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德国军乐队低音伴奏混杂在一起。飞行员们有的在玩牌，有的在懒懒散散地躺着，唱片放完了，有人再把唱针移到开头的地方。
芬顿躺在斯鲁特的下铺，看一本全是姑娘的杂志。斯鲁特探下身子，问他《元首的脸》这支小调怎么样。芬顿打着哈欠说，希特勒那混小子听了会不舒服。斯鲁特从上面爬下来，坐到了上尉旁边，向他倾吐了自己对屠杀犹太人的心情，并且气愤地表示，要是这类歌曲也能使人感到愉快，那就难怪没人肯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了。
比尔•；芬顿一面翻着裸体女人的画页，一面若无其事地说：“胡说。老兄，谁会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些德国人也真怪：竟会去追随希特勒这么一个疯子。他们中间有很好的飞行员，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个祸害。”
戈培尔开口说，
“世界和宇宙都是我们的。”
我们就喊万岁（噗哧！）
万岁（噗哧！）
对准戈培尔的脸。
戈林开口说，
“他们休想轰炸这地方。”
我们就喊万岁（噗哧！）
万岁（噗哧！）
对准戈林的脸。
“但是又有谁能帮得了犹太人的忙呢？”芬顿将杂志扔到一边，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会有五千万人送命。日本人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打中国人。你知道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中国人？没人知道。也许一千万，也许更多。你到过印度吗？那是个炸药桶，英国人捂盖子是捂不了多久的。印度一旦爆炸，你就会看到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祆教徒都会相互残杀，杀得地狱也容纳不下。德国人杀的俄国人比犹太人还多。老兄，这世界是个屠场，向来就是个屠场，而那些混账的和平主义者恰恰就没把这点放在心上。”
难道我们不是超人？
纯粹的亚利安超人？
啊呀呀！我们是超人，
超级的、道地的超人！
芬顿听了自己这番话心里很高兴，更加来劲了。他坐直起来，拍拍斯鲁特的肩膀说：“告诉我，难道斯大林比希特勒好些吗？我认为他也是杀人犯。可是我们还是把我们生产的一半轰炸机飞到那里送给他——免费，无偿，什么都不要。有些非常好的飞行员还因此送了命。我现在也是在玩命。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这一边的杀人凶手，就是这个理由。我们正在干的不是为了人类、为了俄国或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为了救我们自己的狗命。老天在上，我为犹太人感到难受，别以为我不是这样，对他们我们实在爱莫能助，只有把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
所以，我们喊万岁（噗哧！）
万岁（噗哧！）
对准元首的脸。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第四十九章（5）
在蒙特利尔郊外庞大的加拿大空军基地，斯鲁特打电话给欧洲事务司，司长告诉他立即在蒙特利尔飞机场赶乘去纽约或华盛顿的第一班飞机。斯鲁特打电话的时候，芬顿正走过电话亭，手臂上挽着一位穿着红色狐皮大衣、身材高高的漂亮姑娘，这姑娘走起路来屁股一步一扭，一双绿色的眼睛死盯着芬顿，像要把他吞下去似的。芬顿手上夹着一支在冒烟的雪茄，漫不经心地朝斯鲁特挥了挥手，会意地咧了咧嘴，就走过去了。短促的一生，快乐的一生，斯鲁特脑子里闪过一个辛酸的嫉羡念头。
斯鲁特出乎意外地高兴，他居然对于DC…3飞机的起飞和穿过厚厚的云层爬升都毫不在意了。这架客机看上去实在大，舱里豪华，座位宽舒柔软，女服务员又是如此迷人，倒像是在乘坐“玛丽皇后号”邮船，而不是在乘坐飞上天去的东西。他说不清楚是由于上次乘坐轰炸机使他害怕飞行的心理麻木了呢，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是神经失常，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不管怎样，不再害怕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他从报摊上匆忙买来了一份《蒙特利尔报》。现在他摊开报纸，头版上就有一张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米拉的照片，他不由得坐直起来。他们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塔茨伯利穿着一件肥大的士兵工作服，咧开嘴高兴地笑着，帕米拉穿着便裤和衬衣，神情消瘦委顿。
基德尼山脊的日落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伦敦无线电通讯。这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电讯是英国著名记者的最后一篇报道，是他在阿拉曼触发地雷身亡之前不久口授的。未完成的初稿后由他的女儿和合作者帕米拉•；塔茨伯利整理发表，现经伦敦《观察家》特许转载。
