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明从事的就是第二和第三项任务。他奔波于日本、台湾之间，训练台湾特工，与台湾“保密局”进行联系，交换情报，发展当地特工人员，并设法将特工空投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刺探中国军队调动情况等。李洁明曾两次到汉城，亲自安排用C—47飞机把特工空降至中国东北地区，均告失败。
1953年5月，李洁明潜入香港大学，表面上是学生，实则暗地里发展特工、刺探大陆情报。为躲人耳目，以“约翰·赖特”（John Wright）的名字出现在社交场合。当时港英当局不愿美国利用香港搞特务活动，因此对李洁明多方限制。有一次李洁明发展的一个特工向香港偷运武器时被港英当局查获，按法律当判死刑，李洁明怕此案会把自己身份暴露，只得逃之夭夭。
此后李洁明先后到东南亚几个亚洲国家，从事针对中国的隐蔽活动。
1968年李洁明第二次到香港，任CIA副站长。他曾设法从驻港的中国银行、华润公司和新华社内部发展对象，但效果欠佳。
1970年李洁明返美，在CIA远东司隐蔽行动处任副处长，后又转任CIA中国处副处长。
千方百计来中国
李洁明自参加CIA后，就一直进行反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他的工作地点也一直围着中国转：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柬埔寨、泰国、老挝……他最感遗憾的是从来也未能插足中国大陆。在香港工作时，他曾多次在边界窥测大陆，经常找逃出大陆的难民收集中国情况，但那都是隔靴搔痒，得到的情报支离破碎，看不到庐山真面目。
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逐渐打开，1973年5月，双方决定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些消息使李洁明看到了进入中国的机会。
李洁明考虑再三，当年已45岁，时不待人，机不可失，何不鼓起勇气自我推荐去中国？他先向CIA副局长查理提出申请，遭到拒绝。他又直接找施莱辛格局长，施莱辛格将此事告予外交大权在握的基辛格。出乎对方预料，基辛格竟表示同意，但指示李洁明到中国后不得进行隐蔽活动，不得发展组织，只负责另一通讯渠道。1973年4月16日，基辛格明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说：美国将派一外交官赴华，曾在CIA工作。美方承诺，他不会进行任何其他活动，只搞沟通情况的通讯联络。
1973年7月，李洁明偕夫人萨莉到中国赴任。美方当时交给中方的履历表是：1946年至1947年在美国陆军服役，随后进入耶鲁大学。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加入中央情报局，并在空军服役四年。1958年进入国务院，先后在马尼拉、金边、曼谷、西贡和香港等地的美国驻外机构任职。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将任一等秘书。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曾在CIA工作，后又在国务院任职。当时基辛格为什么同意这一任命？中方为什么没有反对？作者了解到的情况是，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与基辛格谈话时曾表示（大意）：我们之间不说假话或进行欺骗，我们从不偷你们的文件，你们可以故意放在那里试试，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动作都没有用。基辛格据此认为，双方已达成谅解，互相不搞间谍活动，美方派人到中国，可以说明身份，不致引起问题。基辛格另一个用意是，在国务院通道之外，CIA专设通讯渠道，对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大使与白宫联系也有好处。从中方来说，反正美国官员，不管是国务院的，白宫的，军方的，还是CIA的，都会收集情报和搞研究工作，对李洁明亮出身份并不特别在意。美国对其盟国也派CIA的人，但要亮出身份，以利管理。
