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去工地时 就要穿越两省的边界线。采石工地的情景和法国影片《悲惨世界》几乎完全 一样。我们的新地址是保密的，对外用了一个番号。这番号却对我们大有益 处，原来上海的邮电局知道白茅岭农场是公安系统的劳改单位，向那里寄食 品是不许可的。往常家属寄食品来接济都不得不用掉包计。有时还会受到不 明事理的邮政职员的凌辱。而用上番号就不同了，还以为是寄到空军部队的 呢，所以大量的接济就源源而来了。
有一天，我在劳动时有人指着另一队的一个矮个子对我说：
“他也是个教师。”
我问：“是吗？哪个学校的呢。”
“他是位育中学的体育教师，叫刘某某，是全运会上得过百米跑冠军的呢， 他还是个回教徒。于是我随口就问了一句：
“那末，他在伙食上有什么照顾没有？”
那人回答道：“他现在什么都吃。”
还说了一些他的馋相。我也很感叹地说：
“那真是斯文扫地了。”
我没料到和我说话的人却是个拨弄是非的。这话不久就传到对方耳里了。这是？ 我通过下面这件感人肺腑的事才得知的。
过了几天，来了一批邮包，当然，我也拿到了来自家里的接济。晚上，我刚开 始要入睡时，忽然有人往我枕下（28）索索地塞东西。“是谁？”我忙问。
“是我，刘某某。”
“你干什么？”
他一边示意我勿出声，一边急急忙忙地说：“人家看得起我，我却看不起人家。 你看不起我，我却因此看得起你。你一定要收下。”说着就快步地走了。 ＊＊＊＊＊＊＊＊＊＊＊＊＊＊＊＊＊＊＊＊＊＊＊＊＊＊＊＊＊＊＊＊＊＊＊＊＊＊＊＊＊＊＊＊＊＊＊＊＊＊＊＊＊＊＊＊＊＊＊＊＊＊＊＊＊＊＊＊＊＊＊ 28 在那间大仓库里，除入口的一边外，三面围着竹编的架子作床，我们这队 睡西边，刘的一队在东头，两队是禁止来往的。我是头朝外睡的，他是越过禁 区冒险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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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的是一盒饼干。第二天，我才打听到刘老师家里很窘迫，每次寄邮包不 过是将烧饼、油条晒干，难得才有这么一盒饼干。刘老师是运动员，平时每月 的粮食定量为56斤，如今每月40斤粮食还要干如此重活，怎么不饿得发慌呢？ 不久，采石队解散，我们调到涛城分场去的路上，队伍很分散，天晚到了目的 地，发现他失踪了。先还以为他逃跑了，不料第二天他就只身回到队里。原来 他在一个拐弯处，趁机挑着行李铺盖径直去了郎溪，将行李摆了个地摊，卖光 了后吃了一饱，才又不得不回来。60年灾难时，他是第一批饿死的人之一。这 是后话。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谁又能不饿得发慌呢？有一次，我家里用一磅装的茶 叶罐寄来了一满罐的炒酱，这是我妻为我精心制作的，为了防坏，也为了经吃， 酱炒得比较干。领取邮包当然是天黑收工以后，拿到了包裹，回到住处，打开 罐子就着那里的昏暗的灯光也看不清是什么，就拿调羹吃了起来，一面辨味道 ，一面想这是不是豆沙？就这样竟把一罐酱吃完了。直到次日天亮，才从罐边 未刮净的地方看出这原来是下饭用的酱！
这样的饥不择食情形是很经常的。那时邮包经常被干部积压着不去邮局领取， 他们要等到劳动的关键时候，领来邮包，让大家吃饱些有利于卖力气！最可悲 的是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来自电影制片厂上影乐团的右派陈歌辛先生。 竟成了他们这一卑劣手段的牺牲品。原来陈先生家中对他非常关心，邮包当然 也多，有一次他一下子收到好几个，其中有些已在邮局中积压了好久。食品变 质，他因此中毒，又未能得到治疗，因而不幸去世。
陈歌辛是位作曲家，原来在香港生活很富裕，被乔冠华和夏衍动员来了上海。 他一心拥护共产党，令他长子陈纲参军去了朝鲜战场。还独自出钱捐了一架飞 机。他怎么可能反对共产党呢？然而竟因言获罪，惨死在百茅岭。