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悬挂在黄沙起伏的远处地平线上空。沙漠的寒夜已经开始降临基德尼山岭。这片灰蒙蒙的沙丘高地这时候已人兽绝迹，留下的只有死人，还有两个情报官和我。甚至连苍蝇也飞走了。早一些时候苍蝇还云集在这里，黑压压的一片麇集在尸体上。它们纠缠着活人，成群结队地停留在人们的眼睛边和湿润的嘴角边，吸吮着人们的汗水。当然，它们更喜欢死人。明天太阳爬上对面的地平线时，这些苍蝇又会回来继续它们的盛宴。
在暮色已临的一片红光中极目望去，惟见遗尸遍地，在这里战死的不仅仅是这些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非洲军团也在阿拉曼这块土地上死亡。非洲军团是一个传奇，是一个能攻善战的敌人，它是一个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光荣，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值得我们与之一战的劲敌。现在还不知道隆美尔是否已经死里逃生，也不知道他那些被击溃的超人士兵是否会被第八军一网打尽。反正非洲军团已全军覆灭，被英国的武器一举粉碎了。我们在这里，在非洲西部大沙漠胜利了，一个堪与克雷西、阿让库尔、勃伦海姆和滑铁卢战役 媲美的伟大胜利。
骚塞 的《布伦宁战役》中的诗句在这里，在基德尼山脊上，回荡在我耳边：
人们说，胜利后的战场
是一幅怵目惊心的景象，
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尸首
在烈日下腐烂，
可是你须知道，一场著名的胜仗之后
一定要有这样的现象。
尸体确实多不胜数，看了使人怵目惊心，但更为显眼夺目的是，在这片奇异的美丽荒原上，炸毁和烧毁了的坦克遍地都是；蜷伏着的残骸伸出长长的炮筒，在柔和的灰白色、棕褐色和粉红色的广袤沙地上，投下延长的青灰色影子。这里是一幅同基德尼山脊最不协调的情景：在原始荒凉的沙漠旷野里，到处是一堆堆被击毁的、翻倒的二十世纪机器；而在人们的想象中，这里应该是古代身穿盔甲的勇士们骑在骆驼上、战马上或汉尼拔大象背上作战的情景。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第四十九章（6）
这些士兵和机器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葬身沙场的呀！是什么不寻常的接踵演变的事件把这些年轻人从来因河畔和普鲁士、从苏格兰高地和伦敦、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送到这里，在这遥远的非洲，在这干旱和荒凉得像月球一样的地方，用喷火的机器相互厮杀？
然而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标志，像这样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过。这次战争的战火燃遍了全球，像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战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比比皆是。人们离乡背井，被送到不能再远的地方，带着人类为之骄傲的勇敢和耐力，用人类为之感到羞耻的可怕的器械相互残杀。
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坐吉普车回开罗去，在那里我将口授一篇我在这里所见的电讯。现在太阳已接触地平线，我看到离我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两个情报官员正从一辆炸毁的德国坦克里往外拖一个驾驶员。这个德国驾驶员浑身焦黑，头已经没有了，只剩下身子、手臂和腿，一股臭猪肉的气味，脚上穿着一双漂亮的靴子，只烧焦了一点儿。
我感到十分疲惫。有一个我所厌恶的声音对我说，这次战役是英国在陆地上所取得的最后胜利，我们的军事历史可以拿这一堪称最辉煌的胜利作为终结。取得这一胜利主要依靠不远万里从美国工厂运来的机械。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作战，英国士兵将一如既往，英勇地去战斗，但战争的主动权正从我们手中消失。
我们人数少，力量弱。现代战争是对工业的一场血淋淋的、叫人为之胆寒的检验。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在一九○五年就超过了我们。我们是全凭毅力撑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今天地球上的两个工业巨人是美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已不是它们的对手。现在它们已从出其不意的挫折中振奋起来，从事征战了。托克维尔 的预想行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它们两家将要瓜分天下。
