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袁世凯的人。然而，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62页），他到处演讲，声言要组织清一色的国
民党内阁，且不讳言“加强党务，宣传夺权”。袁世凯此时虽未萌称帝之心，但绝不甘心做一个内阁负责制下的“虚君”，
因此，宋教仁旋即被暗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并无证据表明袁世凯直接下令杀宋；然其事为“袁党”主谋，则事
实确凿，不容诡辩。不过，孙中山因此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在唐德刚看来却是大大的不对。他借用袁世凯的
话，说：“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权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
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孙中山此举，不啻视法律如废纸，欲以军事手段
代替刑事侦判，直可称之为“叛军”矣。袁杀宋固为一错，国民党以暴易暴，也是一错。唐氏乃曰，“历史不是数学，
两负不能变成一正”，“此例一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杨度尝谓，宪法之可
贵，在于“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君宪救国论》）；梁启超很佩服这句话，说“于立宪
精意，能一语道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孙中山固为“贤者”，然罔顾国法，虽“为善”亦无足取也。至此，
“第一次内战”开始，袁世凯与孙中山彻底翻脸。两方军事实力对比，国民党莫望北洋之项背，故不期月，袁世凯便平
定了“叛乱”。孙中山奔日本，开始“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83页）。战乱虽平，袁世凯之心却不能平：原来，共
和之世，大家仍不讲法律，犹“须由枪杆决定一切”，这与帝制有何本质区别呢？此可谓为时所逼，袁世凯渐萌背叛共
和、转回帝制之心。
袁世凯身边，善于揣摩上意（readhismind ）者，不乏其人，杀宋教仁固然是他们的功劳，推动帝制当然也少不了
他们。除了众所周知的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他们还从美国引进一位高人，为帝制给出了学理上的根据。此人便是一流
政治学专家、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後来差点被推选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古德诺教授（F。J。Goodnow ，1859—
—1939）。他被请到中国作了一年半调研，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广征博引，结论曰：“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
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
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951 页）。吾国近代一直有崇洋之风，流被所及，袁
世凯亦不例外。民主先进国家中第一流专家今亦赞同帝制，对此前“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170 页）的袁世
凯来说，不啻服用了一颗超级大力丸，再经其子袁克定、智囊杨度等狂热分子一通天花乱坠的鼓吹，袁世凯终于把持不
住，做出遗臭万年的事体。此可谓为人所诱也。
当然，虽可谓被逼被诱，袁世凯决不能以吾国足协惯于借口之“负该负的责任”逃罪，他必须负全责，盖“士君子
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152 页）。不
过，唐氏之议论若止于此，犹算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他的高明，在于厘清史事，取得对袁氏当国的“同情”後，
能够表示出对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辛亥革命後，绵延数千年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但中国要
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即完成第二次“转型”——仍需很长很长的时间方可奏功。袁氏痴梦固不久长，百年亦嫌其短
矣。
唐氏之论，固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然其确具“同情之理解”，不愧为“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则窃心
许焉。简雅可诵之文字，引今证古之妙喻，尤其馀事耳。
黄仁宇的三道屏风
在《汴京残梦》的篇首，黄仁宇自问：“你写的是小说，还是历史？”自答：“历史小说”；随後，他简要说明小
说与历史的同异：“历史只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历史小说虽不离现实，但是要兼顾应否如是展开，是否另有门径”。
窃谓：“何以如是”与“应否如是”，便是历史与文学相互划限的标志；而“另有门径”，则是历史小说赖以区别
于其他小说类型的不二法门。前者易了，後者，请为赘言数句。历史小说略可分为三类：一、以史上真有其人者为主人
公，为他写一部文学的传记，如姚雪垠撰《李自成》；一、以史上真有其事者为叙事主干，写一部文学的“纪事本末”，
如李敖撰《北京法源寺》；一、以史上真有其事者为背景，以史上真有其人者为配角，作者虚构出一个主人公，用以贯
串始终。前二者固亦讲究虚实相济，但实者八九，虚者一二，虽曰小说，仍不脱历史的范围；第三类却是虚者实之，实
者虚之，细节全可落实，整体不无虚诞，较诸前二者，更具文学的韵味。斯即黄仁宇所谓“另有门径”也。
然此种“门径”并非黄氏新创，至迟在宋代，便已见到雏形。《太平广记》卷四十“陶尹二君”条，讲了一个“古
丈夫”的故事。据其“自述”，他本是秦朝人，幼年时被徐福选入五百童男之列，航海求不死药，途中，见“鲸涛蹙雪，
蜃阁排空”，因而心生恐惧，“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改易姓名，攻读儒书。不数年，即遭焚书坑儒之祸，“又
出奇计，乃脱斯苦”。随後，再改姓氏，以建筑为业。不幸的是，旋即碰上修筑长城的苦差，不得已，“又出奇计，得
脱斯难”。此後，再改姓名，转作工匠，哪晓得修建秦始皇陵，他又被征召，只得再“出奇谋，得脱斯苦”。从此，他
隐居华山，以柏子、松脂为食，渐能凌虚蹈空，俨然神仙，直至唐代，与人邂逅山中，自述履历，方才留下这段“传奇”。
