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6亿吨以上是完全可能的。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在全球性粮荒时代，庞大的粮食出口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
1．压低粮价控制不了CPI上涨
一种普遍被认同的说法是：粮食价格上涨，什么都会跟着涨；控制物价，必先控制粮价。现在的状况是，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据农科院黄季琨教授数据：2007年7月到2008年6月，全国猪肉价格月同比增长幅度平均达到71％，食用油为40％，蔬菜为23％，粮食仅为5。3％。
另据河北大午集团数据：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什么都涨疯了，只有粮食价格非常稳定。
2007年年底，北大、清华等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都作出了CPI已经见顶或即将见顶的预测，但实际情况却与此不符。2007年7月份以后，由于CPI一直在高位运行，政府面对高CPI压力，采取的措施似乎主要有两个：一是释放库存，压低粮食价格；二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收紧流动性。虽然政府压低市场粮价非常成功，但CPI并没有因为粮价下降而回落，反而居高不下（年初计划控制在4。2％，前两个季度实际达到8％左右）。
为什么政府唯独压低市场粮价取得成功而其他商品价格却一路狂涨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政府要低CPI，粮食企业要低价收购农民即将丰收的夏粮，低粮价是政府和企业〃合谋〃的结果。说穿了就是政府和粮食企业现阶段都需要压低粮价，以低于政府规定的〃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夏季新粮。假如只有政府想压低粮价，企业不愿意，政府想压低粮价是难以做到的。
在粮价稳定而其他商品价格照样疯涨的事实面前，粮食价格被强行控制在地板价位，难免有牺牲农民利益之嫌。据湖南等地的调查，现在农民种植水稻几乎无利可图了，我很担心，中国农村会再现20世纪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使党中央〃扩大内需、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决策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2．新粮收购前，大幅提高保护价
2008年夏粮〃保护价〃和2007年相比，提高了4％―9％。面对国际粮价远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局势，一些农民会〃惜售〃，导致夏粮实际收购价格有所上浮，但更多农民急于要钱投入下季生产，不得不屈服于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的价格联盟，依照〃保护价〃贱卖手中的新粮。
当国有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之后，往往会有一些经济学家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理由会相当充分。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中国低粮价补贴全世界，防止粮价出现报复性反弹而导致恶性通胀危机，粮食涨价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等等。这些理由确实相当充分。
从理论上讲，这叫垄断性涨价；从实践看，2007年就多次出现过涨价。如食用油大涨价、牛奶大涨价、方便面大涨价、大豆大涨价等等。不是一步一步地慢慢涨，而是在收购农民手中的原料之后突然涨价。
与其这样，不如在夏粮收购之前就提高保护价，让农民得到涨价的好处。我建议，新粮收购前，立即提高保护价，在上年基础上提高30％。好处在于：农民可以分享涨价的好处，有利于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有利于扩大下季度粮食播种面积，有利于增加农民对秋粮的投入，有利于中长期粮食安全和市场价格稳定，有利于抑制日益猖獗的粮食走私等。
3．粮价上涨从未推动过CPI失控
也许会有人担心粮食保护价上涨了，会使CPI失控。其实这是缺乏依据的主观判断。
粮食收购保护价上涨30％，不等于市场上销售的大米和面粉等一定要上涨30％。以稻谷为例，稻谷收购价提高30％后约为0。95元/斤，对应的大米价格应该以不超过1。6元/斤为合理，而市场现在的大米均价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因此农民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有上涨空间，需要管制的是加工企业和与此相关环节之间的暴利。
目前猪肉价格是18元/公斤，肉粮的转换比率以1：4算（过去没有配方饲料时，4斤稻谷或小麦或玉米足够生产出1斤猪肉），对应的稻谷或玉米价格应该不低于2元/斤，而提高30％的粮食保护价还不到1元/斤，因此粮食价格上涨30％，并不必然推高猪肉价格或导致生猪生产下滑。或者说，假如1元/斤的粮食价格下养猪无利可图，绝对不是粮价高造成的，是另有原因。
历史上的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的粮价是绝对管制的，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为0。24元/斤，上涨超过100％，而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同样也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是在通胀出现之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高达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历史上的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恰恰相反，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
4．过低的粮价加剧通胀
退一步讲，我国粮食价格一直都是管制状态，所以不可能出现由粮价过高引起的通胀，粮价上涨引发通胀是主观误判。事实上，过低的粮价加剧了通胀的后果。因为低粮价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以致农村市场萎缩。通胀和农民购买力下降同时出现，两种严重后果不可避免：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工业产能过剩；二是城乡发展失调，〃三农〃发展严重滞后。
后果还可能有：蜡烛型经济、积极财政政策依赖症、通胀。
三、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缺粮引起了全球性恐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需求正呈刚性增长；与此同时，也正经受着耕地面积减少、自然灾害、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下降等风险。
中国粮食供给和价格目前风平浪静，温家宝总理也底气十足地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么，温总理的底气是否可持续下去呢？这要取决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可持续性。
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第四部分 5。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
（一）为什么种粮不积极
