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引用不久前收到的一封年轻读者的来信。
柯云路，你好。
《父亲嫌疑人》看完了。也做了新浪页面旁边的问卷调查，看到你问当今弑父的斗争是否这么残忍的时候，我填写的“是”。
从年龄上来说，我是年轻人，正参与着种种弑父的浪潮。弑父的确是残忍的。我想，残忍该是由于我们年轻人的恐惧。然而，客观的说，这种恐惧根本没有理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任何事物都会因为自我生存空间的变小而对别人或者对自己变得巧取豪夺，对别人的残忍是侵略，对自己的残忍就是进化。这些都源自对毁灭的不安。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旧的必将被淘汰，代表着父的一切都将随着承载着它们的一代人老去、死去。
既然父将已矣是必然趋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恐惧，为什么与生俱来着弑父情结？
这么想下来，年轻人的“屠杀”着实是因为父辈们的恐惧。因为他们的恐惧促使了他们的挣扎，和对年轻者的挑衅，有挑衅于是有了反叛。一个形将逝去的存在挑战另一个逐渐壮大的存在，这类似一个鸡蛋碰石头的斗争。是注定的弱者的失败导致年轻人的屠杀看上去是如此残忍。
年轻人的恐惧，老者的恐惧——幼小成长中的恐惧，壮大衰老下去的恐惧……
以上这段就是年轻人的来信原文。
我在《父亲嫌疑人》中探讨的是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年轻人蔑视传统；蔑视权威，而权威们看来对年轻人比较宽容，又含着对年轻人内在的某种排斥。书中表现的是我对心理学、人性、社会学包括文学的思考。
第五部分：评论与访谈弑父并非只是彼此恐惧…柯云路答（2）
4，记者：您提到“弑父情结”是这部小说心理学意义的主题，什么是“弑父情结”，能具体讲讲吗？
柯云路：“弑父情结”最早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又称为俄狄普斯情结。具体表现在家庭内为儿子对父亲的对抗，在社会上往往为年轻一代取代年老的一代。
这种对抗与叛逆你可以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但有时候也很残酷，不一定都表现为历史进步的动力。
我写过一部小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文革”中一些中学生将一位他们视为父亲一样的男性老师用石头砸死了，罪名是“流氓犯”。在这里，“弑父”是以集体的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十年二十年过去之后，事件的参与者没有一个人承认当年扔了石头，却都加入了纪念老师的行列。那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我对“弑父情结”的描写，立场可能是父亲的。
但是，“弑父情结”还有一种表现，是和《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完全不同的。
在当代，在各行各业我们都看到了年轻人在纷纷取代前辈。他们手中扔出的不是石头，是新产品，新观念，新创意；在文学领域内肯定是新小说。这些东西虽然不是石头，但也要砸在前辈人的身上。年轻人在这里其实不断地演绎着取代老一辈的戏剧，这个取代有时候很温和，表现为改革，渐进，承上启下；有的时候相当激烈，会发生让一些人接受不了的残酷。
前面提到的那次电视节目，触动了我对“弑父情结”的某些联想。我准备写一个新故事，表现年轻人叛徒逆前辈并取而代之的那种心理冲突。
当然写的时候，还有一个前因后果，曾经有一个故事总在我心中萦绕：一个知青到农村插队，与一个农村女孩产生恋情，后来却远走高飞回城了。农村女孩生下的儿子长大了，来到城里寻找生父。他的父亲可能已是高官或者学者，并不想认他，儿子仅凭蛛丝马迹难以确认谁是自己的生父。
这个故事与《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完全不一样了，是俄狄普斯情结的另一种表现。这就有了《父亲嫌疑人》。
5，记者：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很难看出《父亲嫌疑人》出自您的笔下。从文笔到描写的生活似乎都与您此前给读者的印象不同。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主人公是“儿子”而不是“父亲”？按照您的年龄、阅历和社会地位，您更应当是“父亲”，但您在小说中选择了“儿子”的视角，能说说为什么吗？
另外，您在这部作品中，似乎是站在“儿子”的立场去反对“父亲”。这是否为你现实生活中的立场？
柯云路：你刚才讲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好几个问题了。
按照我的梳理，一个，你的观感很对，这部作品确与我以前的作品不一样。
我写这部作品有一个文学尝试，就是要用二十岁写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表现在作品中，主要在语言语调。故事是谁都可以讲的，但语言语调代表了你的人物角色。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完全抛弃了我这个年龄段的立场，潜入八十年出生的年轻人的视角。作品完成后，我还曾想过化名出版，看看读者的反应。当然这只是一种想法。
第二，你问我为什么站在儿子的立场，这跟我刚才讲的内容是有连贯性的。
从年轻人眼睛看世界不是技巧性的变化，是立场的、观点的还包括对世界感受的整个的变化。我在写作的时候，忘记了我是柯云路，在一种颠狂的状态中，以为我就是二十岁的阿男，文化大院里的很多文人都是父亲嫌疑人。我学习他们的某些东西，比如说写作文化，同时又排斥他们，仇恨他们，又想确认谁是父亲，想报复父亲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抛弃。我完全进入了阿男的角色，一个曾经被文化大院轻视鄙视的小杂种，这种时候，我的语言眼光可能是有点带毒的。
另外，还有一点理性的说明。
我的儿子今年二十多岁，我在遇到与儿子冲突的时候，一般来说会是父亲立场。但作为文学家，是要经常抛弃那种狭窄的思路的，他要体会社会方方面面人物的心境。
就好像那次看电视，一开始我对几位新秀的“张狂”也反感，我容易站在权威专家的立场上。但是，你只要放开眼界，领会一下两代人冲突的本质，更多地体会年轻一代的合理性和他们成长中必然突破旧有传统模式的冲击力，立场就会有变化。
我在《父亲嫌疑人》中站在儿子立场上，是三个原因造成的。
一个是文学实验的角度，一个是人性的角度，还有一个客观观察社会的角度，我希望比较历史地来看待社会上的各种冲突，包括两代人的冲突。