李洁明到北京后，开始还遵守基辛格的告诫，在联络处保持低姿态。时间一长，他暗地里搞些情报收集活动，包括派人监测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附近的车辆，以判断中国政府有什么重大举动或活动，后来又通过外交邮袋，运进了先进设备，测听北京的电话通讯等。他还通过与东欧国家和巴基斯坦驻华官员的来往获取情报。据采访过李洁明的人说，李洁明一生搞对华情报，最有收获的时期有两次：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香港收集到不少情报；二是1989年5月至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间，他作为大使指挥手下四处打探，摸到不少情况，及时报回了华盛顿。这从反面说明，中国不能乱，中国一旦“天下大乱”，各国情报人员，特别是美台情报人员，不管是公开的或暗藏的，都会一齐出动，乘虚而入，大获“丰收”，中国的国家安全便会受到损害。
第三部分与老布什结为密友
老布什与李洁明早年是耶鲁大学同学，当时关系一般。1974年二人重新见面，共叙旧谊，相互关系升温。特别是老布什任联络处主任时，李洁明也在联络处供职一段时间，关系更加密切。1974年，《华盛顿邮报》发表安德森一文，公开揭露李洁明是CIA搞隐蔽活动的特工。这不但使他无法待在中国，而且也无法再在CIA做隐蔽工作。李洁明1975年回到CIA改做分析工作，负责对华事务，1976年老布什任CIA局长，两人结为密友。1977年秋，老布什以平民身份访华前，征求李洁明的意见，李洁明建议访问西藏、桂林和长江三峡，老布什全盘接受，并请李洁明参加访问团。该团都是老布什的亲信，在访华过程中，老布什就制定了竞选总统的计划。此后，李洁明一直是布什的中国问题顾问。
1979年5月1日，布什宣布竞选总统，李洁明一方面在亚洲政策上为布什献计献策，另方面也参与竞选活动。后来布什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奉命于1980年8月16日访华，为里根的反华言论进行解释工作，李洁明也随行。里根总统上台后，1981年6月派黑格国务卿访华，由于黑格有“中国支持者”之称，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对他不放心，分别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和李洁明等随行，李洁明将黑格的讲话内容及时偷报回华盛顿。随后李洁明被亲台反华的艾伦推荐当了美国驻台湾的代表（即美国在台协会驻台湾分会主任）。这一身份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艾伦在安排里根总统接见美国新任驻外大使时，却把李洁明安排了进去。当日里根预定分别会见12个大使，最后一名是李洁明。里根夫人南希和副总统布什都在座，里根向李洁明说，“你去台湾，我喜欢那些人，我要你了解这一点”。这句话成了李洁明在台湾工作的座右铭。
第三部分自称重返中国当大使是“落叶归根”
198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的老布什以副总统之尊参加总统竞选获得成功，1989年1月20日起入主白宫。李洁明又有了升迁的机会。1989年1月李洁明奉调自韩国返美，不久即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李洁明的任命顺利地通过了参院外委会的审查。中国人常听到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以为是多大的场面。其实一般听证会出席的议员并不多，四五个人是常有的事，有的议员有事时在会场进进出出是司空见惯的。1989年4月13日参院外委会为李洁明的任命举行听证会，不知是多数外委会成员对此事没有兴趣，还是有其他原因，在场的只有两个议员，克兰斯基主持会议，赫尔姆斯向李洁明提问，真有点像中国人演双簧的味道。
当李洁明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这方面只有美、欧才能成为中国的伙伴，苏联无关紧要，它没有供应中方需要的财力与技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因此中苏发展关系是有限度的，不必因为现在中苏有所接近而担忧。关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他强调现在有积极的方面，即双方交往增加，1984年以来，40万台胞已访问大陆，双方贸易每年已达25亿美元，台湾海峡局势已日渐缓和。美国的立场是推进这一和平进程，不必参与调解。关于西藏和人权问题，李洁明认为美国不应急于求成，可通过一些接触加以影响。对于中国政局的发展，他表示中国政局稳定，人大会议比过去开得活跃，社会上可以存在不同看法，但中国政府对新闻界控制较严。他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但在进程中会有小的调整和修正。赫尔姆斯问的正是当时美国朝野关心的几个问题：中苏关系发展前景，台海局势如何，中国人权状况及政局动向……而李洁明答的也正是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没有超越雷池一步。看来李洁明同这两位议员的关系还不错，互相留着面子，没多费口舌，4月18日第二次听证会就一致通过了这一任命。
