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不过毁其
书而止，并无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办”。然则，後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
害？
此外，乾隆朝文字诸狱中还有一些案例，则既非统治者借刀杀人（如雍正年羹尧、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严密，
因寻章摘句得罪。此类案例，借用周树人的术语，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
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
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他并举“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为例。冯起炎，山西临汾县生员，闻弘历将谒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县），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
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实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之作，固无足论，惟末附一段“自传”文字，煞是有趣，略谓：“臣
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
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
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
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
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
“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
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冯生要跟皇帝讲平等礼，故告诉弘历，臣“字是南
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还认皇帝做“老友”，请他顺手帮个忙，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将
两个表妹（张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凤）娶进家门。不仅此也，他还很有襟怀，表示，即算皇帝帮不上忙，他也不会
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强乎？”），也就那么一说而已（“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冲突御驾、以意解经、请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树人语所谓“卤莽”、“迂儒”和“不识忌讳”。他也因此
稀里糊涂堕入文字狱（“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遂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其人可悯，其遇
可悲，然其事不无可议。冯起炎之所以这么做，自有其逻辑：帝制时代有两个词，一曰“君父”，一曰“臣子”，这是
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冯起炎既自认为臣，则不妨事君如父，作儿子的请父亲做主搞定一桩婚事，恰又符合“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这就是他的逻辑。然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为子，则未必然。于是，周树人才会用“隔
膜”二字定义此类文字狱。
由此可知，文字狱之构成，略有三端：一则因君主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乃挑剔文辞细故，借刀杀人；一则士人遣
词造句，有意无意触犯忌讳，因而得罪；一则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惨案。然谓此即能摧折士气以至于无，
从而造就乾隆以降“万马齐喑”的“衰世”，则犹嫌说服力不够。略以乾、嘉学术之兴盛为例说明。乾、嘉之际，为近
代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整理、复原古籍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讲求实事求是、无
征不信的学风，直到今天还发生影响。有探究其故者，常谓此因专制政权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导致学者对现状噤声，
竞相埋首于故纸堆，阴差阳错，这才出现一个学术上的“盛世”。文字狱倘有如此功效，则战国、宋、明等代，并未出
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後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
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後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
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
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
在理路”也很重要。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
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
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1 ）
引子1900年8 月17日，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著半旧黑色
湖绉锦袍，“髪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
“寒气凛冽，森森入毛髪”，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
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
“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
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
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後，“帝党”中人虽
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
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
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
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
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
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二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
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
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 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
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
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
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
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後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
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後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
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
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 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
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
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
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
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
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 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
清代二百馀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
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
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
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
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
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
（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
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
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
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 月12—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
“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
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幾乎被全部批准，径可
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 月29日，谕：今後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2 ）
张之洞是急先锋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
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
（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唯一方
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後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