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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我们建议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并且预示了要发生的事情。他真懂得如何把我们搞得哑口无言。首先，你可以想像毛的样子像什么。他走动起来像熊那样稳静和缓慢，左右摇晃。他会长时间盯着你，然后把两眼垂下来，开始用一种迟缓和平静的声调说：‘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很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人口过多、到处是失业的国家，因为它是廉价劳动力的极好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出之于你的口，这倒有点令人为难。如果我们接受你的建议，别人会对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西方资本家对中国的看法一样。’”紒紥矠
上述会谈的内容充分地显示出中苏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北京之行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他与江青的邂逅。当他们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建国５周年的游行时，周恩来为他们做了介绍。根据赫鲁晓夫妻子后来的回忆，毛注意到了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他走到江青的身旁，粗暴地将她带到一边，很明显，他要阻止她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在她后来的生涯中，再没有会见过苏联领导人。
第3部 大权在握第19章 弄潮（1）
1955—1958
１９５５年春天，毛发现，必须除掉党内的一个对手。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宣布包括高岗在内的党内一个小集团反对党的最高领导，高岗还“企图建立东北独立王国”。他“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①
赫鲁晓夫是那些对高岗事件的官方解释表示怀疑的人士之一，他评论说：“我非常怀疑高岗是否自杀，极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②但这些疑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一个关于高岗之死的说法是，在一次质问当中，他拔出手枪，大声说道：“如果你们这些同志对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将在你们面前自杀。”但是他被坐在旁边的政治局委员夺下了武器。毫无疑问，当高岗第二次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他成功了。在中国，自杀是传统的最后的反抗行动。
高岗事件对毛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毛泽东后来说：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么，毛已经决意开展反对高岗的运动。
据说，毛打算把他的亲信派到高岗控制的东北地区，担任最高领导人。而且他还要求清除饶漱石及其亲信，当时饶是负责上海地区工作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毛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探听日本对于建立反对国民党联盟意见的秘密行动的仅有的几个见证人。
在一次讨论有关批判高岗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对他的同事们说，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也应该同他进行斗争。毛提到了个人的态度问题，这主要是针对那些经过长征并参加１９３５年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的。他说：
“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线，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要有名有姓，那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③
在１９５５年３月的这次会议上，毛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对：大部分同志赞同刘少奇的更为谨慎地发展经济的做法。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对党，以钳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妨碍实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这种情况下，毛做出了任何统治者都做过的事情，他组建了自己的“近卫军”。
中央委员会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厅，承担毛的日常秘书工作，军队也有一支特别部队，这就是后来的８３４１部队，它是毛的个人警卫武装。这支部队的一些老战士在毛死后回忆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业合作化的详细情况和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毛主席要求我们从每个县挑选一个人到他的警卫部队来工作。他通过这些人探亲回家所做的一些调查来了解农村一些地区的情况，从而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
１９５５年５月，毛为这些战士布置了一项新的政治任务。
他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加一样，就是调查工作。……你们要有三个任务：一个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个调查工作。”
“我们拟个章程，”他告诉那些准备回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战士们说：“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这批战士按时出发，并给毛带回了许多信息。
“１９５５年７月下旬，第一批调查的同志回来，毛主席一连三天，用了十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取汇报，并把汇报的同志留在家里一起吃饭。毛主席仔细地询问农村生产生活等情况，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还把报告中用错了的字和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过来。……有的同志在汇报时，把从家乡带回来的农民经常吃的谷面饼子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吃了一些，并且告诉身边的每个同志都要吃一点。”
一天，当从湖南和湖北回来的战士汇报家乡的情况后，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说道：“了解两个省六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他伸出三个指头继续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你们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有了阶级觉悟。”
这些警卫战士不仅被派回家乡搞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他们给家里写信。毛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两个月写一次信，内容是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每年写四、五封，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④
毛和他的同事们之间的分歧是，在当时是否具有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带动全体农民进入农业集体化的第一阶段的胆识。这种做法以前曾经尝试过，但没有取得成功，毛还想再试一次。然而许多农民强烈反对这样做，政府所规定的粮食定额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物质鼓励办法，农业产量下降，并且最终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负责农业的官员们，尤其是毛的老战友——邓子恢，认为应该放慢合作化运动的步子。１９５５年上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接受了邓子恢的观点。
但毛绝不向大多数人低头，即使是他的亲密同事。７月份，他召开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想说服他们接受他的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他坚持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⑤
毛无法理解，为什么建立合作社的计划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加快实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到１９５７年还不能基本完成。
反帝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农民。“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发展”。⑥
毛不顾党外专家和党内高级干部的反对和劝阻，置中央委员会于一旁，把全中国都投入到一场迅速完成合作化的运动中来，农民们的私人工具，甚至他们的劳力和土地都集中在一起，用以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
此后毛的同志们一致认为他是正确的，并承认高潮已经到来。在１０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我没有提倡和认真地研究……合作化运动，……这是错误的。”⑦
毛就中央内部发生的激烈而广泛的讨论做了概括性的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但在这里，同农民的联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因为资产阶级要受到限制。将来无产阶级要比几百万资产阶级强大得多。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⑧
然后，毛讲到要发动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说：“准备在今年和明年一年，……大概共１２００万人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像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已经从２２０万人中查出反革命１１万人，大概还有５万名嫌疑犯。”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对“左”和“右”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
第3部 大权在握第19章 弄潮（2）
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这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⑨
这期间，毛专心于分析和选编从全国各地收上来的合作化运动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他告诉中央委员们说：“我用了１１天的时间，看了１２０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这些报告在９月份首次公开发表，１２月又再次出版发行，标题冠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为再版的报告集写了前言，他描绘了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发生的“根本的变化”，约占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合作化运动。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１９５６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１９５９年，或者１９６０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１９６７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１００％到２００％。”⑩
农民们因为看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刊登的按语，所以和毛一样变得积极乐观。很多人注意到这些按语是毛写的。
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典型，那就是在安阳县南崔庄，党的干部支持贫农创办了一个合作社——穷棒子社，而中农嘲笑他们的愿望是，“鸡毛不可能飞上天”。但这个合作社获得了成功，毛把它树立为一个样板。他激动地写道：
“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