此种“门径”，亦尝为好莱坞电影借鉴，如《阿甘正传》——ForrestGump ，改编自美国历史小说名家温斯顿？格
鲁姆（WinstonGroom）同名小说——以数十年美国史为背景，以纪录片中历史人物为配角，而以虚构出来的阿甘作为主
人公，将这些真人真事连缀的天衣无缝。踵事增华，《阿甘正传》胜于“古丈夫”自述多多矣。
钱锺书曾为“古丈夫”下一定义，称为“虚拟传主”。阿甘则可视作变本加厉之“虚拟传主”，同理，《汴京残梦
》的主人公徐承茵亦属此列。然而，黄仁宇笔端驱使之虚与实、人和事，尤有更值得一说的地方，那就是“‘三道屏风
’的秘诀”。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供职翰林，是《清明上河图》的作者（《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一）。除
此以外，今人对他再无所知，黄仁宇亦不例外。不过，这并不妨碍甚至更便于黄仁宇借张氏之口讲出《清明上河图》的
创作“秘诀”：“任何景物都可以区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三个阶段”，表现于画幅，恰如在“三
道屏风”上“分别画出近、中、远三处事物”，再合而观之。知晓了这个“秘诀”，我们再去看《清明上河图》，便可
看出：“画幅不仅有了近、中、远三种次序，也显示了皇都里贫富及介于其中不上不下的三个阶层”。《清明上河图》
是否真具有这种创作动机及审美涵义，姑且不论，《汴京残梦》的结构却可用“三道屏风”理论进行分析。
第一道屏风，是“远距离”——北宋末年的政治、经济情况。政治上：自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党争虽未平息，而宰相
权力大涨，足可控制局面；废科举，兴学校，拓宽取士之途；修武备，连金国，图谋“光复”被西夏、辽国侵掠的“故
土”。经济上：权相蔡京倡行一种积极财政政策（“丰亨豫大”），通过大兴土木、“美化汴京”、调高官吏俸禄的方
式，令首都… 外郡、皇室… 民间之间的财货加速流通，欲达到“劳民并不见得伤财”的效果。于是，在京士流莫不知
“今日朝廷之所作为，旨在富国强兵”。
第二道屏风，是“中距离”——宋徽宗宣和年间的东京汴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城建极为出色：“举目则
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市民十分安闲：“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手工业发达：“修造则创建
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消费力高企：“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娱乐项目丰富：
“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此外，还有一项冠绝列代的盛况：“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孟元
老《东京梦华录自序》）。
第三道屏风上的“近距离”事物，则是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的爱情故事。按，柔福，宋徽宗第二十女；帝姬，即前代
的公主。政和三年，蔡京建议，以公主称号为“不典”，始改为帝姬。南渡後，又改回公主（《文献通考》卷二五八）。
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入汴京，将徽宗、佶宗以下后妃、皇族三千多人掳至北方，柔福帝姬即在其中。十五年後，柔福
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其间，柔福曾下嫁徐还（《宋史》卷二四八）。黄仁宇称：有人说，徐还即是本文的徐
承茵。以此之故，才有了《汴京残梦》这部小说。徐还之名，只在《中兴小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等
幾部史书叙及柔福下落时提到过一次；徐承茵，则从未在记叙宋代历史的书中出现过。柔福虽是史上有名人物，其生平
行事却不详确，不足称述。黄仁宇乃将这对一虚一实的男女，置于北宋末年仿如工笔界画的背景之中，撮合一段爱情故
事，从而完就“三道屏风”合为一幅的文学景观。至此，读者稍一思之，不能无疑：作者费恁大气力，就为了编一段国
破家亡背景下的奇情故事？吾尝再思，略有一得，质诸同好。
先请比较小说主人公与小说作者的履历及生活时代。徐承茵，生于败落之家，未尝科举中进士，出身不算“正途”。
学画，小有成，因此得入翰林院，然不被其他翰林尊重，笑话他是“杂流”。靖康难作，乃投笔从戎，却寸功未立。最
後，寻找爱人，潜赴敌国，不知所终。黄仁宇，出身于一个“贫穷”——不曾饿过，却少有特殊享受——的家庭。其父
曾加入同盟会，後对革命失望，成为一个顾家男人。少年黄仁宇酷爱绘画，成年後结习未除，常于自撰书籍中插入手绘
图画，《汴京残梦》中即有数十幅线描作品。十八岁，入南开大学读电机工程，不久，因日军侵华，缀学回乡。1943年，
从军，任参谋等职。抗战胜利，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员，後被选送美国某军校。自三十四岁後，入密歇根大学读历史，
历十二年，获博士学位。在美国，黄仁宇屡屡不被学界主流认可，四处碰壁，及至晚年，方以《万历十五年》享誉华语
世界。由此可知，徐与黄二人之出身、个性、爱好、际遇，固极相似，及其所遭遇之家国大难，亦堪同揆。那么，黄仁
宇费恁大气力，写出如许一个徐承茵，有何意义？
倘若读者以《汴京残梦》中叙及政治、财政的段落与《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撰）中论及宋代的章节一
一比照，将《汴京残梦》与《黄河青山》（黄氏自传）对勘，甚者调适徐、黄二人的履历，“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
那么，是否能感受到：徐承茵的故事，因“三道屏风”的设计才获得纵深感及生动性？而黄仁宇的学识、性情乃至梦想，
则在设计“三道屏风”时获得酣畅淋漓的表达？读者所感之是与否，非我所知。但是，我要提供一个细节（黄兢存《我
的哥哥黄仁宇》，载《南方周末》），用以纪念黄仁宇这位“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王春瑜《琐忆黄仁
宇》，载《南方周末》），以及这本题名“李尉昂”（黄仁宇笔名）撰的小说。
2000年1 月8 日，黄仁宇夫妇驱车至纽约某间电影院看电影，甫至大堂，黄仁宇即晕跌，急送医院，遂告不治。这
一日，黄仁宇欲看的电影名为SnowFallingOnCedars ，中文译名：爱在冰雪纷飞时。
张荫麟的幸与不幸
或曰，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
年》卷一）。或曰，上世纪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