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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是写风俗，废名的《桥》就与萧红的《呼兰河传》不同，《呼兰河传》开头用整整两章的独立篇幅来状写呼兰河小城，从总体上描述了呼兰河人的生存环境。废名笔下的风俗则是以断片化的场景嵌入小说的，因此表现为一种断片的形态。不过，无论是何种形态，如果小说中的风俗只流于民俗民风的博物馆式的展览，那么，它就有可能外在于小说，并使小说蜕变为风俗文本。从这一点审视，《桥》中的风俗不仅构成了小说的民俗学背景，它更是与主人公小林的观照结合在一起的。如《“送路灯”》一章中的这一段描写：
这真可以说是隔岸观火，坂里虽然有塘，而同稻田分不出来，共成了一片黑，倘若是个大湖，也不过如此罢？萤火满坂是，正如水底的天上的星。时而一条条的仿佛是金蛇远远出现，是灯笼的光映在水田。可是没有声响，除了蛙叫。
这一段中叙述者追随了小林的视角，“送路灯”的场景是凭借小林的观察写出的。小林的视角正是一种“隔岸观火”般的视角，它还原了观察的具体性和过程性。这段场景中的一种现场化的美感正取决于小林的观照。而风俗在被人物视角呈现的同时也就塑造着人物的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说人物成长的心迹。人与风俗的关系是一种人与生存境遇的关系，风俗并不是外在于人物的，这是它在小说中的理想的形态。
坟
“坟”堪称是乡土世界的重要景观，也是废名所酷爱的一个意象。废名的小说《桥》以及散文创作中多次写到“坟”，写到六朝庾信的那句“霜随柳白，月逐坟圆”，称“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并认为杜甫歌咏王昭君的那首“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也是从庾信这里学来的，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
《桥》中的一段文字即反映了废名对乡间这一寻常景致情有独钟：
小林又看坟。
谁能平白的砌出这样的花台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不但此也，地面没有坟，我儿时的生活简直要成了一大块空白，我记得我非常喜欢上到坟头上玩。我没有登过几多的高山，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清明》）
《桥》的《钥匙》一章也集中写到了这“大地的景致”：“前面到了一个好所在，在他们去路的右旁，草岸展开一坟地，大概是古坟一丘，芋芊绿绿，无墓碑，临水一棵古柳。”小林继而把他的思想比作一座坟，“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诗情”。这里的“坟”已超离了乡间一个平常的土丘，而关涉着生死，是人生的装饰与大地的点缀，是诗情的负荷体，正像海德格尔赋予凡·高的画《农民鞋》以某种诗性一样。海德格尔认为一双被穿得破旧了的农民鞋最能反映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本质。在它的上面凝聚着人类的劳作，凝聚着人与物、人与土地的联系。农民穿着这双鞋在土地里劳动，在大地上行走，终于踏出了一条“田野里的小径”，从而象征了人类在无意义的自然世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创造出不同于自然的东西，这就是意义，也就是人类和生命中的诗性。
“坟”的意象或许正是一个把现实和已逝的生命记忆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意象，因此，“坟”在处理人类的文化记忆以及人与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符码。福柯曾经考察过西方的墓园，认为墓园在西方是有别于一般文化空间的地点。“直到18世纪末叶，墓园都一直被安置在城市的中心，紧临教堂”，但“从19世纪初叶起，墓园开始被放置在城市边界之外……病魔的主题经由墓园和传染病而散播，持续到19世纪末叶。因而19世纪人们开始把墓园移到郊区。此时，墓园不再是城市神圣和不朽的中心，而变成了‘另一种城市’，在此每一个家庭拥有它晦暗的长眠处所”。这就是西方墓园所经历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参见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2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但在中国，“坟”的意象有所不同。典型的中国的坟尚不在城市中的公墓，而是乡野中的坟墓。按废名的说法，“坟”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一座坟提示给你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现实生存与祖先与过去的一种维系，从而让这个地方具有了历史感。中国的坟就在人间，它是乡土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桥
废名的小说《桥》既然以“桥”为题，其中自然会有关于“桥”的经典场景，这就是已经长大成人的小林目送他所爱惜的两个名字分别叫做琴子和细竹的女子过桥的场景：
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象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他而一笑。从此这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桥·桥》）
一个在常人眼里非常普通的情景，在废名笔下却化为一个空灵的意境，充满诗情画意，有一种出世般的彼岸色彩。
“桥”在世界文学艺术中已构成了一个母题原型，许多艺术家笔下都出现过“桥”的意象。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蒙克的那幅著名的画：《呼喊》。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曾经分析过这幅画中“桥”的原型意义：“它的唯一的
意义似乎在于它表示出一种悬空感……表示出艺术家不希望完全出世，去做一个宗教徒，但同时又希望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保持距离。”
“桥”的原型意义或许正在于距离。站在桥头的小林获得的正是这个距离。他首先看到自己过去的渺茫的灵魂，我们不妨称之为心灵中的“景深镜头”；而两个女子的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则恰像电影中的一个拉镜头，使眼前的现实场景也呈现出景深。正是借助于这种景深的距离，小林眼前的景象似乎幻化为一个梦境，显得那么遥远，而细竹也定格为一个彼岸性的存在。“永瞻风采，一空倚傍”，正是小林在有距离的观照中体验到的美感升华。
