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们。电话铃声不间断地响，复印机、传真机和电传机的僻啪声和嗡嗡声使那地方像个有拱廊的闹市街。一天十小时就像在疯人院。要独处只有到图书馆的小屋或者楼房角落里合伙律师们的办公室才行。
这地方静得像丧葬馆中的休息室。库利推开一扇门打开灯。“怎么样？”他问，挥着手臂转了一大圈。房间过于大，窄长的办公室中央有一张打磨得很光的漂亮的会议桌，桌子两边各有五把椅子。房间的另一端是一个临时工作台，上面有电话、电脑，桌边还放了一把老板椅。亚当沿着会议桌走，看见书架上排满了整齐却不曾用过的法律书。他透过一扇窗户看了看街景。“外面不错，”他说，看着三层楼下大街上的鸽子和人。
“希望你中意，”库利说。
“非常好。正好合用。我会自己解决问题，不给你添麻烦。”
“别这么说。你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库利慢慢朝亚当走来。“不过，还有一件事，”他说话时眉一皱突然严肃起来。
亚当对着他。“什么事？”
“两小时前接到孟菲斯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说他追踪凯霍尔的案子多年了，想知道我们事务所是否还负责这个案子。你知道，我就建议他和芝加哥的伙计们去联系。而我们，当然了，和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从衬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纸片递给亚当，上面有名字和电话号码。
“我来处理这件事，”亚当说。
库利走近一步，双臂交叉在胸前。“你看，亚当，我们不是出庭律师。我们接的客户都是公司。赚的钱挺多。我们采取低姿态，回避出头露面，这你知道。”
亚当慢慢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们从不接触刑事罪案，更不要说比你这件案子更大的了。”
“你不想让手上沾上一点脏，对吗？”
“我并没有这么说。没这个意思。不是，只不过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这里不是芝加哥。我们最大的客户碰巧都是一些稳健而体面的老银行家，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而且，我们还要考虑我们的形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
“你肯定明白。我们不和罪犯打交道。而且，噢，我们对于我们在孟菲斯的形象非常在意。”
“你们不和罪犯打交道？”
“从不。”
“但你们代理大银行？”
“拜托了，亚当。你知道我是从哪儿起家的。我们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撤消管制、兼并、破产，是法律业中真正具有活力的一个部分。各大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而且我们不想失去客户。妈的，每一个人都想找到银行客户。”
“你不想让我的客户坏了你客户的名声？”
“你看，亚当，你是从芝加哥来的。咱们在这件事上还是把界线划清，对吧？它是芝加哥的案子，由你们那里的人处理。孟菲斯和它没关系，行不？”
“这个办事处不是库贝事务所的一部分吗？”
“是啊，可是和萨姆·凯霍尔那种渣滓接触对办事处没有任何好处。”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祖父。”
“瞎说！”库利的双膝弯曲，双臂下垂。“你撒谎！”
亚当向他走近一步。“我没撒谎，如果你反对我在这儿，你得和芝加哥去讲。”
“这太可怕了，”库利说着转身向门口走去。
“给芝加哥打电话。”
“我也许会的，”他说，几乎是在自语。当他打开门消失的时候还念叨着什么。
欢迎来孟菲斯，亚当坐在他的新椅子里盯着空空的电脑屏幕对自己说。他展平了桌上一张揉皱了的纸，看着上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突然一阵饥饿感袭来，才发现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吃饭了。几乎四点了。他一下觉得又饿又累又虚弱。
他轻轻地把双脚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机旁边，合上了眼睛。这一天过得糊里糊涂，从焦急地开车去帕契曼到见到监狱的大门，从与卢卡斯的意外会面到踏进死监时的恐怖和面对萨姆时的胆怯。而现在，典狱长要见他，新闻界想盘问他，他自己事务所的孟菲斯分部则要他不要把这事泄漏出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八小时之内发生的。
