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恰恰这个时代，好景不长；蜜月不能持续长久。人们又走上正常的生活。人们终究不能无休止地、日复一日地示威游行，或者无休止地打内战。个人的生活状况反映着社会的条件。喧嚣混乱对于经济的发展并无补益，而政治的不稳定则唤起恐惧。希望防止泪流成河的善意的尝试受挫失败。起初，普遍的情绪开始动摇，然后它就发生转变。有时，一个外部的政权进行干涉，这样一来，虽然不能使革命完好无损，但是至少使乌托邦完好无损。有时，某一个雅各宾派从内部、从分崩离析的多数派手中接受统治。难道“人民政权”本身不是一种矛盾吗？于是，关于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种种漂亮的高论，就变成为一种替新的恐怖政权所作的辩解。这可能是一种“暂时的”专政，面临外部的威胁，是一种紧急状态，或者是在失范中的一种魅力统治（Charis…ma）；无论如何，它导致新的不自由。光阴荏苒，岁月不居，只有晚出生的人们后来才觉察到，尽管有这种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革命的第一天被宣布为公众的节日。然而，参加革命的一代已失去了他们的幻想；他们试图在麻木顺从、筑造个人的幸福安乐窝和偶尔的、徒劳的抗议之间苟且生活。
哪怕这种描述有一半是正确的，那么人们要问，究竟为什么有人还要革命。现在是否有很多人想要革命，这没有把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欢迎打断日常的生活常套，那是由于恐惧和忧郁的预感占据上风。如果说，狂风骤雨中断了长期的高温和干旱，那么，人们虽然喜欢下雨，但是，他们宁愿每天都有一点儿雨，而不喜欢狂风暴雨中的电闪雷鸣和冰雹。无疑，并非人人都相同。总是有一些喜欢浮想联翩的人，他们在社会的暂时动荡中，比在牢固安定的社会里，找到更多的乐趣。有时，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自行组织起来。此外，对于很多人来说，令人不寒而栗的革命是一种被禁绝的刺激。是的，在某种方式上，革命甚至是希望的代名词，是生活的那种不可或缺的原则。谁知道，真正的革命有朝一日也许会到来！难道美国革命总的来说不是一项成就吗？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里，1989年的革命情况又如何呢？
现在，这类问题和考虑基本上是无所谓的。人们不会被询问他们是否想要革命。倘若没有别的出路，革命就会发生。实际上，革命就像风暴或者地震。诚然，革命是人为的，但是，人们总是在某些他们只能极其有限地加以控制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人类必然只给自己提出一些它也能解决的任务。”
写出这句话的人就是那位对革命作出了一种既超凡卓绝又是错误的解释的作者：卡尔·马克思。幸运的是他的错误令人感兴趣，值得作批评性的探讨。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部分：社会政治部分和社会经济部分。这两部分都是了解现代社会冲突的关键，虽然马克思衔接这两部分的方式和方法十分令人怀疑。这些变革理论因素与现代的两面性有关；这无异于公民的两面性，他既作为市民（burgher）或者资产阶级，也作为城邦公民（citoyen）或者国家公民。这两个概念将陪同我们，贯穿全书，因为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的先行者，另一个则是平等参与机会的先行者。德语词“burgerliche
Gesellschaft”把两者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因而产生混乱，这是很糟糕的，尽管它原先无非是古代的“soci－etas civilis”的翻译，古代这个词在益格鲁萨克逊语言中继续以“civil society”存在着。
因此，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它的第一部分与社会的阶级相关。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两个阶级相对立。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已准备好进行斗争；它作为一个现成的阶级——“自在的和自为的”阶级——是从前一个时代产生的。另一方面，被压迫的阶级在其能够接受挑战进行斗争之前，必然要首先经历一个不同的形成阶段。间或发生的暴力，加速着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进程；潜在的利益变得日益明显；“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种情况在多大的程度上发生，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冲突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化。有一段时间，冲突依旧处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随后成功的天平就开始倾斜。被压迫阶级进一步强大；统治阶级的个别分子甚至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地位，最后归附于对手的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一切社会科学家在他们的理论里，对于如何确定他们的作用都感到为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于是，最终的战斗开始了，革命性的变革使前面那个时代结束。过去的统治阶级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过去的被压迫阶级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站稳了阵脚。
然而，阶级冲突并非虚无飘渺；阶级斗争的士兵在某种意义上是傀儡，他们受到看不见的社会力量的驱动。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的第二部分。统治阶级代表着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典型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统治阶级对于让事物保持原封不动感兴趣，所谓“事物”，首先必须理解为创造富裕的现存的方法，赋予这些方法以稳定性的法律，以及处于这些法律之后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被压迫的阶级从新的“生产力”中吸取它们的力量。一切有前途的和促进变革的东西都属于生产力，即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游戏主持人。有一段时间，生产力在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关系中得到适当的表现；但是，潜力不再听任现实摆布的时刻很快就到来。这不是一个无害的、自动的进程。毋宁说，现实的财产关系和权力关系遏制着满足人们需求的潜力。本来，很多人可能感到会过得更好一些，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现实和潜力的协调一致程度减少多少，阶级冲突的强度就增加多少。革命不仅是表示抗议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的极端形式，而且许诺推行新的社会组织的方式。革命打开被旧制度压制了的机会的大门。
在科学方法的美学的范畴里，这是一种很漂亮的理论。人们可以称它是少数理论的一种，社会科学的古老的梦，在这些少数的理论里，正在变得梦想成真，这种社会科学在解释力量方面可与自然科学同日而语。然而，可惜，十分可惜，理论应该解释的各种事件违背它的要求，由它所预言的发展并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