废名之所以对“桥”的意象投入了过多的关注，或许正与“桥”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所蕴含的美感有关。废名创作于1947年的，其书名和写法都称得上有些奇怪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也有一段关于“桥”的玄想：
莫须有先生对于花桥的桥字又那么思索着……他以为桥总是空倚傍的，令人有喜于过去之意，有畏意，决不象一条路，更不是堆砌而成象一段城池了。而就桥的门洞说则花桥下面是最美丽的建筑了，美丽便因为伟大，远出乎小孩子的尺度，而失却了莫须有先生小桥流水的意义了，故他对着桥思索着。他不知道桥者过渡之意，凡由这边过渡到那边去都叫做桥，不在乎形式。
这一段文字给人以神乎其神之感，把乡间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桥玄虚化了，莫须有先生看重的正是桥的形式与美感，超乎于其过渡的实用性。这分明是渗透了一种把日常生活诗意化的审美眼光。
关于小说《桥》的得名，废名在《桥》的序中曾经这样解释：由于《桥》中有一章题作《塔》，“当初也想就以‘塔’做全书的名字，后来听说别人有书日《塔》，于是乃定名日《桥》。我也喜欢《塔》这个名字，不止一回，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地在上面刻几个字。”
废名究竟要在那座没有立起来的“塔”上刻什么字已不得而知，但关于“桥”和“塔”，废名曾说“这两个东西原来是这样有缘法”。我们可以想象在时时进入废名梦乡的乡土幻景中，那座塔终于在桥岸边矗立起来，塔与桥的并置由此构成废名乡土世界最具有意味的审美化形式，正像沈从文《边城》中那座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轰然圮坍最终却又再造起来的白塔一样。而在废名梦中，这座桥边之塔，莫非是他的乡土牧歌记忆的最后的守护神？
“跑反”
1937年抗战的爆发改变了当时作为北京大学讲师的废名象牙之塔里的生活。按规定，北京大学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有资格去西南联合大学，废名则回到了湖北老家。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终在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辗转到了一个乡村学校——金家寨小学教国语。
废名在战乱中直接获得的前所未有的生活经历和经验视野，极大地改变了废名的乡土记忆。战争带给废名一家最直接的经验首先是“跑反”。废名故乡的“跑反”堪比汪曾祺描述的在大后方昆明的“跑警报”，却更多一些久远的历史。在废名创作于战后的以自己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写道：“跑反”这两个字“简直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不然为什么说得那么自然呢，亳不需解释？莫须有先生小时便听见过了，那是指‘跑长毛的反’。总之天下乱了便谓之‘反’，乱了要躲避谓之‘跑反’。这当然与专制政体有关系，因为专制时代‘叛逆’二字翻成白话就是‘造反’，于是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他们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日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他们不问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
废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解释“跑反”及其与“闹事”的区别，并不是热衷于辨析词义及其沿革，而是揭示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其历史内涵的奉富性。“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甚至蕴涵着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的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反而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倒是跑反者每每谈“跑反”而色变。当然跑的次数多了就也并非总是惊慌失措，农人们在跑反的间歇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令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们的冷静。莫须有先生的儿子纯，就是在一次次跑反的经历中伴随着“牛的沉默猪的惶惑”一点点长大起来，逐渐也不用爸爸抱着，而能自己跑反了，最终则学会了把跑反当成新奇的“探访”，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避难，都感到兴奋和喜悦。当然孩子们更多获得的是“避难人的机警，不，简直可以说是智慧”。至于莫须有先生的逃难生涯则使得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他神经更为敏感，脑细胞也特别活跃。逃难的过程中大脑里往往比平时充斥着更多的奇思异想，同时也激活了他的历史感，觉得“写在纸上的历史缺少真实性”，而真正’的历史是在眼前获得现实印证的历史。莫须有先生在跑反的路上，就把自己同民族历史真正联系了起来：
眼前的现实到底是历史呢？是地理呢？明明是地理，大家都向着多山的区域走。但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光景一定都是如此，即是跑反，见了今日的同胞，不啻见了昔日的祖先了。故莫须有先生觉得眼前是真正的历史。
这种把空间（地理）时间（历史）化，并在“今日的同胞”中晤面“昔日的祖先”，都是一种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体验，只有借助战乱的经历才能获得。
“儿童的狱中日记”
前引《万寿宫》中“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的一句描写，揭露了废名小时候私塾教育的冰山之一角。抗战爆发后，废名在老家直接在乡间从事小学教育，这种教书的经历构成了废名对教育问题屡发宏论的资本。
废名对教育的反思是从乡土儿童教育开始的：“莫须有先生每每想起他小时读书的那个学塾，那真是一座地狱了。做父母的送小孩子上学，要小孩子受教育，其为善意是绝对的，然而他们是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到黑暗的监狱里去。”废名因而得出了“教育本身确乎是罪行，而学校是监狱”的论断，这与福柯在诸如《规训与惩罚》等著述中阐释的思想何其相似乃尔。莫须有先生称自己“小时所受的教育确是等于有期徒刑”，并将他小时读《四书》的心理追记下来，则“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
读“赐也尔爱其羊”觉得喜悦，心里便在那里爱羊。
读“暴虎冯河”觉得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