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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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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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向日使馆去抗议,去呼吁,并且提出日军暴行的详确报告。使馆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实则他们毫无权力。胜利的皇军应有酬劳,那些酬劳就是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以不可想像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加诸他们公告世界专诚来亲善的中国人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的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过去十天内的事情,要一一加以叙述,未免说来话长。而且,当这些事实的真相为世人所明了时,可惜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旧闻’了。日本竭力向国外宣传南京已恢复了秩序与安宁,南京的居民摇旗欢呼,迎接仁慈的皇军。可是我却要从我的日记上,摘录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至少我的朋友们会感到兴趣,并且藉此可以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    
    “信内所叙述的事情,也许会超过信上所注明发出的日期,因为我预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的。日本方面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南京陷落前,乘了倒霉的巴奈号驳船和美孚公司的汽船,离开南京的美国使馆人员,其他各国使馆人员以及若干外国商人,本来希望一星期内就可以重返南京,如今他们(指未被日机炸死或未受伤的人而言)却还在上游鹄候。他们离开上游,恐怕还要两星期才有可能。我们离开南京,则更遥遥无期。我们事实上是日军的俘虏。    
    “我在前次信中已经提及,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二十万居民,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获得躲避的处所。因为,据我们看来,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所表现的抵抗力量,现在已被击破,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已大受挫折。中国军队不能长期抵挡日方大炮、飞机和坦克车的优越火力,加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攻中国军队的侧翼及后方。所以南京的陷落已不可避免。


第一部分 南京的活地狱第2节 非常恐怖的一天

    “十二月一日,南京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责任,交给我们,同时交给我们四百五十名警察,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一些盐,并允许拨助十万块钱,我们不久确就收到了八万元。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推诚合作,肃清难民区中的军事设备,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直到十二日日军进城以前,还是如此。偶尔也有抢掠的事情,但限于少数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尤加注意保全。十日之前,我们还有自来水,十一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日军进城那一天,电话始告中断。日军轰炸似乎也不以难民区为目标,所以那时的南京还相当安全,和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不胜有天堂地狱之感。固然,我们也有若干困难,米堆储城外,车夫要到子弹横飞的地方去装米,不是儿戏的事情,一个车夫给弹片击伤一目,有两辆卡车曾为军队扣留。不过比较以后所遭遇的困难,那就毫不足道了。    
    “十二月十日,难民潮涌而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及其他所有学校,都已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把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处,打开大门,派人照管。紫金山前日军指示炮火目标的气球,隐约可见。重炮不断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早上,难民区的南端落了几个炮弹,在福昌饭店附近死了约四十人。我们的稽查员德商上海保险公司的代表史波林君(Eduard Sperling)住在福昌饭店内,受了微伤。美国炮舰巴奈号溯江而上,我们放弃了乘舰离开南京的最后权利。    
    “我们二十七人留在南京,包括美侨十八人,德侨五人,英侨一人,奥侨一人,和俄侨两人。巴奈号炮舰上,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汽艇上,以及其他船只上,载了一批外侨驶向长江上游,他们都盼望能够早回南京。可是当他们重返南京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十二日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在难民区中的公事桌上埋头工作,我们的总办公处设在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很舒适,而且有南京最考究的防空壕。    
    “过去两天内,飞机不断在我们的头上翱翔,炮火也异常猛烈,墙坍垣倒,城南的损害,实异常惨重。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虽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很大的。日本也承认占领南京之役,牺牲了四千人。    
    “中国军队在十二日午后,已经开始总退却。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无越轨行动,唐生智将军曾请求我们向日方接洽暂时的休战,史波林君允许前往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氏当晚走出南京,全城顿时陷入混乱。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复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吊上城墙,许多人是跌死了。而最为凄惨的景象则在江边。如痴如狂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多,民船是倾覆了,沉没了,许多人是这样溺毙了。许多人想用木筏渡江,结果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许多人是逃出险境了,但一两天以后,他们也许又遭遇日机的轰炸。    
    “有三连士兵在长官指挥之下,越过离南京以上三里的三汊河,迎击前进的大队日军。可是,因为人数相差过巨,他们差不多全被歼灭,能够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人,而这个人恰巧是我的朋友的兄弟。第二天早上,他来看我,面述经过,他和另一个军官想泅过三汊河渡江,后者是溺死了。在黎明以前,他偷偷地攀墙入城。    
    “南京愉快的,和平的,有秩序的,以及进步的局面,是这样暂告结束了。日军已经控制南京,恐怖、毁灭和死亡,随之而来。日军第一次侵入难民区是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我和两个委员去招待他们,他们似乎初无恶意,可是几分钟以后,他们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二十个难民。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枪杀,这似乎已经成为日军的定律。    
    “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呵!    
