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榕，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现在你死到临头了，我们决定送 你去雨花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给家人说吗？
“我就大喊冤枉，上面的军事法庭法官冷笑一声说：我会让你死得瞑目的， 接着抛下一张相片，问：你认得吗？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我干革命时的 一个上级。但我赶紧装糊涂，说我从不认得他，并大呼冤枉。
“上面马上又冷笑一声，说：你想不到吧，老实告诉你，这个某哪哪现在 已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清党监督，他检举你在一二八那天在上海梵皇渡路某号某 某印刷厂指挥工人暴动以配合日寇进攻上海，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于是更大叫冤枉了，上面见我如此，皱了皱眉说：那你有什么反证呢？ 我说有，我是一二八的第二天才到上海的，这可问我母亲，此外，我从芜湖乘 的某哪轮船，的确原定一二八到上海，可是它在南京抛锚了，是第二天才从南 京开出的，这都可以查证。他见我说的有理，便摆摆手又让人把我带回监房。 又过了约两个礼拜，就把我放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家都松下一口气来，正要催他往下说，小周康又发话了
“什么是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呢？”我便向他说了这是当时对共产主 义者的一种称呼。这时我们想，凭着这老人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亲身经历， 他是造不出这番故事来的，就更急着要听他讲下去了。
老人歇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又回到了上海，这时我母亲也已经去世了。 我万念俱灰，心想我两次遭难，第一次可说是被同志出卖的，那也许是他受 刑不过，情有可愿；而第二次简直就是被自己的同志陷害了，那我还怎么能 再革命呢。就洗手不干了。”
周康又插话说“那你在芜湖还是干的吧。”
老人不理他的话，接下去说“为了谋生，我就先在法租界现在襄阳路襄阳 公园对面的地方开了一家饮食店。”
周康见老人不理会他刚才的问题，就又找麻烦说“你是个工人，又吃了多年 官司，哪能发财开店呢？”
老人笑笑说“那时开饮食店并不需花多少钱，店面是租来的，酒菜都是可 以赊账的，而伙计则要到赚了钱才和他们拆账分钱。
“总之，长话短说，我就做起饭店生意了。一晃多年经过了敌伪和胜利 的年代，要知道，越是腐败年代，餐饮业越发达，我生意越做越火红，店也开 大了，成了复兴中路上的很好的一家福建餐馆。到解放前夕我还是上海酒菜业 同业工会的理事呢。
说到开饭馆，周康的劲又来了，问长问短地问各种福建菜肴的做法，老人 回答了一些后，指着周康说“那时有一个象你一样大的小青年，天天在我店里 的炉子前拾煤渣，但每逢节假日就穿得整整齐齐地陪了他瞎眼的老父亲到我店 来吃一顿。我看他是个孝子，总是特别优待他们，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说着， 意味深长地看了周康一眼，就掉转话题接着往下说；
“解放初期，上海到宁波的铁路被炸断，火车不通。我一看机会来了，就买 下八辆大卡车，开个运输行，做起运输生意。开始时果然赚了一大笔，可是好景 不长，宁波铁路不久就通了。那时碰上三反、五反运动，餐馆生意清淡，运输行 的职工等着发工钱。我把卡车卖掉，连多年积蓄全贴上去都难以维持。
“正一筹莫展之时，忽然门口来了一辆轿车，跳下一人。进门就拉着我的手 说：我可找到你了。我定过神来一看来人原来是潘汉年。
“其实我在开饭店的那些年中，也并不是完全脱离革命。只是不直接 参与而已。有些地下工作的同志碰到了困难，也来找我；我或是接济些 钱，或是帮他们躲一躲，或帮助他们逃到根据地去，救过不少人。
“却说潘汉年见了我亲热异常，问过我情况后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行，你 怎么可以去做资本家呢。过去我们共过患难，现在要共幸福了。你做资本家是 决无出路的。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替你出出主意。
