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通过了对伍德科克的任命。表决时基本上以党派划线，但共和党要员中也有些人投赞成票。比如共和党保守派著名反华议员戈德华特和拉克索尔特等也投了赞成票，他们的观点是，不管伍德科克立场如何，总统有权任命自己认为合适的大使。这次激烈的参院辩论终于结束，使伍德科克3月1日前赶赴北京任职有了可能。
3月1日，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朝阳门外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开馆仪式，财长布鲁门撒尔也在此时访华，参加开馆仪式。同日，伍德科克还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向中国领导人呈递了就任国书。
第二部分《与台湾关系法》掀起的波澜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伍德科克原来以为从此两国关系将会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他没有料到，美国国会一些反华势力竟在台湾问题上掀起一阵狂澜，极力扭转中美关系的前进方向。
卡特总统于1979年1月26日向国会提出调整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法案”，又称“综合法案”。这在中美建交协议中是有明文规定的。国会2月下旬开始审议后，对其大加修改，国会两院分别于3月下旬通过，改名称为《与台湾关系法》。该法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协议，几乎变相恢复了被废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3月13日，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该法后，黄华外长于3月16日约见伍德科克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黄华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黄华向伍德科克警告说，“如该法获得通过，卡特总统签署生效，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应，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这种程度”。
伍德科克迅速将黄华的交涉内容报给华盛顿，但中国的警告未能制止国会联席会议最后通过该法。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该法。
美国制定和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邓小平副总理4月19日会见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时提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不管这个法案措辞如何，意思就是如此。对此，中国外交部已表明了严正立场。邓小平最后说，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
4月28日，黄华外长将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交给了伍德科克大使。黄华在递交照会时指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中国政府注意到卡特总统在签署《与台湾关系法》时表示，将以同中美建交协议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中国政府希望美方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切实遵守建交协议的原则，不做任何损害两国关系的事。
美国政府拖了很长时间，才对中国政府的照会做了答复，由伍德科克于7月6日复照中国政府，照会中说，“美国将遵守同中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国会最后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总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的”。
伍德科克在递交照会时表示：“美方对中方的立场完全理解。美方已表明了它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美方照会不是为了继续争论，而是想把美方立场完整地综合表达一下。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可以让事实来说明问题。”
由上可见，美方想平息这场争论，办法是强调让中方看自己的行动，中方也准备表明立场后看美方的实际表现，双方在交涉中都留有余地。从事后看，卡特政府的表现基本上还比较谨慎，但美国是“一国三公”，总统管不了国会，而且卡特总统在位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他许下的诺言，下届总统也不当回事，而《与台湾关系法》一旦成了法律，就成了美国反华势力鼓吹“台独”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法律依据”，因此它是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乌云，随时会掀起风浪。这是伍德科克大使任期内最感头痛但又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美国大使在北京喜结良缘
伍德科克到北京任联络处主任前，已与前妻分居15年之久，尚未办离婚手续。到北京后，他与在联络处内工作的护士姗伦相识，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恋，情投意合，不到一年就互订终身。伍德科克遂于1978年1月初返回美国，一方面是述职，并挑选接替他的副手丁大卫的人选。更重要的是，他催促万斯国务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早下决心。其次是办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
在美期间，他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代理主任韩叙，讨论了中美关系的进展。他告诉韩叙，已挑选了芮效俭做他的副手，不久将赴中国任职（后来此人当了驻中国大使）。还坦言告诉他此行也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新的对象是联络处内的姗伦小姐，回北京后就结婚。
伍德科克于2月中旬返抵北京，立即到美国联络处附近的中国民事机构办理结婚手续。4月12日他通知外交部，将于4月22日举行结婚庆宴，邀请外交部及有关部门领导出席。此事在北京外交界尚属首次，一时传为佳话。外交部有几位负责人出席了这次别具一格的喜庆宴会。黄华外长赠送伍德科克夫妇咖啡具1套，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王耀庭、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都赠送了礼品。姗伦39岁，比伍德科克小20多岁，温文尔雅，俏丽端庄。伍德科克老年得佳偶，满脸笑容，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公开抨击里根反华言论遭到打击报复
