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与“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反上派黄万里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关于水库的运用，他说，最经济的是在7月把库水放到死水位，7～9月全部有效库量专为防洪用。7、8月份可以靠自然雨量来灌溉，用水库预防这时的大旱是不值得的。最后他谈到了建坝将破坏河沙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无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也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同时在坝的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他说应该刷沙出库，而不要故意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流入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到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是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坝底留出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要少一些），沙将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所以他认为，应该把泥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办法排下去，也应该留下底孔，或用其他方法以后把沙排下去。
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四十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验证了黄万里的预言（图）
黄万里晚年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勇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看法，而且坚韧不拔，从对千秋万代负责的高度看问题。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五十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
面临威胁。
时间也验证了低坝派的观点。由于陕西省反应强烈，1958年4月，周恩来曾主持召开三门峡水库现场会。为了上保西安，将大坝定为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1960年蓄水，汛前水库高程为335米，近期最高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调整后，三门峡水库的实际运用也没达到温善章主张的335米高程。
1964年6月，水电部在三门峡现场讨论了工程改建方案问题。会议上汇报了人造洪峰期
间渭河下游的淤积情况，三门峡水库淤积延伸的部位。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周总理于12月18日作了总结讲话。他讲：“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讨论三门峡枢纽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况总会好一些。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要有全局观点。”
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确保，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
应该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以上淤积最为严重的是汇流区，汇流区的严重淤积使黄河洪水倒灌渭河的概率增加，使渭河口河水倒流，往往造成渭河口的淤堵，形成严重的灾害。黄河洪水对渭河的倒灌使渭河入黄口门不断地向西倒……
渭南水患，移民困难，这个决策错误造成的仍在流血的伤口，什么时候才能愈合呢？
三门峡的代价
王维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写道：“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
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来支持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八台13。75万千瓦的发电机，装机总容量为110万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五台5万千瓦的机组，装机总容量为25万千瓦，只好把已装上的电机拆卸下来，运到别处。现在三门峡水电站已再经改装，装机总容量为40万千瓦，但一直未能达到设计的满负荷运转，从投资的角度讲，谈不上多大经济效益。打开施工堵死的导流底孔的代价就是每个1000万元（当时一斤白面的价格是0。18元）。更重要的是，大坝使上游泥沙淤积，洪灾有增无减。2003年陕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其所造成的后果即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洪灾，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如此之高的代价要是也能以“交学费”来轻巧自慰的话，那也该看看是不是从中真正学到了点什么吧？
胡耀邦的反思与张含英的自责
原湖南省教委负责人朱尚同曾在《百年潮》上撰文，回忆1998年冬他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话。胡耀邦说：
“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
“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
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认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
据《怀念耀邦》第三刊载，胡耀邦还说过：“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的思想意识。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成了右派。”胡耀邦这里说的自然科学专家就是黄万里。
据曾昭奋先生在2002年纪念黄万里先生的一篇文章《江河万里》中说，原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曾对三门峡的错误有过自责。除了张老之外，几十年来，人们听不到别的官员和专家就三门峡工程说过检讨的话”。
喷出热血地爱人
黄家三代大丫头
在家庭生活中，黄万里更是富于情趣的。1956年假期，他领到一笔稿费，就带全家到青岛海滨度假。据黄万里的二女儿黄无满回忆：
到清华后，我爸爸写自己的书，还翻译苏联的学术著作。他是学英文的，解放后又学俄文。那时，清华有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叫安德烈娃，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我爸爸晚上去向她学俄文，学完俄文后，就翻译那些俄国的东西。他又写书，又翻译，拿了很多稿费。
1956年，那时候还没反右，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这一年，他拿了稿费特别高兴，暑假带着我们全家上青岛。我们姐妹六个都去了，那个小弟弟，也就是很小就过继给叔叔黄大能的黄鲁淳，也把他从叔叔家接过来，一起去了。现在唯一的一张在青岛的全家福是我们花钱让当地的摄影师给照的。
如果说黄万里在对待钱的问题上可能受美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在伦理上，他受儒家影响很深，大家族的观念是他生活的另一面。他有钱时，就请亲戚在北京有名的饭店聚餐。1957年春，黄万里拿了一笔稿酬，正赶上长女黄且圆十八岁生日，黄万里就做东请黄家在京的亲戚在一块儿吃饭、照相。在家庭影集里，有一张黄万里题名《黄家三代大丫头》的照片，就是那次照的。由此可以依稀看到，当年黄万里家庭的生活是多么富有情趣啊！
据黄无满回忆：“黄家三代大丫头，是我爸组织照的。这三代大丫头是我爷爷黄炎培的大妹妹黄冰佩、大女儿黄路和黄家第三代中的长女黄且圆。后来，他还组织黄家三代二丫头也照了相。这三代二丫头是我爷爷的二妹妹、二姑姑跟我。我不知道那张照片去哪儿了。我爸特爱干这些事。如果没有反右，我们家的面貌就全不是这样。”
可惜的是现实生活里没有“如果”，短暂的欢愉和平静刚尝到点甜头，1957年的反右风暴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刮起来了。
胡家博被打成“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
据黄万里当年的年轻同事、党员胡家博回忆：我与黄先生相处了几十年，感受到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面对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要坚持，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195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到1957年才工作两年，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教研室里，黄先生是主任，我是秘书。按当时一般的观念和学校的体制：教研室主任都是较老一点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教授，科学秘书则是党员干部。实际上，所有的事大都是科学秘书说了算。今天开什么会，党支部研究好了，科学秘书到教研室主任家里通知一下，然后，再通过教研室主任的嘴说出来的。有人说这是“秘书专政”，实际上就是这样。尽管我们这些人是党组织培养出来，并且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但一旦我作的独立思考被认为超出轨道，就一样要受到批判。我就是因为对批判黄万里的做法不满意，在多种场合为黄万里辩护而被划为右派的。
我说：“他黄万里虽然话说得难听，但不能说他主观意识上就是反党。”结果我被说成是“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受黄万里腐蚀的党内年轻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其实，我只不过是从心底里敬佩黄先生的为人和学问，他对我这个年轻助教和许多年轻人很关心，很随和，指导我们学习、研究、译书、写文章，有时还一起玩，请我们吃个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