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打开了此地不少家庭的大门。虔信派的容格 （又名斯蒂林）则以其基于情感的健全的常识所产生的对于善、真和正义的热情，显示着与众不同。而弗朗茨·勒泽虽然与容格一样家道贫寒，却没有他的宗教狂热。他性情朴实、正派，出语多含机锋，眼睛小而锐利，是个杰出的击剑手，决斗时常被邀请作仲裁和证人。歌德把他视为一种善良而坚定的性格的榜样，并高度评价他躬行的一个人对人对己的责任和立身行己的原则。《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中那个常能可敬地屈身于人的勇士弗朗茨·勒泽，就以他为模特而且使用了他的本名。此外，奥国大公主玛丽·安东尼特1770年嫁给法国皇太子经由施特拉斯堡的盛大排场使他深感不安，他把基督的降临与尤物的来临作对照写了一首法文诗，批评当局斥逐不幸者的命令。
9月，歌德结识了来这里治疗眼病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从此开始了一个对他们2人意义都不一般的新时期。
赫尔德现在是霍期泰因一奥伊廷王子的随从。他早年学医，后来改习神学和哲学，研究过康德和卢梭，卢梭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前一年刚在法国会见了狄德罗，回国后接着会见了莱辛，此刻又遇到思想活跃、具有超人的热情和才华的歌德。对他而言，从启蒙运动到狂飚突进的思想准备已经就绪，一场新的文学运动就要展开。歌德则通过他感受到了新的奋斗方向，甘心作了这个仅比他大5岁的老师的学生。
两个人很快建立了理想的师友关系。赫尔德早已因他的《近代德国文学散论》和《批评的园地》而知名，歌德则为他坚持用历史眼光来观察世界并阐明文学的历史性本质的见解所折服。他一直在寻求具有批判精神和能提高他的思想和道德境界的朋友，而赫尔德的优良品性、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别人的弱点毫不迁就的尖锐性格足以使他成为此类朋友中最出色的。他向歌德讲解新美学和新伦理，讲解语言和诗歌的起源，讲授荷马和莎士比亚。歌德感到自己眼界大开，“在莱比锡，我习惯于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在法兰克福，我的德国文学基础知识毫无长进；而研讨那种种神秘宗教和炼金术甚至使我堕入黑暗。近几年广阔的文坛发生了什么事，我几乎茫然不知。” （《诗与真》）现在，是赫尔德使他开了窍——赫尔德的影响如此之大，有时歌德甚至相信他的笔迹也有“魔力”，舍不得撕毁由他书写的小纸片或一个信封。
当然，赫尔德向歌德讲得最多的还是卢梭一心想把社会回复到自然状态的浪漫主义思想。他乐于钻研种种理论问题，老实不客气地以教师自居。色诺芬、柏拉图、莪相和民歌等形形色色的话题穿梭于他们的交谈中。歌德理解力既高，又善于摹仿，这些思想多为他用来理解自身的模糊的倾向。卢梭的思想——回复到自然状态成为歌德这一代人的坚定信念。自然而不是做作的美学；大众语而不是古典诗；理性主义让位于情感原则；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对民族题材的爱好，新文学运动的核心纲领就这样在他们二人的交流中形成了。他们从对启蒙运动的大胆否定开始了被诗人克林格尔称为“狂飚突进”的时代。
不过，赫尔德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场运动的社会基础，诗歌和美学的目标也是逐渐明确的。在他向歌德灌输这些内容之时，与歌德广泛而包容的美学性格也会发生一些矛盾。尤其是他那善于冷嘲热讽的厌世者脾气，竟逐渐破坏了歌德对于奥维德《变形记》的爱好。因此，当歌德开始酝酿体现“狂飚运动”的最初成果的作品时，采取这种保护措施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赫尔德面前，我小心翼翼地隐瞒对于某些题材的兴趣，这些题材，曾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逐渐培养成熟而采取诗的形式。这就是《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和《浮士德》。葛兹的传记深深打动了我。在野蛮的乱世一个粗野而又善良的自助的英雄的形象引起我最深的共呜。