在基德尼山脊下沉的太阳是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沉落的，我们还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沉落。我们的帝国是在探险家们的技能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义勇骑兵的骁勇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天才的创新精神中诞生的。我们抢先起步，潜据世界前列已长达二百年之久。我们陶醉于庞大舰队保护下的长期太平盛世，我们认为这种太平盛世会永世长存。于是我们昏昏入睡。
在这里，基德尼山脊上，我们抹去了嗜眠症带来的耻辱。如果说历史就是兵戎相见，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体面地退出这个舞台；但如果历史体现了人类精神向世界自由迈进的进程，那我们就永远离不开这个舞台。英国的思想、英国的制度、英国的科学方法将以新的面貌在其他国家为人们指引道路。英语将成为这个星球的语言，这一点现在业已肯定无疑。我们已经是新时代的希腊了。
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可是新时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对此我还不能十分肯定。即使能肯定，那么卡尔·马克思，这个传播经济上的伊斯兰教、一文不名的穆罕默德，他的嘈杂聒耳的教义就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理论上的。他的基督启示录式的幻想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对他的盛情接待中创立的。他阅读的是英国书籍，生活靠英国的慷慨大度，写作得到英国自由的保障，同英国人合作，死后葬在伦敦的一个墓地里，而这一切人们都忘记了。
太阳落山了。夜幕就要降临，寒冷顷刻将至。两位情报官员招呼让我搭他们的卡车。靛蓝的天空中涌现出第一批星星。我最后朝阿拉曼战场上的死者环顾一眼，轻声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祈祷，曾几何时，这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在托布鲁克的咖啡馆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丽丽。玛琳”，搂着同一批卖笑姑娘。现在他们一起躺在这里，他们的青春欲望已经冰冷，他们的思念家乡的歌曲也沉寂了。
“嗨，这件事可真是下贱作孽！”
小威廉明妮说。
“不，不，我的小姑娘！”他说——
帕米拉•；塔茨伯利写道：正当我父亲用惯常韵味背诵这些诗句时，电话铃响了。是叫他去会见蒙哥马利将军的电话，他立刻去了。可是第二天上午一辆卡车却送回来了他的遗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备役军官，他被葬到亚历山大郊外的英国军人公墓里。
伦敦《观察家》要我续完这篇文章。我试了试。我虽然还有父亲手写的三段笔记手稿，但我写不下去。我只能为他续完骚塞的诗句，我父亲战地报道的生涯也就是以这句诗结束的——
“这是一个著名的胜利。”
这时飞机在恶劣天气的上空嗡嗡飞行，天空明亮湛蓝，阳光照射在覆盖大地的白云上，使人目眩。斯鲁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他心里在想，从伯尔尼一路来，不仅仅在距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里，在中立的舒适气氛笼罩下，对犹太人的关怀好似一株疯长的植物在他心头成长。现在他已回到现实中来了。
如何才能唤醒美国的舆论呢？怎样才能摆脱“元首的脸”那样的傻笑、芬顿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和“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文章竞争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绘了一场大屠杀，但对欧洲犹太人来说，不存在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机会。他们手无寸铁，根本谈不上战斗。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想也没想到，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们要转而去想别的东西。现在有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性戏剧供人观看，这是一场赌注下得最大的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