    “炮火尚未全息,不过落到难民区的炮弹很少。我们的院子里曾落下若干弹片,鼓楼医院的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医生在手术室里,险为弹片所击,一个炮弹穿过金陵大学的新宿舍,但并无死伤。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厦,连同富丽的礼堂,已经起火了,但是否中弹起火,或为中国军队退却时放火焚烧,则不得而知了。    
    “十四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他们征服了中国的首都,征服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是胜利者,应该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惟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于是日军随意奸淫、掳掠和杀戮,以表示他们的诚意。日军从我们的收容所拉去许多难民,最初我们以为是充夫役的,但他们一去就无音讯,恐怕永远不会重返的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随从,在我的办公处整整花了一个钟头,研究“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到底在什么地方。日本兵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想偷我们的汽车,在别处我们的确有三辆给他们偷去了。桑纳牧师(Hubert L。Sone)离开他的房屋不到五分钟,日本兵就把他屋上的美国旗扯去,扔在地上,敲碎窗门,驾车逸去。他们又想偷我们的卡车,结果也给他们偷去两辆。因此我们以后便派了两个美国人驾驶汽车,为难民运输米和煤,他们对付日本偷儿的经验,可以写成很有趣的故事。日本兵还强抢鼓楼医院女看护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F。Tirman Durdin)那一天动身赴沪,但到了句容就被迫折回南京,芝加哥日报记者史蒂尔(Archibald S。Steele)从江边回来报告,许多日本驱逐舰已开到南京,一个日本军官告诉他巴奈号炮舰沉没的消息,他没有说起其他船只被击沉的消息。巴奈号上的朋友们,曾竭力劝我们乘舰同去,临行时还留下许多绳子,备我们悬城而出,现在巴奈号遇炸,我们却尚平安无事,想起来不免滑稽。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Lewis C。C。 Smythe)两君,访问日军司令部,欲见负责长官,请求阻止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但长官尚未进城,须等到明天。他们的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无益的。    
    “星期三,我回去视察我的住宅,已门户洞开。因为有一个日本海军的参谋人员等候着,所以我无暇细看,我便拜托另外一个在那里值勤的下级军官代为照顾。海军军官对于巴奈号惨案,表示深切的遗憾,但也不知其详。他说留在南京的外侨如欲赴沪,海军方面很愿派舰送去,并愿代发纯属私人事件的无线电。我交给他一个很简短的电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白(Wiibur),南京外侨均平安,望转告各方。同时我告诉他,除了两个新闻记者外,其余都欲留在南京,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驾着汽车送他回舰,但半路上,就给一个陆军军官阻止,他说那边还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我们停止的地方恰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正在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为了这原因。于是关口不得不走回濑田舰。但那一天下午我仍设法到下关,我是和路透社的斯密士(Smith)和史蒂尔两君同行的,他们去乘日本的驱逐舰赴沪。一路之上,尸骸累累,当时的情景,真是惊心触目,难于描写,使我永不能忘。    
    “到了下关码头,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两君已经先到,他们也往上海去。码头上,我遇见日使馆的三等秘书冈村,他刚从上海来,讲起巴奈号惨案的详细情形。我请他同车进城,在城门口又被阻止,守兵坚不许我进城。凡是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虽然我出城未久,也碍难通融。冈村代为解释,仍不得要领。冈村乃先行进城,到司令部给我设法弄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足足等候了一个半钟头,城门口臭味扑鼻,野狗咬着尸骸。    
    “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一千三百人全数拖去,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当过兵的人,可是雷伯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是谁都能预料的了,用绳子缚着,每一百人缩做一团,戴帽子的,帽子都给他们抓下来,扔在地上,押向刑场前进。可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真痛楚极了。那四个广东孩子从家乡跋涉而来,参加抗战,直到昨天向我缴械,还露出很不愿意的神情,他们也算在其内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高大健壮的下级军官,他最后感到幻灭时所投射的目光,至今还使我不安。他也在其内吗?我不应该说日本人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呵!我们本来相信日军当局会履行诺言,会恢复秩序,不料日军的野蛮残暴行为,竟超出了现代文明人的想像之外,而更坏的日子犹未到来。    
    “十六日,运输难民的食粮大成问题,日本兵还是要偷我们的汽车卡车,我到美国大使馆向二等秘书亚纪逊(George Archeson)商借汽车,交给密尔士牧师(W。P。Mills)去装取难民急需的米和煤。我们这样大规模收容的难民,三口煮米的大锅,都是需要大量的米和煤。我们现在已有二十五个收容所,收容所的难民每处最少二百人,最多一万二千人。金陵大学全部收容了约三万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孺,从三千激增至九千,连甬道都挤满了难民。我们本来打算给每人占十六方尺的地位,实则挤得远不及此,我们曾竭力保护妇孺的安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陈夫人、金陵大学的德威南夫人(Paul Dewitt Twinem)热心任事,勇气可佩。    
    “十六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一百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去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不知其数。许多妇女徘徊街道,寻觅安全之所。中午,金陵大学的李格斯(Charles Riggs)走来报告,所有法学院和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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