长时期地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干重活，嘴馋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也许是 由于生理上的需要，象清鱼肝油这样很难吃的东西，我们竟可以用来拌和在饭 里吃，不但不觉得腥气，反倒口感肥厚，非常可口。我本来不吃辣，而在那时 候，能有辣椒粉或咖哩粉拌饭吃就是美味佳肴了。那时，很普遍的一种接济品 是炒过的盐，从化学上讲，盐并不会因为加热而变化，不过是在炒过菜的锅里 拌和过后，粘点油味而已却能舔来大有滋味。然而，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克 制着不露出馋相却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分饭菜时大度些，不但可保持良好的人 际关系，而且在劳动上也可占便宜。实际上，放弃刮粥桶的“权利”，分粥有 剩时放弃最后的一匙，不够时宁可饿一顿而不一调羹、一调羹地去各人杯中挖 回来，其实更能保持卫生。我亲眼见到有些读过书的人，在这方面斤斤计较， 但劳动力又不如人，于是受尽欺凌。也见到过吃出病来，甚至有一个人在收割 时吃下大量生稻谷，把胃胀破的。
1959年4月，我们的待遇有了改善。原来是天天劳动没有休息的，该月起，每 逢1日和16日有两天休息，叫大礼拜。此外也有“工资”了，说来可笑，按表 现，分三个等级，为三角、五角和一块，我当然是表现不好，拿三角钱一个月 ，够买一刀手纸了。
4月15日，上午我们刚开始在一块小麦田里，用绳子拉出一条大道，然后将尺许 长的麦苗拔掉做清基的工作，说是要筑一条从采石场往外运石子的路。下午忽然 开大会，宣布采石队解散了，次日，我们将被调往涛城分场。
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是因为中印边界紧张，采石建机场的任务取消了。那么，又 何至于那天上午还要破坏麦田呢？回想在大庙岗开了大半年荒，却是在煤矿顶上 瞎搞一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性吗？
第五章 涛城分场
涛城分场因其南面的小镇涛城铺而得名，往西约十五里即为郎溪县城，此分场以 水稻田为主。我于1959年4月来此，这里虽不是开荒，但劳动的消耗却是极大的。 有人以为农民不也种田吗，其实不然，农民是自己掌握劳动的，而我们是被劳改 的。以插秧为例，一天的定额总在一亩以上，有时甚至二亩三亩。劳动时间就特 别长。农民还有三余读书之时，我们则不然。农闲是不存在的，晚上要端坐“学 习”，冬天则为比种田更苦的修塘筑坝，即使雨天或实在没正经农事可干时，也 想方设法不让你闲着，哪怕是将泥挑来搬去，也要折磨你，做这种无效的劳动却 美其名曰积肥。80年代看了揭露劳改生活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等，直觉得可 笑。电影作者或者是缺乏体验，或者也是苦于没法表现，因为劳动消耗是等于劳 动强度乘以劳动时间的。看似辛苦的拉大车，其实出大力气的时间是不多的，更 不要说是有牲畜拉的车了，即使是用人挡车头代牲畜，我们也称之为“洋行生意” ，只有深得队长信任的“积极分子”或说是专打小报告的马屁精才轮得到。更不 要说那些罗曼缔克的故事了，我们过的是完全看不见异性的生活，不然，岂不要 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此后不久，就经历了“大跃进”的荒谬时期，劳动时间拖得极长，当然人的体力 有限，这对生产并无好处。最妙的是有一阵子竟然分批出工，挑担积肥，维持工 地上号子整天整夜喊个不停，造成个热火朝天的声势。安徽省的土壤向来插秧的 行、株距为六、六寸，为了妄图增产，1960年夏竟提出了改为三、二寸。幸而还 有几个干部是会种田的，这种种植法并未全面推开，才不至于颗粒无收。虽然我 所见之处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在1960年初，全国的粮食形势就已很严峻了。 对当地来说，收成并不坏，但由于虚报的产量太高，谷子交公粮还不够，农民那 能不挨饿呢。
