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第6部分

　　　　　　　　　　　　　　　　　　　　　　　　　　八


　　　　我自认是个超脱的人，在长期危险动荡的生活中，在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中，养成了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沉着性格，因而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期下水的朋友们已先后纷纷落网，我却始终逍遥法外。可这一次，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当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遇到吴迪，我终于失去了冷静。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忘掉了吴迪，并克服了由于内疚带来的烦恼产生的想去找她的阵阵冲动。亚红和方方也不再对我脸上的青肿冷嘲热讽。那天晚上，我和方方穿着警服闯进一家饭店十层的一个套间时，惊愕地发现，那一对如火如荼的男女中有一个竟是吴迪。她推开那个臃肿的商人，赤裸裸地坐起来，抱膝看着我。我不能说她那副表情有点“洋洋得意”，但肯定毫不慌张或者“感到难堪”，准确地说，“挺友好”。我什么也没说，头脑昏了。那个肥胖的商人提抗议时，我殴打了他，无情地、置其于死地地殴打了他。接着一个人冲出了房间。我在“白茹”车里不开灯坐着，过了会儿，方方匆匆赶来，坐进车里，正要发动汽车开走，我用刀顶住了他。
　　　“这事是你干的？”
　　　　他的手扶着方向盘没动，转过脸面无表情地说：“不是，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刚才的场面。”
　　　　“那是谁？”我咆哮起来，“谁把她卷进这种肮脏的勾当？”
　　　　“不知道。”
　　　　
　　　　“去找亚红。”
　　　　“据我所知，不是亚红干的。”
　　　　“那去找卫宁。”我咬牙切齿地说。
　　　　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
　　　　
　　　　“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
　　　　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
　　　　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
　　　　“没你的事。”
　　　　“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吴迪对我说：“这事跟卫宁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回去吧。”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
　　　　“是她来找我的，说她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也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我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
　　　　“你也跟她睡了吧？”
　　　　“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
　　　　“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我可以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的啪啪响。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笑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从不叫我的名字，一口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
　　　　“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执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警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屁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们也得停止活动，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
　　　　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和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我扳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
　　　　“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我，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拧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楚一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姣好、美丽，又充满深深的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

　　　　“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转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
　　　　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
　　　　“有事吗？”
　　　　“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
　　　　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刚罚走五千元。”
　　　　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铐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铐，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　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
　　　　“把他们带走。”
　　　　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牢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经过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团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　在预审和起诉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下　　篇

　　　　　　　　　　　　　　　　　　　　　　　　　　　　一

　　　　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了。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注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我在医院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于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亲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不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的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算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入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子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窗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
　　　　“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
　　　　“……你当时在场？”
　　　　“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搭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像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ＣＣ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
　　　　我点头。
　　　　“可惜。市局人说，其实她不死没事。她是你们裹进去的，顶多劳教两年，辩好了，当庭释放也没准。想不开，害怕，岁数太小，挺好的小妞就这么完了。”
　　　　我没说话，递给片警一支烟。抽了会儿烟，我问：“你说当时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像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