第五部分：评论与访谈弑父并非只是彼此恐惧…柯云路答（3）
二 为何又180度大转弯
6，记者：《父亲嫌疑人》好像很纯文学。而现在的文学潮流是向市场倾斜，您为什么倒着来一下？您的《龙年档案》被改编了电视剧很市场，为什么这次又会出现180度大转弯？
柯云路：当代文学肯定是受到市场的巨大影响的。纯文学领地越来越缩小，许多作家也在向市场倾斜，或者写电视剧，或者作品中尽可能融进畅销因素。应该说我也很受这种倾斜的影响，也想写一部书，又纯文学又很畅销。但很多时候不可能兼顾，兼顾的结果可能什么都不是。
《父亲嫌疑人》的写作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是语言上的探索。
探索什么呢？就是只要作家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视角，就可能获得全新的语言。这种纯文学意义上的尝试，让我幸福也很快乐。
7，记者：您对纯文学还抱希望吗？
柯云路：对纯文学，我不抱太大希望，但也不完全失望。纯文学以后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甚至一千年都将存在，但是，幻想一个大复兴，像一二百年以前似的，那是奢望。纯文学肯定比较寂寞。这种寂寞不可能靠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支撑起来。
8记者：您曾经出版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从《新星》到《东方的故事》，再到《芙蓉国》，到今天的《父亲嫌疑人》，您怎样评价这些作品？您认为哪几部作品最成功？
柯云路：我不用”最成功“这个概念来评价我的作品。
如果让我评价自己的作品，我会说哪部作品我最喜欢，最看重。
我写的有关“文革”的五部书，比如《芙蓉国》，《蒙昧》，还包括《父亲嫌疑人》，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9，记者：您目前正在进行哪方面的写作？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作品与读者见面？
柯云路：一般来说，一部作品没有出版之前我对外是不讲的。可以透露的是，我的下一部作品是非文学的。可能某些读者会更喜欢，某些读者会觉得我又在变脸。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我写的都是自己喜欢写的江西。
10，记者：您在写作之余还有哪些爱好？您怎样保持健康和创造力？能讲讲您是怎样休息和锻炼的吗？
柯云路：我觉得保持身心健康和创造力，是现代一切忙碌的人都需要探讨的课题。
我没有什么太离奇的方法。
第一就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保持良好的心态不是一句空话，是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第二就是吃好睡好锻炼好，善于消化生活中各种干扰和压力。
还有一个是我有自己的修炼方式，跟东方传统文化有关，知道我的人也就猜到了，我就不说了。
第五部分：评论与访谈弑父并非只是彼此恐惧…柯云路答（4）
11，记者：多年来您的作品源源不断，请问您如何保持创作激情？
柯云路：首先得身心健康，才能有创造力，这是基础。
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一定要安静，心里长了草，肯定没有创造热情。创造的激情产生于安静，这方面要有定力。而定力是值得训练的。
12，记者：有人将您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星》、《夜与昼》等切入当代生活的社会小说；二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写作；三是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芙蓉国》等开始至今；是这样吗？
柯云路：这只是大致的一种分类。
我的人生爱好有三：哲学、科学、文学。创作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领域，但某一阶段或许会有所侧重。我的写作十分受益于这些爱好。写作文学时，可能会多一些哲学、历史的视角，而进行东方传统文化的写作时，又可能受益于文学表达的自由和方便。我不会刻意约束自己，今后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仍有可能进行所谓“边缘性”写作。
13，记者：是什么力量促使您不断地写作？
柯云路：有话要讲。总有一种和世界和更多的人交流的愿望，沟通的愿望。
14，记者：您想的都写出来了吗？如果还有话没说，有什么顾忌吗？
柯云路：想写的不可能都写出来，所以要接着写，另外，在这个世界上讲真话，除了要有勇气还要有技巧。不是吗？
15，记者：您的写作速度很快，题材和内容却又千姿百态，您会不会同时进行几本书的写作呢？
柯云路：所谓写作速度快，只是因为几乎每天都坚持写作。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注意力是相当集中的。观察身边的人，任何一个写作者一天几千字的写作速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难在写作中常常可能因写作以外的事分心。
我一般不同时进行几本书的写作。但一本书还没写完，下一本书的构思与准备就有所重叠的情况是有的。
第五部分：评论与访谈弑父并非只是彼此恐惧…柯云路答（5）
三 边缘化的来龙去脉
16，记者：从作品上看，您各个时期的题材各不相似，但您并没有改变自己对社会对人的关注，而您却用“边缘化”来界定自己的作品，这如何理解呢？
柯云路：我不曾率先用“边缘化”来界定自己的作品，是一些媒体做出这样的界定，我只是觉得这种界定大多是符合实际的。
说我是“最会变脸的作家：，我是变又不变，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要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人津津乐道的东西，我没有兴趣。作家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是很疲倦的。
17，记者：历史是无法回避的，我想读者也很想了解您那段的有争议关于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写作。您现在可有话要对读者说？
柯云路：我想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