“于是，我通过他的帮助，变卖了生财，解散了运输行，也关闭了福建饭 馆。经他的安排，到市委当上了一个处长。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不久潘汉年成了反革命分子。我又被审查了近两 年。总算我和他并无太大关联，最后对我说：你不算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份子， 但是你在市委工作总不是很适当的吧。这样吧，你既然是熟悉餐饮业的，就去 黄浦公园茶室当经理吧。
“这样我又回到了老本行”老人不胜感慨地回忆了那一段短暂的幸福日子。 说那时他的女儿已长大，考取了大学。所以每逢星期一，他要一早就上班，坐在 黄浦公园茶室的经理办公室里，他可以看到女儿上学，在公共汽车开过外白渡桥 前，从车窗里和他招手再见。经他这么一说，我才问清了原来他女儿是复旦生物 系56级的学生，我正好还带过她做物理实验的呢。
我们赶紧请他快说下去，他说：
“57年的一天，茶室的烟囱冒出一个火星，把屋顶的油毛毡烧坏了。我叫人 来修理。来人估价说要一千零几十元钱。那时的制度规定，经理的职权限于一千 元以下，超过时要报请上级公司批准。但是事情紧急，油毛毡总得修的。我想我 是有职有权的，这点小事何足道哉，就大笔一挥，批准开工了。
“不料过了半年，有一天公司找我去谈话。那上级虎着脸问：刘有榕，你 知道违法乱纪了吗？我说这是什么话。他就把那油毛毡的事说了一说，还不由 我分辩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念了一通，后面又冒出两个警察抓我劳动教养了。” 我们听到这里，不由得都说：“岂有此理！”老人接着说：“就这样一来，我到 了农场，但我一有机会就逃跑回去，我这次逃到北京去，找到了革命时的老同志。” 我们马上问：“这点区区小事那些大官们难道救不了你？”
“他们有的拒不见面，有的言不由衷。当然，也有讲交情的，如某某夫人就 留我住了几天，可后来她说：事情的根源并不在那油毛毡，实在是你那时在龙华 监狱怎么会没死的呢？她最后送了我三百元钱，说实在谁也无能为力。我拿了钱 灰心丧气地回到上海家中，当晚就有警察敲门，我就这样被抓来了。”
刘有榕的故事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没几天他就被带 回生产队去了，我们都相信他还要逃跑，也必然难免又被抓回来。他还要穿着 棉裤睡几个冬天呢？这谁也说不准。
分流庙拘留所是白茅岭的一个窗口，人来人往。特别是分流分场的人员， 稍一和队长顶撞就会近水楼台被送进来关几天。各人有各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尽。 就拿周康、陈作人来说，虽无惊人的情节但若详细道来，也很反映社会的一个侧 面。可惜年代久了记不真切了，不知他们自己会不会也写下回忆来呢？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名叫顾国中。他是被某地公安拘留所送来的，因为他 供称是从白茅岭某分场逃跑出去的。他被公安局抓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摆地摊卖老 鼠药而没有身份证件。他说他是个流浪汉，然而我从他的谈吐中却怎么也不相信 他是个粗人，哪有流浪汉不说粗话的？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他在流浪中遇到过许多知识份子，听到许多事学得 文雅了。我问他听到些什么？他的回答就妙了。说：你们只知共产党是红的，国 民党是白的，可是将来的天下会是蓝的。他接着说了许多，现在知道是环境保护 主义者的思想，但他又说得玄乎其玄，什么将来的农业要用管道搭成个极大的金 字塔，种植在塔面上来接受阳光等等。他也是用这同样的话去哄骗队长的，但我 却不相信。最后他才说出了真情。
他的真名叫丁侠民，曾是个地下共产党党员，他说：
“解放前，我是个学生，口袋里带着奶油面包去参加反饥饿游行。解放后我 参军入伍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在随军去解放西藏时目睹了许多事。我就要求复员 了。此后在一个光学仪器的机关里工作，57年成了右派，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煤 矿里改造。
“煤矿的劳动极为艰苦，设备条件又差，很危险。我就带了一批人逃了出来， 在社会上流浪。靠卖老鼠药为生。”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化了名说是白茅岭的呢？他说：
“我的真名实姓怎能暴露？那是要没命的，我想先混到白茅岭的游民队 里，然后可以再逃跑。”