以浮士德为主角的木偶剧令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我曾涉猎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早知这些知识空洞无用。我又在生活中对这些知识以种种方法来检验，结果反而更加不满和痛苦。我带着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种种问题，在万籁俱寂之时加以吟味，聊以自娱但并未把它们写下来。我主要对赫尔德隐瞒的是我研究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化学一事。因为我仍旧很喜欢秘密从事这种实验，以使它比我初接受时更加完善。至于我所写的作品，则可能只将《共谍罪犯》拿给他看过，不过已记不得他时这剧有什么批评或鼓励了。 （《诗与真》）
固然，赫尔德并非歌德创作的摧残者而主要是催生者。当他产生了遏止不住的创作冲动，赫尔德总是适时地予以鼓励。我们知道，歌德在莱比锡时期曾写了不少罗珂珂风格的诗歌，但诗人的独特性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现在他感应着新的美学原则，在青春的爱情和明媚的春光中诗才迸发，写出了深为赫尔德赞许的真正属于歌德的抒情诗《赛逊海姆组歌》。赛逊海姆是歌德远足旅行阿尔萨斯州途经的一个村庄，那里住着歌德的新恋人弗里德里克·布里翁，可谓诗人的爱情田园。这一次体现他新的思想和美学原则的恋爱起因于赫尔德推荐给他的一本书：18世纪英国作家高德史密斯的《威克菲牧师传》。它描写一个新教牧师纯朴的田园生活，里面既有牧歌，又有合乎基督教教义的道德，充分地体现了卢梭回复到自然状态的社会和美学理想。自1767年在莱比锡出版德文译本，在狂飚突进运动期间及以后它始终受到读者的欢迎。
歌德自然也非常喜爱这部小说。1770年10月他与熟悉风土民情的好友魏兰德结伴效游，途经赛逊海姆参加牧师家的假面舞会，眼中所见简直令他大吃一惊：这里分明就是书中描写的生活的再现。现实的理想与理想的现实一旦完美地结合，歌德心中马上腾起了爱的火焰，而弗里德里克，就成为这1年内照耀着他的一颗柔情脉脉的明星。
初见到她，歌德马上感到他的美的理想就体现在她身上：“她走着，看上去那么苗条，轻盈得像空气一样，两根盘在那个无比精妙的小脑袋上的浅褐色的大辫子把她的双肩衬托得那么纤弱。姑娘的那双快乐的蓝眼睛顾盼生辉、可爱而微低的鼻子像是自由而无牵无挂地呼吸着。她手臂上挂着草帽，我一见到她就很高兴，一下子就感到了她的全部优雅和娇媚。”（《诗与真》）实际上，是弗里德里克那浑然天成的纯朴气质吸引了他。
相识之后他们不仅做有趣的游戏、弹琴、唱歌、跳舞，不仅在本地玩乐，还游览了莱茵河两岸的风景，参加大大小小的各种聚会。弗里德里克的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表现得最充分，当她漫步田野时，唱出来的民歌非常动人；当她沿山间小径向上攀登时，她轻盈的体态仿佛与繁花处处的大地争妍。歌德感到，“和弗里德里克在一起，我感到无经幸福；我同她谈笑风生，心情舒畅·机智幽默，踌躇满志：而感情、尊重和依恋又使我的举止很有分寸。她也一样，坦率、开朗、热心、健谈。我们似乎只是为聚会而活着，只是为了对方而活着。”（《诗与真》）回到城里后，他们仍频繁地通信。她以明快的语调叙述她的近况，以优美的文笔倾吐的她的心声，歌德则感到他的爱通过长途的笔谈才像盛开的花那样达到极点。他在施特拉斯堡所写的诗保存下来的有18首，8首是献给弗里德里克的，其中《欢会与离别》《一条绘画的带子》被编人《歌德选集》。它以新鲜的诗体、语言开创德国文学的新时代。
歌德的这些诗歌体现了新的美学和哲学。根据赫尔德的建议，他在远足时曾收集古老的民歌和童话故事。并以民族性的养分来滋养他自己的园地。他克服了罗珂珂式诗风的纤巧和缺乏真情实感，汲取民歌的精华，对自然界有真切的感受。如《五月之歌》中写道：
大地何嫣妍！
太阳何灿烂！
自然何雄丽
照我心目间！
千种声欢愉
都自深胸出。
……
大地哟太阳，幸福哟欢乐！
歌德在恋爱的幸福中。不久，他与弗里德里克的爱情经受了一场特殊的考验。当弗里德里克和姐姐出现在施特拉斯堡，她们的一身村姑打扮与周围的法国式时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尽管她的完美表现一点也无于愧他的爱，但歌德却从此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他把自己的爱情比作黑夜中的炮弹，它有柔和明亮的光线，但落下时却会炸毁所落之所。他终于从弗里德里克身边跑开了：先是不再到她的家而只通信，最后竟断绝了来往。歌德始乱终弃的薄幸使弗里德里克的心灵深受创伤，她终生未嫁。