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呢？
他们一起坐在有着厚厚垫子的沙发里，一盆微波炉爆出的玉米花放在他们之问。他们把赤脚架在咖啡桌上，桌上堆着半打中餐外卖的空盒子和两瓶葡萄酒。他们的目光越过他们的脚趾在看电视。亚当握着遥控器。房间很暗。他在慢慢地吃着玉米花。
莉已经半天没有动了。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录像片正在开始放第二遍。
在萨姆第一次出现时亚当让画面停住，他戴着手铐，被人推着从监狱去听证会。“听到他被捕时你在哪里？”他提问时并没有看她。
“就在孟菲斯，”她轻轻地说，但口气强硬，“我们结婚刚几年。我当时在家。费尔普斯来电话说在格林维尔有一起爆炸事件，至少有两个人死了。可能是三K党徒所为。他叫我看午间新闻，但我很害怕。几个小时后，我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因爆炸案逮捕了爸爸。她说他当时在格林维尔的监狱里。”
“你有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震惊，恐惧。埃迪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和母亲曾依照萨姆的指示偷偷去克利夫兰找回他的车。我记得埃迪不停地说：‘他终于干了，他终于干了。他杀了人。’埃迪哭了，我也开始哭了。我记得当时可怕极了。”
“他们找到了车。”
“是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在三次审判中始终没有暴露。我们害怕警察会查出来，再让埃迪和我的母亲出庭作证。但这件事没有发生。”
“那时候我在哪儿？”
“让我想想。你们住在克兰顿的一座白色小房子里，我肯定你是和伊芙琳在那里。我想那时她大概没有工作，但我不能确定。”
“我父亲那时做什么工作？”
“我不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在克兰顿的一家汽车零件商店当经理，可他总是在换工作。”
录像继续着萨姆被带进带出监狱和法庭的片段，然后报道他已因谋杀被正式起诉。亚当停止画面。“你们有谁去监狱看过萨姆？”
“没有。当他在格林维尔的时候没有。他的保释金非常高，我记得是五十万美元。”
“是五十万美元。”
“开始的时候家里试图凑出钱保释他出来。当然母亲希望我能说服费尔普斯签一张支票。费尔普斯，当然说不。他不想沾这个边。我们吵了一大架，其实我也不能怪他。爸爸呆在监狱。我记得他的一个兄弟想抵押土地借贷，但没有成功。埃迪不想去监狱看他，母亲那身体又去不了。我说不准萨姆是不是愿意我们去。”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克兰顿的。”
莉探起身从桌子上拿起她的酒杯。她咂了一口又想了一会儿。“我记得他在监狱里呆了大约一个月。我开车去看母亲，她告诉我埃迪提起过要离开。我不相信。她说埃迪觉得尴尬、丢人，他没脸见镇上的人。他刚刚失业不肯出门。我给他打电话是伊芙琳接的，埃迪说什么也不肯接电话。她说他情绪沮丧，感到羞耻，等等，我记得还跟她说我们的感觉都是这样。我问她他们是否会走，她很明确地说不。大约一个星期后，母亲又打来电话说你们一家收拾东西半夜离家出走了。房东打电话要房租，可谁也没见过埃迪。房子是空的。”
“但愿我能记起一点。”
“你只有三岁，亚当。我最后一次见你，你正在那座小白房子的车库里玩。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宝贝。”
“谢谢。”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埃迪来电话让我告诉母亲你们在得克萨斯，大家都好。”
“得克萨斯？”
“是啊。很久之后伊芙琳告诉我你们又往西去了。她怀孕了急着想安顿下来。他又来电话说你们在加利福尼亚。那个电话之后好多年都没有你们的音信。”
“好多年？”
“是啊，我试图说服他回来，可他主意已定，发誓说他再也不回来了。我想他是当真的。”
“我母亲的父母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们不是福特县的人，好像住在乔治亚，也许是佛罗里达。”
“我从没见过他们。”
他按了按钮，录像继续。第一次审判在内特尔斯县举行。镜头转到法庭外草坪上的一群三K党徒和一排警察，还有一大群围观的人。
