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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改造的待遇更不如劳动教养了，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七块钱。在劳动重 时，加给我们吃的竟是山芋渣滓，即提取淀粉后的渣滓。后来养了猪，就连这也吃 不到了。即使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要记账算钱的。
所幸劳动却比劳动教养轻得多了，这是指该劳改队的特殊情况。首先是因为地少 人多，其次是劳改队规定必须干部自己带队出工，他们不愿淋雨，也怕收工晚了干部 食堂好菜卖完。
我到放马场不久，就感到身体健康已不如前，夏天时在太阳下劳动曾中暑晕了过 去。到了秋天更是感到乏力。那时我被调到一个小组去，那组长是个十足的狗腿子， 自恃身体强壮，逼着大家干活，以讨好干部，所以深得干部的信任，往往令他带人脱 离大队伍去干单独的活。那时我们去打土墙建房，这就是用木板模子拦好了往里倒土， 然后用木槌将土夯实。
一连许多天重活干下来，扁桃体发炎了也得不到休息。有几天我晚上脱袜时感 到困难，知道是脚肿，后来就整天都肿，一直肿到大腿部。然而不但不能请假，连在 工地上要求休息一会儿都不行，竟会说我是因为懒，少动了才会肿的。然后就出现厌 食，腹胀胸闷。我知道必有大病，便抵制组长的威胁拒绝出工。如此大闹以后，医务 犯也不敢证明我有病，第二天来了队部的医生，他断定我为营养不良性浮肿，开出了 营养餐。那里的所谓营养餐就是每天给相当于一只鸡蛋价格的荤菜，第一次给我的就 是咸蛋，我当然拒绝了，这时我的浮肿已发展到头部，身上也出现了黄疸。于是我故 意整天整夜地呼叫，弄得一房间人无法休息，他们不得不再次把医生请来。这次他开 出了转诊单，送我去总场医院看病。
幸好总场不远，当日就用一辆人力平板车将我送去，此时我头已肿到眼睛充满眼眵睁 不开了，一路上只听到路过的乡下人说
“啊呀，这个人的头怎么有笆斗大。”
到了总场医院，在X光下看到肺的三分之一已浸在胸水里，更不要说有腹水了。 化验报告显示尿中不但有蛋白，而且有管型。医生看着转诊单骂道：“什么营养性 浮肿。肝炎、肾炎待排除！这样明显的肾炎都不知道！”于是就收进病房。
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那时初具规模，门开在中央，进门左手是男病房，右手 是门诊部，但走到底却是一大间女病房，走穿了女病房又是一个小方块走道，笔直 地对着山墙上开的门可通外面，这门是被封死了的，左右又各有一门通两间重病房。 病房很小，南面的只有一只病床而北面的有三只。我就被放在北面一间。我被安排 在这间也许是因为病重，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我是犯人，要派一个场员来同住这间看 着我。则隔着女病房也不容易被人发觉。
我得到了治疗，那里的医生态度还是好的，有一位孤儿出身的护士也态度特 别和善。看守我的场员是一个原来职业为澡堂擦背的人，他曾当过新四军。谈起 当年，我问他：
“你打死过日本人吗？”他说：
“谁知道呢，我那时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当兵，说实在的，日伪时老百姓最 轻松了，我们那地方既有日伪军，又有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没 有人向老百姓收税。其实这三方面的军队都是有联系的，伪军或国民党游击队来 前都有人通知，我们就走了，从来没有打的必要。只是有一次，真的日本人来了， 得到的通知晚了，我们赶快走，我是最后一批走的，黑暗中胡乱地向后开过几枪， 谁知打到人没有呢。在解放战争中也就是跟着队伍跑，我命大，竟从未打过仗。”
我在总场医院住院的事不久就被来此看病的人传到了山下铺，黄建基听 说我病得头大如斗，马上冒险前来看我，那时他还在管制期呢，他送了五元钱给 我。事实上，那时我肿得眼睛张不开，头靠在床的木杠上竟在脑后压成一楞楞的 条纹。有了黄赠的钱，我买了一只鸡，是让乡下人煮好送来的，我心想要慢慢地 吃，第一天只喝了汤就泻了肚。
