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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且不对客观事实作出评价，先看意识形态（包括一切观点和理论）是怎样一种客观事实。恩格斯在上引给梅林的信里对意识作为“思想材料”是这样说的：
“……历史思想家们……在每一科学部门里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以前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以外的事实也能作为并发的原因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本身也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结果。于是我们便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13）
这里所说的有两点，第一点是每门领域以内有独立形成和独立发展的思想材料，也就是专业知识储备。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否认。第二点是本领域以外对本领域发展有影响的那些事实（实指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也被认为是思维过程的结果。这却是歪曲客观事实的唯心史观了，这种情况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起于社会分工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是这样说的：
“……分工制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14）
这种社会分工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要继续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专职工作者也还要继续存在，而且文化日益前进和高涨，分工还会日益严密，新科学和边缘科学还会日益倍增。我们应肯定分工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分工制的局限性和流弊（这些流弊马克思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里论“异化”时已多次指出过）。如何发扬分工制的优点和消除分工制的流弊是我们科研工作中的一项艰巨的任务，还有待逐步解决。
分工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产生的流弊之一是主体反映客观世界的歪曲，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作为客观存在在人脑里的反映，必然要受当事人主体方面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阶级地位，文化程度，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乃至个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情况等等。因此，主体反映对客观存在不免有所歪曲而成为“首足倒置的”“折光的反映”，其中有些有片面的真理，有些只是幻想或谬论，人类思想史中就充满着这种幻想和谬论。例如“神”，“天意”，“命运”，“天才”，“普遍人性”，“永恒真理”，“先验的真理”，“超验的纯理性”，“理性的王国”，“孤立的个人”之类“天经地义”曾迷惑过多少人，造成多少灾害！在美学史领域也是如此。对这种幻想和谬论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想要幻想和谬论在世上绝迹，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幻想，相反相成，这就是辩证的道理。有正有反才有矛盾，才能推动历史发展。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群众的实践，根据实践，世世代代的人对过去的思想体系不断地进行检验和批判，因而不断地克服错误，逐渐接近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毛 泽东同志都费过大量的精力去批判过去的幻想和谬论，上文所举的那些幻想和谬论都是他们所批判过的。试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如果不批判一系列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能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吗？不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他们自己的影响，能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一切思想工作的任务（包括研究思想史）就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工作，这样才能把各门科学逐步推向前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想到这里编者就打消了怕蹈追溯“纯思想线索”那种唯心史观覆辙的顾虑，“纯思想线索”的要害在于“纯”，“纯”就要排外孤立，就要否定“物”而独尊“心”，蔑视思维以外任何历史动力。如果把倒置了的心与物的关系摆正了，思想线索还是客观存在的，思想史对它还是要清理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光辉著作里都替清理思想线索的思想史作出了光辉典范，每个研究思想史的人都应把这些典范当作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南和衡量自己研究成绩的尺度。如果拿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自己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思想史著作，那就还有天渊之隔，这部《西方美学史》就更是如此，如果在这些著作上面贴上“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光荣的标签，那就未免把思想史研究工作看得太轻易了。“虚心使人进步”，要想进步，还是谦虚一点为妙。首先我们对自己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要认识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还学得不够，对严格运用唯物史观所绝对必需的文化知识和专业资料都还太贫乏。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5），为此就要“详细地占有材料”。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我们的毛病在于“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情况的浓厚空气”，“瞎子摸鱼，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16）这里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学风和文风，万恶的“四人帮”长达十年之久的横行霸道把我们的思想阵线搞得混乱不堪，现在首要的任务仍是彻底扫除他们的流毒，才能整顿好学风和文风，来保证我国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分工制带来了单干，分散，重叠，闭门造车和浪费人力等现象也还有待克服，克服的办法只有仿照计划经济来实行计划科研，仿照生产社会化来实行科研社会化。编者多年来一直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对学术界一般实际情况的观察，来考虑在科研中如何发扬分工制的优点，克服分工制的流弊这个问题，认为全国规模的计划科研和科研工作社会化是今后必由之路，而现在这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各种科研规划会议所探索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之下，按周密的短期和长期规划，分期安排人力进行全国规模的集体分工协作，第一步宜组织人力搜集和翻译必需的资料。培养这方面的新生力量也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自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形势一派大好，工农业和科技方面已初见成效，社会科学也势必很快就跟上来。我们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干起来。步伐必然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质量也必然好得多。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预言过：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重点引者加）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17）