那年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信中有我父亲的一张像片，两年不见， 老人家花白的头发竟然全白了。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使我几晚都难以入睡。那 时候管我们的队长是几个安徽人，这是因为白茅岭农场划给安徽省管了，才调来 的一批安徽干部，他们原是民政局的人员，所以素质要比上海公安局的警察好得 多。在大礼拜时，也允许少量的人领取几块钱请假去涛城铺玩一玩。我利用这一 机会，在插秧将告一段落的一天中午，对队长说：“大家卖力气，这些田下午就 插完了，能不能明天上午让我去一次郎溪，因为我想去书店看看。”他就点头同 意了。
那晚，我整夜兴奋得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盼到凌晨四点许，便轻手轻脚地起床， 叠好被子不留任何异样痕迹地出走了。在穿过晒谷物将要进入通往郎溪的路时， 忽然听见一个女人大声地尖叫“抓逃跑唷！抓逃跑…”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露出， 照得晒场一片光亮。幸而我知道这女人是个精神病的女场员，住在晒谷场边的 一所茅屋里，经常夜游。这次，虽然叫喊的是真话，却也无人理睬。我于是快 步走上了逃跑之路。
这条小路原来铺设有两道相距约一公尺的木轨，不知何时曾作运输之用的， 那时却早已废弃，留下了比田间小路好走得多的一条通道。我走了没几步， 月亮就隐没了，周围十分幽暗，我沿着隐隐约约的木轨路正走着时，忽听 得一声断喝“什么人！”同时就有弄枪栓的声响。我马上将手电筒向上一 扬，毫不客气地直照对方的脸面，并说道“农场的。”那巡夜的民兵一面 用手往脸上挡手电光，一面讪笑着说“是出差吗？那么大早。”我嗯了一 声就过了这一关。
天朦朦地又露出了月光，我走到了刚被大雨冲断的一座桥前，只好将裤腿 卷起，涉水而过，幸而虽水深过膝却未将卷到齐大腿根的裤子弄湿。这样 我在东方露白的时候赶到了郎溪县县城边上的车站。
车站的购票窗口还未打开，但已排起了长队，我站了一会儿，在我身后隔 两三个人处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年龄与我相仿。我便对他点点头，问：
“是出差吗？”
“是啊，这鬼地方！”
“昨晚住哪儿？”
“郎川饭店。”
“我怎么没看见你？”
“我就住进门旁那间。”
“哦，我住楼上，怪不得没看见你。”我这样随口说着就显得比他住得高 了一档。说话时，卖票窗口开了，不一会儿，我已排到了窗前。就拿出了 一张三元的钞票往窗里塞，叫道“两张！”谁知里面的人回道“卖完了” 随即关上了窗口。我无可奈何地转身向着那人苦笑了一下。当我们先后走 出候车室时，我说“那我们一起步行吧，反正就17公里路。”
我们的目的地是往南的十字铺，在那里可转乘由芜湖开往杭州的汽车。然 而当我们穿过马路刚踏上向南的公路时，我的同伴回头望着车站广场上还 未开动的汽车，说
“不忙走，我们回去想想办法。”
我就跟着他回到了车站，直奔办公室。他进门便问
“你们站长呢？”于是便到了李站长的桌前。我原以为他要客气地提出困 难，请求帮助的，谁知他眼睛一瞪开口便说：
“我早知道你们郎溪站有问题！这当天卖的票怎么就会没了呢？”
这站长倒也不发火，慢悠悠地回答道：
“我们都是在窗口卖票的。你们来晚了。”
我的同伴并不示弱，反倒发起脾气来囔道：
“这些乡巴老就不能走走吗，还要你开后门把票预先给他们！我早就听 说过你们郎溪站问题不少…”
我几年官司吃下来，这次又是逃跑，未免心虚，被他的无理取闹吓了 一跳。不料这位站长先是一愣，接着却问“你是那里的？”于是他打 开手里的公文包，取出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扬了一扬，原来此人是公 安便衣人员，此行是执行抓逃犯的任务。站长一看满脸堆笑说 ：“既是这样，那就上车补票吧，”
又回过头来朝我一望问“这位同志？”
这便衣说“当然是一起的。”
我们便在站长的陪同下，喊停了刚要起动的车，上车了。在车上他问我是 那里的，我说是复旦大学的，他便很感兴趣地问我：
“你们大学里出差津贴是多少呢？”
我根据1956年去北京实习时听说的教师出差情形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