话,外国看护妇宿舍就极端危险,这样我们的医院也自然真正危险起来。但不久大家终于能够安然进早餐,八点钟的庆祝,却不得不取消了。


第二部分 华北之恐怖第12节 历史的记录

    “二十六日以后,城内时起大火,但相当辽远。有两次我们也不得不出去探望起火的地方,甚至有一次夜班看护妇不得不唤醒我出去观火,因为她觉得那火焰实在太迫近了。伍特女士(Woods)家里的仆人,那一夜也起身两次,到草地上去探望……    
    “每天早晨九时,我去看伍特女士,去视察收容所,有时去访问戴勒先生(Taylor)的地方,心中颇愉快。有一个时期,送牛乳人不敢出去送牛乳,我就成为外国朋友的送牛乳人;医院内始终有新鲜牛乳,这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在我们的医院内,可以有秩序和生活的享受,幼稚园、小学、中学妇女圣经班,都准时上课。我们的医院可以说是鸡犬不宁的混乱世界中的洞天福地。伍特女士和收容所附近的日本兵接谈,并无麻烦,反得若干帮助。元旦日,在教堂和伍特女士住宅间的一个营房前,我看见墙壁上写着这几个大字:‘敬爱的主教,恭贺新禧’。主教也在教堂门上贴了一张向他们表示好意的通告。这是不愉快环境中的一个愉快地方。不过,伍特女士等在这附近,还时常要救护被日本兵威胁的妇女。自日军占领杭州以来,除搜到全城外(据我所知,恐怕没有一家住宅或店铺不遭日军抢掠,并有许多战马拴在住宅或店铺内,美丽的杭州变成肮脏的丑恶的破碎的地方)。各方面都有污辱妇女的报告,收容所外每天有许多惊怖的妇女,讲起她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的医院里就有许多受难的妇女,其中两个因为日本兵追逐,从楼上的窗口跳下,折断了背骨,一个并且折断了腿骨。抢劫、伤害、屠杀、奸淫、放火,有增无减,整个的杭州变成了恐怖的城市,只有外国人的房屋内和收容所内是安全的。    
    “日本当局尤其是宪兵,确实尽力帮助外侨,但杭州的中国人则毫无保护,一任日本兵摆布,挣扎呻吟于淫威之下。即使我们有时向日军当局抗议,他们认为‘殊难置信’,因此对于这些事情,常常不加重视。    
    “日本的宪兵很好,可惜人数太少。有一天黄昏时候,我正在喝茶养神,医院里的事务员秦君奔来报告,两个日本兵正在他的家里抢劫,要我同去帮忙。我勉强偕行,刚走到医院转角,见一宪兵站在脚踏车旁,向几个日本兵传达命令。秦君就跑上前去,写了几个中国字,求他帮忙。他和我们同去,捉了一个手执长柄刺刀的日本兵,记录姓名,并将他送往宪兵司令部……    
    “当我们提出这些不幸事态促请日军当局注意时,我们也曾预料他们或会说出这句话:‘你们去看看上海、南京或嘉兴的情形罢!’    
