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说：“结婚两年多了，丈夫外出了十个月；我的月经自15岁时来潮，一般都是28～38天一次，只有前两个月30天一次，这次又过35天了。”
医生说：“给你做输卵管通水术。”
女儿问：“月经过30多天了，能通水吗？”
医生说：“什么时间都能通，通完水之后，给你带些坐胎药，保证你生个白胖小子。”
女儿一听非常高兴。
医生接着又说：“三月孩不过年，到春节你就抱上娃娃啦。”
女儿在1993年3月16日，愉快地在南阳某诊所接受了输卵管通水术，术中女儿腹痛难忍，一直大喊大叫，医生给她打了一支止痛针，休息了一天，腹痛好些，发现阴道少量出血，女儿在该诊所买了1000多元“促孕药”，高兴地回家了。到家第三天阴道出血停止，她更高兴，天天期盼着“贵子”的降临。
13天后，即3月29日下午，女儿感到突然腹痛，像刀割一样，刹那间她晕倒在地上。抬进医院，大夫检查后说：女儿怀孕40多天了，怀的是宫外孕，现在已破裂出血了，在肚子里堆积了很多血，需要立即手术，输血抢救。女儿是“AB型”血，血源稀少，赶快到某某血站取来5袋血，给女儿输上，她慢慢地清醒了，大夫、护士忙碌了大半夜，都为女儿转危为安而高兴。
术后第9天女儿出院了，两个多月后，到了初夏的5∽6月份，她开始发烧、咳嗽、腹泻，住了两次医院，自认为手术后身体虚弱，没有在意。
1993年入秋以后，女儿的身体稍有好转，但与以前相比，仍是较差；乏力、多汗。医生诊断为“阴虚”，吃了几十剂中药，身体基本恢复了。
1995年4月女儿怀孕了，全家人有说不出的高兴与喜悦。天天休息，想吃啥买啥，营养品买了一大堆，但她的饮食量一直不好。1996年元月15日女儿正常分娩一男婴，本来是件大喜事，可是婴儿长得太小了，体重只有3市斤8两，又黑又瘦，哭声微弱，吃奶也很困难，经常住医院打点滴。因此，谁也高兴不起来！
5月底女儿又一次病倒了，家人以为她照顾孩子累的，于是请来位亲戚帮忙。女儿休息增多了，但发烧越来越高，有时体温高达40度，烂嘴，不能进食，日渐消瘦，三个月后她变得像个“非洲难民”。这样一来女儿母子二人已成了医院的常客，全家只有5口人，两个慢性病病人，对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花空了多年来的积蓄，而母子二人的病情越来越重。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艾滋病病人的实况女儿一狠心，卖去了家中值钱的物品，拿着5000多元钱，1997年7月14日，让丈夫抱着一岁半的儿子，三口人赴北京求医。在北京检查结果：女儿和儿子害得都是“晚期艾滋病”，她丈夫是艾滋病的带毒者，三口人一下子蔫了，美满幸福的小家庭，眼看就要灯灭、云散！！
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女儿三年前因患宫外孕输了黑血站的2000毫升血。在她输血三个月后已出现过艾滋病感染的“窗口期”症状。由于她们对艾滋病很生疏未能引起注意；我的外孙是母胎传播的，称为“垂直传播”，她丈夫是性传播。女儿全家是极其可悲的，这一血的教训，归根结底，造成女儿输血的病源是宫外孕，造成她患宫外孕的祸根是“庸医”做输卵管通水术。在医学临床上做输卵管通水检查，必须在月经过后7天以内，否则会引起内膜异位症，怀孕会造成宫外孕或流产等。而女儿已停经35天，这位“高明医生”还给她做输卵管通水术，术中女儿腹痛难忍，已说明了女儿患宫外孕是庸医所为。因宫外孕失血过多，抢救时大量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可怜的无辜者，被艾魔夺去了女儿三口之家的生命！
他和他快要离开人间的妻子和家人我的外孙在1997年12月21日死去了；女儿痛不欲生，病情加重。1998年元月5日她也走完了28岁的人生历程；她丈夫从此一病不起，而又被艾魔煎熬了一年多，1999年2月17日也命归黄泉。我恨透了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更恨那些为了骗钱，专治不孕症的庸医们！