马上我又请场员寄信回去，我妻很快地电汇了二十元来，又寄来了从新版 《内科手册》上抄下的有关肾病材料。医生看了以为我家属也是医生，对我也更 和气了。我有了一些钱，看守我的场员成了帮我做事，照顾我的朋友。吊了二十 几天针，肿就渐褪，也开始可以下地走动了。
我对门的重病房先后来过三个人，都是中风病人。第一个死了后，来第二 个时我已能下地了。这人是个老场员，患中风被用牛车送来，送他来的青年人把 他的钱全拿走了。他躺在床上下不来，连买手纸的钱也没有。医院说这里是没有 人照顾病人大小解的，要那送的人带信生产队派人来，可也没有回音。我实在看 不过，就扶病去照顾他，我请护士送水来，我帮他擦洗。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和 着一件运动衫睡一定很不舒服，就对他说：“我帮你把球衫脱了吧。”他点点头， 因为他早已说不出话了。可是，当我替他脱衣时，他忽然又拒绝了。我看见他脸 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就明白了他的想法，原来他是怕我剥去了他的财产！就只 好随他去。不久，他还是死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中风的女场员，病比前两人都重，来时是昏迷不醒的。可 不久她在上海的儿子来了，我们才知道她原是徐汇中学的教师。他儿子带着一块 手表，那时带手表是身份的象征，说明不是犯人，而且还有点钱，于是小护士 们围着他转，对老太的照顾也好了，她活了下来。
我的病有好转时就开始减少激素的药量，可是减得太快了，于是又复发，又 将药量加了上去。当病情得到控制再次减量时，发生了一件事。
这时从放马场又送来了一个患直肠癌的老病人。说起这个病人实在也是个混 账透了的人，他原是个废品回收站主，在灾难年头就凭了他作为家长，手头掌握 着全家的副食品票、糕饼票，用此诱奸了他嘴馋的亲生大女儿。有一天他们在床 上被尚未成年的小女儿看到了，他竟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女儿也拉上了床。不料这 小女儿干了这事倒觉得挺好玩的，到外面勾引了一批男孩干起这淫乱事来。被人 发觉后在公安局里供出了这事的开头，他被判了十五年。然而他还有脸不认罪呢， 说这是他的家务事，与政府何干！
由于这个病人需要送上海市监狱医院开刀，便将我也一同送上海了。这样 我就到了监狱医院。
在监狱医院里，我从劳役犯嘴里知道王造时就住在我楼上的肝炎隔离病房 里，他在文革中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那时已因肝病处于垂危状态了。我想到了 他一家的遭遇，深感难过。
尽管我将病情和上次药量减得太快向监狱医生作了汇报，并在每次复 验小便时故意从手指上滴血进去，希望这次减药慢一些以免疾病反跳复发。 可这医生并不理会，也许他的职业习惯以为我是怕劳动而想多住医院。两 三天后，他就将药撤光，第二天做了一个化验，令我出院了。
出院后，我被送到八号监。那是一个关轻病号的监狱。每间牢房关三个 人算是优待了。我是下午被送到那里的，事务犯给了我一条棉被。我即对他 请求，告诉他我大病初愈，在十号监医院是盖两条被子的，希望他也能给我 两条，他说这事要请示队长，后来，下午的队长倒也同意了。谁知他下班却 忘了此事，到了晚上，我不得已而向晚班队长再次报告。这队长一听就骂我 资产阶级思想，说“哪有劳动人民盖两条被的？”他还要对我“教育”时我 就调转头不理会他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刷牙时突然晕倒在地，同监犯报告后医务犯来了。我 是因为冻了一晚扁桃体发炎，肾病也复发了。医务犯替我量了血压，嘱我睡 觉休息。后来我知道那晚班队长竟还以我顶撞了他，布置那天要批斗我呢， 这一晕倒免去我一翻批斗之苦。
医务犯要我验血，我说我只需再有一条被子，然而这却超出了他的责权。 他只能开单验血，要过一天根据报告单开三天抗生素，然后再验再开药。这 样，我每五天可以吃三天药，然而我每白天服药，下午好转，晚上一冻，第 二天又加重。如此几天以后，我的病情加重了，不但扁桃体肿得说话困难， 而且又发起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累及整条右腿不能动弹。起不来了。