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系列亲台湾、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尤其是提出了他要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主张。这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当年8月26日，伍德科克大使认为有必要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点名批评里根的言论不当。他说：他感到难以理解里根先生目前对台湾的立场，中美有关协议已排除了美国在台湾设立官方机构的可能性，里根重提这一问题，危及美国精心同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处于特别敏感的时期，将有严重削弱美国国际地位的风险，如里根当选后实施其“两个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将发生危机。作为一位大使，公开抨击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言论，这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位候选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任总统，公开批评他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这次讲话引起了里根阵营的强烈反应，他们指责这位大使出言不当。卡特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站出来表态，说伍德科克的观点，就是政府的观点。接着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也发表类似讲话，为伍德科克撑腰。
这次争吵风波不久，里根竞选成功，注定要成为白宫的主人。伍德科克的厄运也就到了。里根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布什都记着这笔账，寻机报复。1981年1月，里根总统刚上台，伍德科克就接到了离任通知。此前国务院曾建议让伍德科克再留任一段时间，以免出现空挡，不利两国关系，但里根拒不采纳这一建议。伍德科克只好开始为离任进行辞行活动。
2月13日，伍德科克大使夫妇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家乡。当时他正逢70岁寿辰，从此过起了退休生活。
第二部分具有传奇经历的恒安石大使
1981年5月底，经新上任的国务卿黑格大力推荐，美国政府才物色到一位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由于恒安石当时还担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7月中旬才能离任，因此一直到当年9月他才到北京就任。这期间中美之间已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甚至到了要关系倒退的地步。恒安石可算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我算是半个中国人”
恒安石的经历颇不平凡，而且与中国有密切缘分。
恒安石于1920年6月1日生在中国山西省汾阳县。他的父亲中文译名为恒慕义，原为德国后裔，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恒安石的母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恒慕义夫妇二人于1910年到山西汾阳，为基督教教会办学。恒慕义担任汾阳“铭义中学”的校长。1923年，恒安石3岁时，其父移居北京，在东四头条“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任教。1928年恒安石随父母返美，其父应聘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主任，他连任此职达30多年。恒安石也随父母同住华盛顿，后去费城读高中。中学毕业后，恒安石考入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他在学校不太安分守己，仅待了一年半即辍学，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他在两年内先后当过推销员、医院看护以及干其他杂活，过着游移不定、自食其力的生活。
1940年9月，恒安石计划随父踏上返回中国旅程。恒安石先到北京，其父则因有变故而未来成（国会图书馆鉴于中国局势紧张中途将恒安石之父召回美国）。恒安石在北京成了孤身一人，先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同时为了糊口又在“辅仁男子中学”教英文。
1941年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拘留营
当时的北京已沦落在日本铁蹄之下，恒安石开始并未受到日本人迫害，但1941年12月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日进入战争状态，恒安石被日本人作为“敌国国民”加以拘留。与恒安石同时落难的还有一大批美欧等国侨民，他们原来分别住在北京和天津各地，包括司徒雷登校长（燕京大学）和许多美、英教授以及中国教职员工，均被日本宪兵抓获，先押禁于燕京大学临湖轩和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当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地下室，然后分别加以处理：大部分学生被勒令停学回家；一部分中国教授转押至北京北新桥胡同日本陆军监狱；美、英、法、荷等国籍侨民3000余人被押往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恒安石也在其中。顺便提到，1941年日军占领菲律宾和东南亚国家后，把9万多美、英战俘经过“死亡之旅”（途中条件恶劣，许多人惨死旅途，因而被英美媒体称为“死亡之旅”）押往中国东北的奉天（即今沈阳市），投入“奉天俘虏收容所”。不管是“潍县拘留营”，还是“奉天收容所”，都由日军严格看管，不但居住条件恶劣、饮食难以保证，且受到日军人格羞辱和残酷刑讯，很多人死于非命，也有因逃亡不成被追回而遭枪杀者。但“拘留营”和“收容所”难友在中国人的协助下，都能同外界建立联系，互通信息或协助策应逃亡。
第二部分逃出魔爪，参加抗日游击队
恒安石在潍县拘留所被关押一年多之后，在英国难友的安排策划和中国人的协助下，于1944年5月成功逃出魔爪，加入了当地国民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山东挺进军第15纵队”，在山东胶东地区的高密、昌邑一带和胶济铁路沿线进行抗日活动。恒安石与中方人员交谈时曾多次提到自己的这些苦难经历，晚年退休后也曾想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书出版，留给后世。但“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未能完成此一心愿，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恒安石与游击队一起一直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与这些抗日战士一起生活，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由于拘留营生活艰苦，游击战环境恶劣，部队缺衣少食，终日奔波，他在这些日子里得了哮喘病，以后这一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游击队中肩负协助仍被拘留人员与外界联系的任务，在行军之余也教战士英文。作者1984年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曾收到一位山东老乡的来信，说他曾与恒安石在同一游击队战斗过，很想再见他一面，共叙旧谊。我当时已准备赴驻美国大使馆工作，基本脱离了岗位，只好将来信交上级处理，因此不知来信者是否如愿以偿。我相信他们已取得了联系。
作者与恒安石成了“校友”
日本投降后，恒安石留在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一年多。1946年他结束了在华长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