    “在这一次战争中,我们的教会工作,究竟有什么成绩,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断言。属于杭州范围的三个教区,如今都驻守着双方的军队,鉴于杭州的实况,想起别处的情形,不寒而栗。钱塘江对面的三个教区,尚无日军侵入,我们祷祝能够避免浩劫。可是,恐怖潜入各地。在日军未占领杭州以前,对于日军暴行的种种传说,我们曾向中国朋友们表示,认为不足凭信,痛心得很,现在却不得不加以承认,而且那些传说还不能够充分形容实际发生的恐怖情形呢。    
    “占领杭州的日军,本有最好的机会,以证明一个有纪律的军队,确能占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秋毫无犯,这机会却失去了。杭州没有防御,城内未留一兵一卒,日方显然预先就知道的。可是,日军当局既不约束士兵,也不设法鼓励居民恢复正常生活。日军占领杭州迄今已五星期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仍见日本兵公然掳掠;当局不加阻止,而且妇女到处仍不安全。    
    “讲到外侨个人,我们并无多大怨言。据我所知,只有三个外侨曾受日军侮辱,而这三个外侨,恰巧代表三个国籍,一个是法国教会的台模尔主教,一个是美侨麦克梅伦博士(Mcmullen),还有一个是中国海关退休职员英侨慕尔(George   Moule)。而且,情形都不十分严重,只有慕尔因为已是年逾七旬的老翁,当时很可能酿成意外的不幸结局。我们的财产,有时虽也闯入日本兵,以来复枪或手枪相威胁,一般说来,却还相当安全。不过,这仅指确有外侨寓居的财产而言,至于别的地方,所有外国的国旗,领事馆的布告,教会的布告或日本宪兵司令部布告,都不足以阻止日本兵的侵入掳掠。甚至有若干地方,宪兵确欲帮助我们加以保护,最后仍不得不加以放弃,日本兵自由出入,川流不息,内部的东西逐渐失踪……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于杭州”    
    别称“小上海”的无锡,是一个工业中心,平时有人口约九十万,在上海之西约一百零五哩,几条公路及京沪铁路可以直达。下文叙述无锡方面的惨况,是一位美国医生的日记,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    
    据该刊记者称:关于无锡方面最后数天的情形,即在疯狂的日军进占该城以前的情形,没有比这一位美国医生的日记更为具体的叙述。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他从上海动身到无锡,汽车里装满了衣服、食物和药料,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减除伤兵难民的若干痛苦。旅程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两天以前,三辆插了英国旗的汽车,曾在路上给日本飞机用机关枪扫射。    
    他描写他在距无锡几哩地方所目睹的情景,是日军残暴行为的无可抵赖的罪状。轰炸沿公路运河内的煤船,射击田间的可怜农民,飞机追赶无辜乡人,用机关枪扫射,谁想逃避,便继续跟踪加以扫射。    
    他以日记的体裁叙述艰苦的经历,怎样在炸弹如雨生命随时感受威胁的环境之下,每天进行看护病人和伤兵的工作。以下就是他的日记:    
    “十月十六日。今天送来一个受伤的乡人。他的内脏已给机关枪弹打穿,流血过多,因此没有希望。他看见日本飞机时,躲入附近的桑园,飞机紧紧追随,开枪扫射。除了他以外,还有三人毙命,四人受伤。几哩之内,却并无中国军队。日本飞机为了什么原因,或为了何种目的要袭击这些毫无损害的可怜乡人呢?    
    “十月十七日。今晨偕医院职员巡视病房。挤满了伤兵和几个平民。那些伤兵有的断臂,有的折腿,有的被创甚剧,可怜之至。他们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当然,这情景是凄惨的,可怖的。另有三个女人,都已锯去了一条腿,她们是于十月六日日机轰炸无锡车站时受伤的。医院的基地上已经掘好三个大防空壕,空袭时附近的居民可前往躲避。最近一次空袭,炸坏了电灯厂的重要构件,因此白天无法使用X光,晚上由临时电灯厂供给电力。要是晚上没有警报的话,我们可以收取上海方面广播的消息。    
    “十月十八日。一早,我们巡视病房时,警报响了,我们知道日本飞机是到无锡来的。我们虽然彼此心照不宣,觉得应该躲避到防空壕里,但仍继续巡视。不久,我们就听到滞重的飞机声,接着又听到可怕的疾降声。我不知道这一个美国医院为什么还要维持下去,我和另一同伴虽仍继续工作,但老实说,我个人并无多大兴趣。不过,我们西人事先已决定不能放弃医院,自求安全,对于苦恼的病人,置之不顾。于是,爆炸声震动我们的耳膜了,据我们推测,日机轰炸的大概是火车站。此间毫无防空设备,日机掷下四颗炸弹,安然离去,没有遭遇地面上的任何攻击。停了半晌,一个铁路上的守兵送院求治,头部被弹片击破,伤势甚重,已告绝望。炸死或炸伤的,尚有数人。    
    “十月二十五日。日机还没有向城内投弹,我相信日机不会来轰炸城内。就是有人肯给我一百万块钱,我也不愿到别的地方去,我希望我留在此间不无若干用处。医院屋顶上和围墙上都明显的漆着美国旗和中国字——和日本字的写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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