他的确骗过了陈队长，没几天就从我们这个小号里调到后面的监房里去了， 还有机会出了几天工，直等着去查他说的那个生产队有没有顾国中这名字，就可 放回去了。
64年的早春瑞雪纷纷，极为寒冷，我们整天都只能跺着脚取暖。拘留所的 案子也审得差不多了。有一天粉墨登场地开起审判庭来。那天被判刑的人中有 一位孔祥瑞，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是山东省曲埠人，是孔子的后代。其父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画家。共产党到 他家乡后他参军入伍，因为年岁小当上了卫生员。但他聪颖好学，竟自学成为军 医，还当上了某个白求恩医院的院长。然后，他被送来上海第二医学院进修，期 间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送来农场劳动教养。
因为他被安排在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里工作，少不了他，所以当年右派集中 时未到白云山去。90年代温健告诉我说：60年饥荒时，温已因浮肿被送到病号组 去，总场医院就派孔去病号组查看。温说：
“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是干部医生呢。查病人时，他要问： 犯的什么案子来劳动教养的。我开始不愿说，反问道：这和我的病又有何相干？ 当然，我是怕说了被干部医生歧视。然而他故弄玄虚说：当然有关，病情和过去 的生活都是有关的。我被迫说了自己的右派身份。这时候，我隐隐地感到他的眼 睛里有一道光一闪而过。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也是被劳动教养的，但都佩服他的胆 大和坦诚。非常为我们病人着想。决不象有些犯人医生那样为了讨好干部反而有 助纣为虐的行为。
“病号组吃得略好一些，我很幸运未死在那里，当我稍有好转，浮肿消去 时，说来也有趣，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只要伙食略有改善，身上就多少会长 点肉出来。为了多留在那里几天我当然决不能让它被发觉。为此，我故意穿前 面没有纽扣的衣服。每当检查身体时，撩起衣服，两臂高举，使得肋骨充分地 暴露出来。当然，孔医生也帮了不少忙，使我得以在那里渡过了那饥荒的冬天。”
当一个劳教身份的医生虽说不必体力劳动，但如若你是个正直的人，日子 就决不会好过。那医院的医生一般水平很低，在诊断时却要比他有权威。于是 常常发生争吵，当然总是他吃亏。然而正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总是不买 账。特别是碰到劳教人员或场员生病需用药时，他决不退让，据理力争。那时 连维生素B、C之类都要算好药，不让我们用的。他常因与一个院长吵得凶了而 被暂停医生职务，勒令劳动。对此他也并不在乎，反正过几天一有疑难病例又 要找他上任的。
可是有一次他倒霉了，也是在一次争吵以后令他去劳动前，先搜查了他的 行李，搜到了一本日记，其中他抄录了几句诗，其实并无什么针对性的证据， 但那帮人自己心虚，认定了是骂他们的，当然也变成了骂共产党，于是成为一个 反革命案，私人日记成了反革命罪证。
开庭那天地上积着雪，我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孔祥瑞穿着自己 用被单缝制的白衣白帽，从后面的号子里大步地走出来，到了前面的办公室。 然后，只听见他大声地嚷叫。不到一刻钟，审判结束，他又走了出来，走过院 子时见我们都在窗口观望，便不顾押送人员的阻挠，停下来大声地说：
“明明是办公室怎么变成了法庭？明明就是这几个警察和侦探却忽然凭着桌 上的几块三角木牌牌变成了法官、陪审员了？他们问我为什么穿得如此，我告 诉他们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为法律死了！”
我们都十分钦佩他的勇敢和幽默。的确用极简单的几句话揭露了这帮人的 为非作歹。平时那几块木牌牌就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办公室墙上，这是他们扮 演法庭时用的道具。几分钟就演出结束判了一批人的刑，孔祥瑞被判了七年。 不久，拘留所的气氛缓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小号被取消了。我被关到了大房间， 很巧我的铺位正在孔祥瑞的旁边，那时他已被判刑，只等着送出去劳改。大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