幸好约二十天后，白茅岭的车来了。来押我回去的干部见了我说
“怎么医得比送来时还差了？”这样我回到了农场。
我被安排在一个病号组，这组的组长是一个交通大学的马列主义讲师。 叫周子杰。我以为他既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又同为反革命犯，便对他说话 随便了些。谁知此人竟是个十足的伥物，竟不管我还躺在床上起不来，报 告干部批斗我。一连几个月，我们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斗争。真是想不到世 界上还真有这般的恶人。所幸病号组都是些打得死的人，所以没人敢轻易 动手动脚，凭着嘴巴利害我完全对付得了他。同组还有一位叫孟公威的老 人，原当过旧政府的公务人员，大概是个县政府官员吧，也是周打击的对 象，后来孟骨折卧床还被周凌辱不已。
病号组的犯人中有一个是在农场中修塘坝时被坍塌的土方压得膀胱破 裂后救活的，也未能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有一个奸污妇女的警察，案发 后服毒，被救活后留下个手抖脚抖的后遗症。有人问他奸淫了几个妇女， 他笑而不答，问的人又追问
“有没有十个。”他竟说“如只有十个，我岂不亏了？”
这时原来的医务犯（一个强奸女病人的罪犯）已出狱了，新来的医 务犯黄敏之竟是我的一位远亲，于是便对我照顾有加。我那时有一个多月 非但不能下地行走，而且整天腿疼不止，彻夜难眠，每日从床上爬起来扶 着床走一公尺上马桶都是一番奋斗。有一天黄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我问道
“你是真痛还是假痛？除了没有吗啡外我什么止痛药都试过了，怎么 都不灵呢？”
我听了不觉恼怒地说“怎么你也怀疑我呢，你不是亲眼看到我的右腿 都已变细了吗？好、汉汉汉，我痛给你看看。”我就挣扎着从床上下来， 坐在一只矮竹椅上。不到几分钟我就痛得头上黄豆般的大汗往下直滴。黄慌 了要扶我上床躺下，我坚决不从。不料几分钟后我过了痛极的一阵竟然慢慢 缓解下来，那病就此好了。
然而我的扁桃体红肿不退，肾病反复发作。这时幸得黄医生的帮助，他 千方百计地替我物色药物，搞不到强的松时用氯化奎宁治疗。后一药品直服到 我胃口全无，脸色发青。加以营养不良，那时我不能吃盐，黄经干部批准嘱厨 房为我做无盐的菜。那厨房那肯认真去做？我就吃得更差了，往往每十天的一 次荤只是一点猪油渣而已。
这样过了三年，我知道扁桃体的问题不解决，我的病是没救了。 于是一再 争取，加之黄的帮助，于1974年冬又获得了去医院做手术的机会。
我又到了上海监狱医院。这次住的是五官科病房，仅四个病人。做手术的 医生是个女的，人很和气，据说原是个护士，本领却不大。开刀那天，我是第 一个进手术室的，上午九点令我坐在椅子上，用器械把嘴巴撑汉，喷了地卡因 麻醉，然而还在我两手通上电针，接上一个电脉冲发生器，弄得我大拇指按着 脉冲节拍一抖一抖地动着。这是那时的时髦，非得用针灸麻醉不可，也不管它 灵不灵。
手术后我进了病房，医嘱不可说话，过了约半小时，我感到胃有些不舒服， 一下子便呕出了一杯血。旁边的病人看见了，便高声呼喊护士。于是来了一个 很胖的护士，她一问之下就骂开了
“开刀嘛，总要出点血的，大惊小怪！”
骂罢，扬长而去。以后，我又忍不住吐了几回血，再也没人敢喊护士找没趣了。
中午过后，到两点钟，照例来量体温了。我等护士发完体温表将要走出去 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作弄她，就用手敲墙壁。这次来的是位好心的护士 长。她回过头来一看，问道“怎么啦，是体温表打碎了吗？”我摇摇头，用手 做了一个头晕的姿势。她便过来注视了我一下，口中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便快 步跑了出去。一会儿，她拿来了血压计。这时我的血压已量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