“这真是难以置信，”莉说。
他又一次停止了录像。“你去过法庭吗？”
“去了一次。我偷偷溜进法庭里听结辩。他禁止我们去看他受审。母亲去不成。她的血压失控，正在接受治疗。她基本上是卧床不起。”
“萨姆知道不知道你去了？”
“不知道。我坐在法庭的最后，头上包了块头巾。他一直没看见我。”
“费尔普斯那时在干什么？”
“躲在他的办公室里，做他的生意，祷告上帝千万别让人发现萨姆是他的老丈人。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就第一次分居了。”
“对那次审判，对法庭的情况，你还记得些什么？”
“还记得我想过萨姆有个对他有利的陪审团，都是他那种人。我不知道他的律师怎么做到的，但是他们尽其所能找了十二个最有偏见的粗人。我看到陪审员们对检察官的反应，我也看到他们仔细地听萨姆的律师讲话。”
“克洛维斯·布雷泽顿。”
“他是个不错的雄辩家，而他们则不放过每一个字。使我震惊的是在陪审团无法对判决取得共识时法庭竟宣布审判无结果。我以为他会被无罪释放，我想他也感到震惊。”1
录像接下来是对审判无结果的反应，有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的慷慨陈词，有萨姆离开法庭的又一个镜头。然后是与第一次类似的第二次审判。“这录像你花多长时间收集的？”
“七年。萌发这个主意时我还是佩珀代因的一年级大学生。这是个挑战。”他把马文·克雷默在第二次审判后被摔出轮椅的感人镜头快速放过。镜头停在一位当地妇女的笑脸上，她正喋喋不休地谈着有关萨姆·凯霍尔诉讼案的第三次审判。那是一九八一年。
“萨姆在十三年中是自由的，”亚当说，“那段时间他干了些什么？”
“他不与人来往，干点农活，想办法养活自己。他从不和我谈爆炸或他与三K党的任何活动，但他挺喜欢在克兰顿被人注意，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地的传奇人物，对此他似乎挺得意。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呆在家里照顾她。”
“他从没想到过出走？”
“没认真想过。他相信他的法律麻烦已经结束。他已经历经两次审判，而且两次都顺利过关。密西西比州六十年来没有一个陪审团宣判过三K党徒有罪。他以为他是不可战胜的。他住得离克兰顿很近，不和三K党徒们接触，过着平静的生活。我想他那段黄金岁月都用来种西红柿和钓鱼了。”
“他过问过我父亲的情况吗？”
她喝完了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对莉来说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她会被要求如此详细地把这段痛苦的历史复述出来。那是她费了那么大劲想忘掉的。“我记得在他回家的第一年里他偶尔会问我是否有我哥哥的消息。当然了，我没有。我们知道你们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什么地方，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平安。萨姆是个非常狂妄并且固执的人，亚当。他根本不可能去找你们哀求埃迪回家。如果埃迪以这个家为耻，萨姆认为他应该呆在加利福尼亚。”她往沙发里面缩了缩。“母亲在一九七三年被诊断为癌症，那时我雇了个私人侦探去找埃迪。他干了六个月一无所获，只是让我花了一大笔钱。”
“我当时九岁，四年级，在俄勒冈的塞勒姆。”
“是啊，伊芙琳后来告诉我你们在俄勒冈呆过。”
“我们不停地搬家。在上八年级之前我每年都换学校。最后我们在圣莫尼卡定居。”
“你们神出鬼没的。埃迪肯定找了个不错的律师，因为任何与凯霍尔有关的痕迹都被消除了。那个侦探甚至雇用了那边的当地人，也没有结果。”
“祖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在教堂前排坐好，葬礼就要开始时，埃迪从旁门溜进来坐在了我的身后。别问我他是怎么知道母亲去世的。他只是在克兰顿露了一面就又消失了。他一句话也没跟萨姆说。他开了一辆租来的车，所以也无法查他的车牌。第二天我开车回孟菲斯，他等在我家门口。在我家里他坐了两个小时，边喝咖啡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他有你和卡门在学校的照片，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都非常美好。工作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