祝愿我们将会是这个伟大预言获得实现的见证人，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而且也在社会科学方面，同心协力地踏上这样光明的前途！
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五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七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一至四七四页，掘得德文对译文略有校改。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二至八三页。建议将译文改动一下，“……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在这基础上坚立着上层建筑，与这基础相适应的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这是按原文直译，不至产生上层建筑等于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只适应上层建筑的之类误解，原文“现实基础”是放在前面作为“经济结构”的同位语，而译文把它挪至句尾，“与之相适应”的“之”字，依中文代词少有放在所代词之前的习惯，就有可能被认为代上文“上层建筑”，而实际上“之”字仍是代”现实基础”的。
（5）《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四三页，查原文，“经济制度”，应改译为“经济体系”（或结构）。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至五○一页，按原文对译略有修改。
（7）梅林本人也曾有过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但不属于敌人之列，恩格斯在对他进行同志式的开导。
（8）指马克思在《序言》里，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里和列宁在《马克思的三大来源和三个重要组成部份》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三段话。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五页。
（10）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六六页。
（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二至五三页；恩格斯给梅林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一页。
（1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三一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一页，译文略有校改。
（1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三页。Ideologie旧译为“思想体系”，似比“意识形态”较醒豁，实即指“社会意识形式”。有些著作把思想家称为“意识形态制造者”。
（15）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八七页。
（16）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五四页。
（1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五八页。
第一部分 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
第一部分 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
第一章 希腊文化概况和美学思想的萌芽
一 希腊文化的概况
希腊美学思想，就有历史记载可凭的来说，发源于公元前六世纪，极盛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即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时代，它是和希腊社会经济基础和一般文化情况密切联系着的。
西方古代文化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地中海东部爱琴海一带的岛屿以及希腊半岛（巴尔干半岛）。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在公元前三千纪到二千纪，发生过民族大迁徙，在希腊南部发展出古典文化的民族大半是由爱琴海各岛屿以及由半岛北部移来的。他们带来了他们原有的奴隶制度，在侵略战争和殖民扩张之中又不断地把战俘变成奴隶，替他们畜牧耕作和进行其它方式生产。姑举文化中心的雅典为例来说，在公元前五世纪，它的全部人口约四十万，其中奴隶就占二十五万左右，剩下的十五万人之中有一部分是自由民，奴隶主只占少数。
希腊早期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对自由民的强取豪夺，财产日渐分化，农业的发展日渐趋向土地集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土地贵族阶级。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即我们要研究的美学起源的时代，希腊经济基础开始发生激烈的变化。由于战争的频繁（其中最长久的是波斯战争，这是由于雅典势力扩张到小亚细亚，和波斯发生利益冲突所引起的），交通的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象雅典那样拥有海港的城邦里，农业经济日渐转到工商业经济。这就带来阶级力量对比的改变：原来经营农业的贵族奴隶主就日趋没落，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就日渐上升。这新兴阶级代表当时进步的力量，与地主贵族阶级争夺政权，这就形成两大政党——民主党与贵族党。所谓“民主”也只是“有限的民主”，即奴隶主内部的民主。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这两党力量的对比在希腊各城邦之中并不平衡。就两个最强盛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来说，斯巴达还主要靠农业，所以贵族党占优势；雅典主要靠利润较大的工商业，所以民主党占优势。希腊各城邦（一般很小，只有几万人口）大半环绕着斯巴达和雅典，形成贵族党和民主党两个对立的阵营，斗争往往很尖锐，酿成绵延不断的内部战争。希腊文艺家和思想家在政治上也有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在我们所要研究的美学思想家之中，大半属于贵族党，只有德谟克利特可能是例外。
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文化主要是奴隶主的文化。他们靠奴隶劳动，所以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希腊文化起源是很早的。希腊民族在原始公社和氏族社会阶段，就已经有一套丰富而完整的神话。这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它“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1）
这套希腊神话有很大一部分保存在荷马史诗里。荷马史诗从公元前九世纪便已在人民中间口头流传，到公元前六世纪才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