中国粮食供给和价格目前还算风平浪静，是否能持续下去呢？这取决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可持续性。粮食生产在中国农民心目中正出现越来越不重要的趋向，粮食生产在农业中也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我认为，有八大因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第一，种粮与种经济作物相比，效益差距仍然较大。目前，粮食与蔬菜效益比为1∶4，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农民一般都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而放弃单纯的生产粮食。
第二，粮农所需资金和组织资源匮乏。只种粮食，而不分享粮食产业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收益，农民是很难持续生产粮食的。要想分享粮食产业各个环节的收益，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农民为主体的经济组织。但现实却是，小农仍旧分散，私人企业受到更多的扶持，占有产业链上的多数利润。
第三，生产资料涨价始终快于粮食涨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价格总体上涨了4倍，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1995年前后一度出现种粮亏本的局面，引发粮农大量撂荒，并随后导致粮食产量由1998年的5。13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3亿吨。2002年以后各年，粮食价格上涨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也基本同步，并带来了连续4年的粮食增长。2007―2008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大高于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这会再次引发粮农撂荒或改种非粮食作物。如果不果断扭转这个趋势，势必造成粮食产量再次进入下降轨道。
第四，农村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2002年，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工价不超过20元/天，今年则达到了60元/天。由于农村短工（壮劳力）价格高于城市，很多种植双季稻的地区，不得不改为单季稻，或选择不用壮劳力即可种植（养殖）的农业项目，从而被迫放弃粮食生产。农村已出现了主要劳动力搞副业、次要劳动力搞主业和主业副业化现象。粮食生产在农民心目中有越来越不重要的态度趋向，粮食生产在农业中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
第五，粮食保护价难以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虽然最近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已经上涨了200％，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多，但国家今年出台的粮食保护价只比去年上涨了9％―10％。保护价政策实际并不保护农民，只是政府宏观调整的手段。
第六，农田水利服务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功能严重衰退。1949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由1。13亿吨增长到5亿多吨，除1980―1984年外，支撑粮食持续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完备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但最近十多年，农田水利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不被重视，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功能在严重退化之中。
第七，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制度，实际制约了土地流转和种粮能手积极性的发挥。除东北等极少数农村外，我国农户占有的责任田几乎都是〃8亩9块〃的状态，随着承包法30年不变的规定生效，没有便利于承包地整合和流转，而是更难了。假如张家要出去打工，想将自家分散在不同地方的9块地全部转包出去，这几乎是无法操作到位的。所以，只能选择〃离乡不离农〃——打工和种地兼顾。有种地经验的农民，虽然规模种植的愿望强烈，但很难接手成片流转的土地。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土地生产潜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掘。
第八，政府垄断土地非农用权力，不利于调动农民保护土地和造地的积极性。土地的自然供给是固定的，但农民是可以通过土地整治和地力培养而增加土地经济供给的。我国1949―1981年，粮食产量由1。13亿吨增长到3。04亿吨，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主要靠农民增加土地经济供给实现。
（二）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我国改善土地经济供给的潜力还很大。例如，扩大复种指数，我国至少可以增加5亿亩种植面积；再如，我国村庄占地3―4亿亩，如果农民整理村庄节约出的非农地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交易，至少可以激活2亿亩存量土地；此外，我国的荒地、沙地、盐碱地、滩涂地面积还很大，如果农业比较效益提高或得到政府补贴，这些废地都是可以逐步得到利用的。只要政策正确，我国不仅可以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还可以增加数亿亩播种面积和储备数以亿计的集体建设用地。
经济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守不住18亿亩耕地〃红线〃，也没有必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其理由是粮食可以依赖进口，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会妨碍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才有利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也有利于农民进城和粮食等农产品安全。
首先，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地比例偏高。根据学者马慧的研究，如果武汉市用地合理布局，适当增加楼层和地下设施，可节约耕地60％以上。如果拿北京同东京相比，两个城市的辖地面积基本相等，但东京人口容量为2600多万，是北京人口的两倍多；此外，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土地100多万亩，空闲土地82多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0多万亩，以上三类土地总量近400万亩；我国的工业开发区，还有40％的土地还没有开发；此外，沿海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将至少有1/10的厂房和出租屋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可见，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的土地供应不是过严，而是过松。
其次，城市化的结果应该是节约土地，不仅要守住18亿亩〃红线〃，还应该抬高〃红线〃才是。从理论上讲，城市化应当有利于节约土地、增加农地，而不是相反。如果进城人口按每人需要交通、居住、工作、公益设施等用地0。25亩计算，未来30年有6亿农村人口进城，需占地1亿亩。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减少6亿，通过村庄整合、产业集群和土地整理，至少可以〃节约〃2亿亩耕地。农村腾出的土地要多于城市化占用的土地。城市化应当是有利于18亿亩〃红线〃抬高，而不是降低。但是，我国的30年城市化进程却恰恰相反，这恰恰说明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