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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 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 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 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 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 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 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 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 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 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 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 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 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 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 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 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 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 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 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创我们罢了。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 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 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 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 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 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 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 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 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 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 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 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 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 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 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 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 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 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 ，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 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 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 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 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厉 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 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 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 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 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 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 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 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 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 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 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 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 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 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 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 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 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 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 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 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 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 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 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 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 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 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 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 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 “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 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 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 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 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 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 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 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 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 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 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 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 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 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 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 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大游行？ 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 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 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 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 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 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 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 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 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 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 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 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 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 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 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 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 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 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 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 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 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 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 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 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 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 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 （4）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 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 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 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 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 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 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 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 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 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 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 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 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 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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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