我自28岁守寡，那时女儿才3岁，而我们母女相依为命，含辛茹苦，把女儿拉扯成人。现在女儿及全家三口都被“艾魔”夺走了，留下我这年过半百的“孤寡老人”，终日以泪洗面。我已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恳求笔者（您）把女儿全家受害的情况公布于世。因艾滋病病毒污染血源，（血站、血库）造成艾滋病病毒凶残的传播，这不会是偶然的一例或几例，更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的悲剧，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冰山的全面目，谁又能知道呢？某某血站供出了多少血，害了多少人？类似这样的血站又有多少呢？警告世人要对艾滋病设防。我希望作者（您）不要透露我的姓名和地址。
某某
2000年3月
笔者看完何母来信之后，愤恨不已。类似这类事情太多了。
2000年10月31日，我们一行三人赴程老村，该村是艾滋病重灾区，那里的赵医生，走村串户，多年来为艾滋病病人送药、打针、输液，每天置身于艾滋病病人身边，为他们尽心尽力地服务。这天上午我们找到赵医生询问艾滋病病人的情况时，他一连说出几十人的姓名，其中已死去的有十几人，他还指着对面的小理发屋说：“理发店的老板才32岁，前天才死。门口流泪的老太太是他妈。”
赵医生热情地骑着摩托车，带我去村里看看。翻过几道沟和水坑，半小时后，我们到了一户老夫妻家。两位老人均已80多岁了，身体还好，老太太正在院内扫地。老汉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院里，指着三间瓦房说：“这房是娃们卖血挣钱盖的，他俩走了，我俩守着这座房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过日子，俺俩年纪太大了，不能下地干活，全凭亲戚们救济粮食吃。”老汉还指着赵医生告诉我：“娃有病时吃药欠诊所的钱，一年多了也没有还上。”这里的艾滋病太多了，乡亲们一直欠账，诊所也支撑不住要关门了，这个情况赵医生曾向我谈起过。看着两位老人泪眼婆娑，赵医生向我解释：“这两位老人怕咱们是来要账的……”。
说话间，蹦蹦跳跳地进来了两个蓬头垢面的小孩，有八九岁的样子。他们一进门就嚷着要吃馍。老太太流着泪说：“今天没有馍，锅里只有黄糊糊（玉米粥）。”两个孩子也不说什么，掂起碗来争着往碗里盛粥，盛了一大碗粥蹲在墙根，大口大口地吃，没有菜，更别说肉了。我们看了非常难过，准备告辞。我拿出两张50元的人民币递给孩子。老太太说：“天冷了，孩子还没有棉袄，这下可好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两个孩子还光着小脚……
老汉送我们出院门时说：“俺俩年龄太大了，能活几天呢？孩子的姑姑、叔叔都因艾滋病死去了。他们有个姨，家里孩子多，生活也不好，她也害有那个病（艾滋病）。”走了很远，我内心还很难平静，他们太难过了。
赵医生说这两位老人和孩子都去市里防疫站化验过艾滋病抗体，都是“阴性”，他们未感染艾滋病。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去了张坡楼，见到了张庭豪和他的奶奶。小庭豪才4岁，父亲因艾滋病已死一年多了，母亲改嫁不知去向。小庭豪68岁的奶奶带着她生活，奶奶一对小脚，不能下田间劳动，只能靠他姑姑送些粮食生活。周围的人们谁见谁躲，怕他带有HIV病毒，有些人甚至连话也不敢对他说！我问庭豪的情况，村医告诉我说他们检查过了，他们的艾滋病抗体都呈“阴性”，他们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
午后我们又走进另一村庄时，路上遇到两个小孩。相距十几米小孩就和我们招手，我问，这孩子为什么这样好客，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说：“她父母都因艾滋病死了。男孩10岁，女孩6岁，现在跟着他们65岁的奶奶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外来人会援助他们，所以他们特别欢迎外来的陌生人。”
这些老人们，不但个人生活无着落，而且还要负担子女留下的遗孤。面对现状，他们很无奈，只会痛哭。有人问现今有多少这样的老人，我只能实话实说：太多了，无可计数。他们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弱势群体，人们呵！关心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吧！