在这段时间里，“离别”的痛苦和道德上的事故使歌德变得深沉了。他似乎想借此解放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力——尤其是歌德式的创造力——乃是由魔鬼来推动，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不断的刺激和自讨苦吃，里而既有浮士德，又有靡非斯陀。
1771年8月6日，歌德以论文《论立法者》——主张作为立法者的国家在建立宗教信仰的不同形式方面有超过教会和个人的绝对权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尽管这篇论文因没能依常例由学校出版而招致他父亲的不满，但歌德却满不在乎，对他来说，学业既已完成，多少可以回报父亲的苦心。他一心想的是继续沿着赫尔德指出的道路大步前进，创造新人生。1771年8月底，他从施特拉斯堡回到了故乡。
狂飚滚滚卷红尘
歌德又出现在家里。与上次因病回家不同，这次他完成了学业，以承担巨大的文化责任自命，并且带着天才的风韵，看上去那么年轻和勇敢，对一切事物抱有热情。严厉的父亲因儿子完成他预定的走向仕途的第一步而心情愉快，整日对儿子的论文详加斟酌，准备出版事宜。最重要的是，他对儿子从事的文艺活动的态度有了改变。尽管母亲鉴于丈夫的严谨与儿子的狂放的倾向会发生冲突而作了防患于未然的安排，但家里气氛已一步步趋于宽松和缓和了。
22岁生日那天，歌德递交了加入律师协会的申请，这就使父亲更加满意。
父亲不可能知道儿子对富足而枯燥乏味的家庭的真实感觉。歌德此刻正如精灵的海燕，渴望到精神的风雨中博击，渴望到自由的环境中一显身手，但法兰克福不过是一个“可以在里面舒适地孵雏的鸟巢”。为了积聚改造社会和思想的力量，歌德在寻求战友和追随者。
其实，他一回到故乡，就与那些分居各地的战友建立了联系，如施特拉斯堡的天才戏剧家雅各布·米彻尔·赖因霍尔德·伦茨，达姆斯塔特的陆军参议约翰·海因里希·默尔克——他是1771年12月经由施洛赛尔兄弟介绍而认识的。他极富理解力和才智，其他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尖锐性格与赫尔德非常相像，因而起到了使歌德保持思想警惕和健全品性的作用。以后又认识了《哥廷根年刊诗集》的出版者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博伊厄及“神林社”的社员们；法兰克福的平民之子、诗人和戏剧家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里安·克林格尔等等。他们 （包括赫尔德）声气相通·互相鞭策和鼓励，成为“狂飚突进运动”的主流，默尔克编辑的《法兰克福学报》和1770年创刊的博伊厄的哥廷根《文艺年刊》成为他们发表作品的阵地和团结的纽带。
这样，歌德在施特拉斯堡时尚有点朦胧的庞大奋斗目标的轮廓已越来越清晰了。这就是，实现把德意志民族从几世纪以来的思想禁锢和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理想。它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德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不自然状态的认识，也是包括高特舍德、莱辛、赫尔德、克洛普托克等最优秀知识分子重建进步而统一的德意志文化的梦想的反映。歌德深知新教教条中的蒙昧主义和高特舍德时期的时代错误造成的阻力，他后来在《诗与真》第18卷回顾当时美学和思想上的两军对垒情况：
即是在这些诗中诚意与傲慢战、自然与因袭战、才能与俗套战、天才与自己战、强健与柔弱战、未发挥的才于与已形成的大庸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尝试看作一种前哨冲突，它是正式宣战的先声和大决战的前奏。因为如果精确地加以观察，这场战斗打了50年还没有结束，还要一直打下去，只是换在更高的领域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