1989年4月22日洛德大使前脚刚离开北京，同年5月2日，李洁明夫妇后脚就赶到了北京。布什总统急于派李洁明到北京是有考虑的，他想到的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定于5月15日访华，这是中苏两大国多年来第一次实现首脑访问，象征着“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开始。他为此不但早在上台伊始就匆忙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工作访问，5月又派第七舰队司令曼兹中将访问上海，同时又邀请人大委员长万里5月前往美国访问。
李洁明于5月8日拜会杨尚昆主席，呈交了他担任大使的国书。李洁明一见杨尚昆主席就表示：他原来生在中国，这次来中国任职是“落叶归根”，他是“带着强烈的回到出生地的感情来当大使的”。临行前布什总统交代他，要努力使中美关系发展得更牢固，这就是他的使命。杨主席按照礼仪对李洁明的任命表示欢迎，并强调，国际形势已有了重大变化，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他希望新大使为加强中美关系而努力。
5月11日，李鹏总理会见了李洁明，他明确向李洁明指出：美国人常用自己的观点观察世界，这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试图用美国的观点来影响中国，则不可取。他这句话显然是警告美方，不要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不要从背后鼓动学生闹事。
此后李洁明又拜会了钱其琛外长。
正当李洁明作为新任大使到各单位拜会的序幕才刚拉开，华盛顿就命令他先去上海出席美国舰队的访问活动，并要他陪同万里委员长到美国访问。美国白宫注重的是国际战略格局，不能让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镜头掩盖了中美之间的重大交往。而李洁明在中国看到的则是天安门前中国学生的集会，他认为这比戈尔巴乔夫访华和万里委员长访美更加重要，更加戏剧性，而且当时已经成了美国多家报刊和电视台热播的中心议题。李洁明向华盛顿提出反建议，要求立即回到北京，严密关注北京的“政治风波”。
第三部分北京“政治风波”期间忙坏了美国大使
李洁明急忙返回北京，这时为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而来的美国众多记者已盯上了天安门前的集会活动，美国驻华使馆的几名武官和情报人员也身穿便服，整天混迹在集会的人群中。
李洁明在《中国问题专家》一书中是这样描绘美国使馆人员分头活动情况的：
美国官员都多头进行活动。助理陆军武官沃策尔（Wortzel）少校等二人到处奔波，6月2日到达北京西北郊，看见示威人群正阻挡军车车队入城，就在旁拍照，中国军官叫喊不准他偷拍情报。6月3日他们又出现在南苑机场附近，观察军用飞机运载部队到北京的情况。
美国驻华武官雷德将军已事前在北京饭店临近天安门一侧租下房间，用以观测广场的活动。他并违背中国的规定，从境外偷运进步话机，分给部下与他通信联络。
自4月开始，美国武官处已与英、德、加、澳（澳大利亚）、日等馆建立了交换情报机制，把北京划分为几个区，各国分工探测情况，然后分享成果。5月底，他们分别在北京一些关键地点建立了监听站，派人在各点值班。美国使馆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包括接收沈阳、上海、成都、广州四个总领馆发来的情况，每个人每天工作都达12～15小时。
沃策尔武官和赫斯基（Jim Huskey）领事官都是“好样的”，他们分别在两个关键地点驻守。沃策尔在南苑机场附近住进了小旅馆。赫斯基在天安门广场，整夜在历史博物馆前打转。6月3日和4日，他都违背中国政府的戒严令，留在天安门广场附近。
在复兴门那里也有武官值班，随时报告部队进城情况。6月4日事件爆发时，赫斯基一直在天安门待到深夜两点半，后又退入北京饭店17楼，一直看到人群退出广场。
李洁明自己则在美国使馆二楼政治处通宵坐镇值班，没有回他在三里屯公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