第二章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艾滋病病人的实况7 两对夫妻的“毁灭”
1999年9月的一天，我在某艾滋村，初次见到大程二程时，他们身体状况较棒。大程的妻子张珍身体较弱，但精神还好，说不出有什么疾病，他们结婚十多年了，有三个孩子。
村里人告诉我说，不幸的是大程夫妻和二程，他们从1993年到1995年多次在县内血站卖血。前几天，他们在县防疫站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三人均已感染艾滋病，而三个孩子均为“阴性”，说明没有艾滋病。
“血祸”带来诈骗灾
尊敬的高教授：
您好！
您寄来的300元爱心钱早已收到。本应该及时给你回音，但因我爱人张珍身患重病，在驻马店医院救治；实在抽不出空写回信，因此一直拖到今天，心里实在抱歉。
尊敬的高教授，您寄来的不仅仅是300元钱，在我们的心里，它不仅仅是钱，还是一片爱心。你我一无亲，二无故，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您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予我们无私的奉献，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动万分。我们夫妇和儿女们都将永世不忘您的恩德。
农村有句俗话叫“饱汉子一斗，饿汉子一口”。您在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寄来的钱，对有钱人来说是不惊人的，但对我们这个经济十分困难的家庭来讲，真是雪中送炭。因为没有一分钱，医院就不给一分钱的药。您寄来的钱可以说是救了我妻子的生命，延长了我妻子的人生道路，使我们的家庭多一天的团聚。因此，我们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对您的感激之情。只能汇成一句话：“尊敬的高教授，您的爱心我领了，我们永远难忘您。”
最崇高的敬礼！
某某
2001年7月28日
2000年3月我第二次去时，大程妻发烧，阴道出血已3～4个月了。大程对他妻子很好，整天领着她看医生、吃药，只要听说能治这种病，他就去看，去取药吃。没钱了，把家中能换钱的东西都卖了，弄得家徒四壁，能借来钱的地方，他都借了，能要的钱都要了，还欠下3万多元钱的债。
大程和妻子张某都害了艾滋病，他们有三个孩子，为了活命他们到处求医。大程为了给妻子治病，花空了所有的积蓄，三个孩子因无钱交学费，都辍学了。
2001年全年我曾给过他4次钱，共1050元。他拿着大把的钱找骗子给妻子买药酒喝，喝晕了再去卫生室输液、买药丸吃，吃得拉肚子下不了床，可是最终她的病也没有被治好，于2002年元月20日死去。
2002年3月30日大程带着他8岁的女儿明明来到了作者家里，他形容消瘦，已出现了恶液质。大程对我说：“高老师，他妈走了快百天啦。我也快走了，这是我最小的女儿明明，才8岁，请你给他找个吃饭的地方，她饿不死，我在阴间也放心了。”小女孩明明站在那儿一直流泪，孩子很瘦小，一点儿也不像8岁的孩子。大程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化验单给我，上面写着“程明明，血艾滋病病毒抗体‘阴性’”——孩子无病。
正巧，我有个中学同学苏老师在场，她的女儿不会生育，已40多岁了。苏愿将孩子领到她家抚养。第二天大程临走时说：“我把明明带回去，到她妈坟前烧个纸，给她说一声，我把明明再送回郑州来，同时带来她的户口。”苏老师很高兴，当即送他路费，并租车送他到汽车站。大程到家第二天因病情加重，已不会说话了。
2002年4月10日，大程少气无力地打来电话说：“我这几天好一些，待能走路了，我把明明送给苏奶奶，请告诉她，一定要收下明明！”5月14日大程死了，他临死时一直念叨着说：“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在他身后还留下几万元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