一根小小的松散的线头就足以拆散这幅精美的织物。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下述观点：革命的爆发总是在被压迫者的生活条件达到其最低点时发生。为此目的，马克思甚至玩弄文字游戏；（穷人）最“贫困”（Not）的时刻就是（改变）的“必要性”（Notwendigheit）最大的时刻。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毋宁说，遭遇最大贫困的人与其说是积极主动的，不如说是冷漠昏庸的，而毫无希望的压迫制造着对暴政的大沉默。当出现小小的变化时——也就是出现一种希望之火星、激情之火星时，并且大多数也是在权势者一方显示出软弱迹象的时候，在发出政治改革信号的时候，革命才爆发。
出现这种错误并非偶然。它与一种理论的基本弱点息息相关，这种理论永远不能挣脱假设“时代”或假设“制度”的巢臼。无疑，马克思知道，社会的关系在持续发生变化。他甚至描写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果没 有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它就不存在”。然而，这对他和他的门徒们来说，仅仅意味着实际的。功能的适应不可分割地属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的一部分。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本身才能得到证实；它在革命的时刻才消失。在这一时刻来到之前，“早期资本主义”可能变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甚至是“后期资本主义”，或者也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甚至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它仍然总是资本主义。用一种变魔术的手法，这种理论就变为人所共知的真理，即变为定义。只要没有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消失。“真正的”改变必然是革命性的改变，直至发生这种改变之前，根据定义，各种旧的概念还保持着它们的效用。
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提到了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假定出一些分析性概念。它们并没有用来以理论的探照灯去照亮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和种种要素；毋宁说，它们与现实相互混淆，本末倒置了。实际上，当然从来未曾有过诸如资本主义这类东西，而是总是仅有一些经济和社会，它们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可以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历史主义的贫困在于，它使它的追随者们变为瞎子，从而对现实世界缺少想像力。在理论上，历史主义导致没完没了地替各种本能使自己保持浮在水面上而不沉沦的解释寻找救生圈。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决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消失问题，他们为此绞尽脑汁，搞得头痛万分。实际上，历史主义导致僵化，把决裂和革命作为“现实变革”的据说是惟一的方法，同时，不仅是在一般人的生活现实里的经常性的变化，而且整个社会的较为悄悄发生的结构的变化，它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太漂亮了，不能应用；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与历史的经验很少有瓜葛。
这位作者从哪儿得出他的理论？部分当然是从他的祖师爷黑格尔那里获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在1848年之前的进步岁月里也好，在此之后的反动年代里也好，其阴影都笼罩着德国人的思维。黑格尔成为教条主义思维的心胸偏狭的典范，但是，那些企图把他从头到脚颠倒过来的人，也没有摆脱他的金箍咒。马克思至少也部分处于间接经验的影响下。他生于1818年，成长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远处传来的法国革命的隆隆雷声尚未销声匿迹。当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时，他很快就发现了18世纪的另一个戏剧性的变革，即工业革命。人们几乎可以看出，这两个事件如何开始在他的头脑里叠加在一起。在巴黎，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第三等级要求在等级议会有更为适当的代表背后，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搞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新的生产方法帮助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力取得突破。面对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新的契约形式、商品和劳动交换的新的需求，面对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阶层，封建纽带的束缚，当然也包括行会和社团规则的束缚，以及重商主义传统的束缚，都破裂了。于是不管人们是否想谈论革命，一种演变理论的两种要素都聚合在这里。
很久以来，“革命”这个词早就被用于戏剧性演变的两种十分迥异的形式。第一种叫做深入的变迁，即一个社会的核心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需要时间；另一种形式是迅速的演变，尤其是在数日或数周之内，通过显而易见的、经常是暴力的行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物们的循环替换。第一种形式可以称为社会的革命，第二种形式可以称为政治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工业革命是社会性的，法国的革命则是政治性的。但是，二者并非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发生。显然，工业革命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也带来政治的演变。其中包括新的生产形式的代表要求不再被排除在法律的制订和立法的过程之外，这一过程要确立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准则。相应地，法国革命的某些题目也是社会和经济性质的。其中包括为公共开支筹措资金，筹措资金又提出国王的作用问题（关系到国王的财政预算）以及教会和贵族的作用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能排除戏剧性的变化。然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1688年政治革命之后很久才发生的，而法国的政治革命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解放强大的经济的力量。相反，它在长达数十年之久阻止了法国经济发展的现代进程。
市民，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是资产阶级？难道它不是在这两次革命背后的推动力吗？也就是说，难道没有一个阶级，同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和要求政治的权力吗？让我们在这一点上首先撇开下述的事实不讲：18世纪自我觉醒的资产阶级很难描绘为一个像后来的无产阶级那样的被压迫阶级，因此，市民或者资产阶级的社会形象是值得注意的，而且也恰恰从现代的两面性角度来看值得注意。
为了充分利用技术和劳动分工的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